非执行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职能发挥

非执行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和关联非执行董事,二者都拥有区别于执行董事的独特职能。国家监管部门应当进一步强化独立非执行董事制度,同时建立关联非执行董事制度,以丰富董事会的治理机制,完善公司治理。

非执行董事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基于非执行董事视角,在委托代理框架下,研究非执行董事的监督效应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会成员中的非执行董事扮演了股东'代言人'的角色,对企业技术创新存在积极的推动作用;但非执行董事的治理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企业股权集中度和管理层权力的制约,即在股权集中程度更高以及管理层权力较大的企业中,非执行董事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相对降低。拓展检验还发现:非执行董事监督与管理层股权激励存在互补效应,共同推动企业创新;由于中国民营企业的股权结构更加集中,非执行董事对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作用更加明显。

非执行董事对超额薪酬影响研究——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2010~2015年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非执行董事对管理层超额薪酬现象的监督效果。研究发现,相比于独立董事,非执行董事对管理层超额薪酬的监督抑制作用更为明显。从股权结构视角出发,研究股权制衡与机构投资者对非执行董事作用的影响,发现较高的股权制衡度反而会抑制非执行董事的监督效果,而在不具有稳定型机构投资者的上市公司中非执行董事的治理作用会更加显著。本文的研究可丰富董事会治理机制的学术文献,也可为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机制提供新的启示,对有关政策制定部门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集权式股权结构会影响信息技术企业创新吗——非执行董事的中介效应

中国企业普遍具有高股权集中度。基于双重委托代理理论,以Osiris和CSMAR数据库中国信息技术类全球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不同集权式股权结构对企业创新的差异化影响,以及非执行董事在二者关系中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绝对集权式股权结构更易形成控股股东的“支持效应”和大股东间“同舟共济”,体现为保守的创新投入和较高的创新产出;相对集权式股权结构更易形成控股股东的“掏空效应”和大股东间“同床异梦”,体现为较高的创新投入和较低的产出。基于中介效应机制的研究表明,非执行董事对创新投入的决策效应不显著,但对创新产出的“监督效应”显著,且非执行董事具有显著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两职分离能够抑制相对集权式企业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家族企业在相对集权式股权结构下的“掏空效应”和“同床异梦”更明显。

大股东非执行董事与董事会治理效率——基于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国有控股公司董事会建设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之一。文章基于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的大股东非执行董事这一视角,对国有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效率进行检验。研究发现:随着国有大股东所派出的大股东非执行董事在董事会中的超额席位的增高,不仅削弱了董事会的独立性和多元性,而且增强了大股东与大股东非执行董事间的利他主义倾向,提高了代理成本,最终导致董事会对经理层监督效率的降低。

关联非执行董事治理与过度投资、盈余管理

研究发现,由于关联非执行董事受大股东的委派而独立于公司经理层,可以发挥有效监督经理人的作用,因此关联非执行董事可以有效抑制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水平和盈余管理程度。实证检验的结果证明了理论分析的结论,即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关联非执行董事比例越大,公司治理效应越好,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水平和盈余管理程度越低。

非执行董事影响高管薪酬激励契约的选择吗？--来自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考察了国有上市公司的非执行董事是否会影响公司高管薪酬激励契约的选择。研究发现,非执行董事能够显著提高国有公司高管薪酬激励契约的有效性,抑制公司高管对于在职消费隐形激励契约的选择。进一步的分析显示,对于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的国有公司,由于货币薪酬契约的成本更小,且对于公司业绩的提升作用更大,因此非执行董事对高管在职消费激励契约选择的抑制作用更明显。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的国有公司,机构投资者发挥外部监督和治理的作用较弱,非执行董事抑制公司高管进行在职消费激励的作用更明显。

经理人股票期权激励、关联非执行董事治理与盈余管理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董事会治理理论,采用修正的Jones模型研究了关联非执行董事治理对经理人股票期权激励中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关联非执行董事可以有效抑制经理人股票期权激励草案公告前以及首次行权前的盈余管理程度。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关联非执行董事在股票期权激励中对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更显著。但管理层权力会阻碍关联非执行董事对盈余管理的抑制,而拥有财务任职经历的关联非执行董事在股票期权激励中对经理人盈余管理的抑制更为显著。

非执行董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以2010-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用OP方法测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探究非执行董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了股权制衡对非执行董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非执行董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呈正相关关系,非执行董事在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股权制衡削弱了二者的正相关关系。由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突出的委托代理问题存在一定的差异,股权制衡的削弱效果在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研究不仅为优化董事会结构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而且为企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新的视角。

产业政策、非执行董事与企业投资效率

新政治经济学提出,政府干预和产业政策能够改变微观经济体的行为。本文以十二五规划为研究背景,以2011-2015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研究了宏观产业政策对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并分析了公司的非执行董事对这两者关系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产业政策通过市场竞争机制以及管理层的行为影响公司的投资决策,而非执行董事作为董事会构成人员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能对管理层起到监督作用,缓解公司代理问题,维护股东的利益。

非执行董事与上市公司内幕交易——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内幕交易严重损害了资本市场的“公开、公正、公平”原则,备受各界关注。本文以2009—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件为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非执行董事对上市公司内幕交易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非执行董事能够显著降低上市公司内幕交易的发生;其次,不论是控股股东还是非控股股东委派的非执行董事都可以有效抑制上市公司的内幕交易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激励机制和外部监督机制对非执行董事抑制内幕交易的作用存在调节效应,二者均会削弱非执行董事与内幕交易之间的负向关系。本文的研究丰富了董事会治理作用和内幕交易的现有研究,为中国上市公司完善董事会治理结构提供了新的实践思路。

英国公司中非执行董事的职能

NED的职能一个时期处于逐渐演化之中,起初只是一个荣誉职位,后来发展为参与公司管理。非执行董事被认为具有很好的独立判断能力以及监督作用,有助于公司治理的改善。NED的作用主要有：改进公司治理结构、对公司中某些特定利益的保护以及抑制董事滥用权力。NED职能发挥的局限性在于公司管理人员控制着提供给NED的信息的质量、时间及数量、投入到公司的精力与时间、任命程序、与执行董事相同的利益背景以及激励机制的缺乏。英国通过广泛咨询与公开最佳行为守则改善公司治理,其改革过程也是逐步重视NED过程。

非执行董事、产权性质与企业过度投资

投资行为作为企业的一项重要的财务活动,对企业生存与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委托代理问题的存在,管理者的自利行为与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最终目标相背离。本文将董事会成员划分为执行董事与非执行董事。非执行董事代表的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会对管理层进行监督,进而有效缓解企业过度投资行为。此外,本文将对上市公司样本按照产权性质划分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研究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非执行董事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非执行董事的监督行为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中表现得有所差异。民营上市公司中,非执行董事对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具有监督作用;在国有上市公司中,非执行董事的监管作用被弱化。

专访长江实业独立非执行董事洪小莲:香港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角色将越来越重

大多内地人对洪小莲这个名字并不熟悉。但在香港,几乎知道李嘉诚的人都知道洪小莲。1972年加入长江实业集团,从李嘉诚的行政秘书做起,后升任总务经理、物业租售管理总经理,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已经成为长江集团的执行董事。

非执行董事怎么看财报?

把总资产当100%,把其他的各项资产都以其占总资产的比例来表示,就可以做成通用资产负债表;同样,把销售收入当成100%,把其他各项成本和利润都以其占销售收入的比例来表示,就可以做成通用损益表。使用通用报表在做纵向比较分析时,可以更容易从比例的变化中发现经营和财务问题;

论非执行董事对公司战略的参与

非执行董事参与公司战略是建立科学的治理机制、提高公司绩效、保护股东利益的有效手段。本文对非执行董事参与公司战略的动力和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考察了外部环境、公司绩效与非执行董事战略参与的相互关系，探讨了非执行董事战略参与的具体措施。并指出，CEO及高级经理人员应在公司战略的提出及实施方面处于主导地位，而非执行董事则应主要关注公司战略的评价。

非执行董事、代理冲突与慈善捐赠

文章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实证检验了非执行董事、代理冲突和企业慈善捐赠的关系。结果表明:非执行董事比例抑制企业慈善捐赠水平;代理冲突在非执行董事比例影响企业慈善捐赠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非执行董事通过缓解了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冲突,增强股东与管理层的利益一致性,进而降低企业慈善捐赠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削弱了非执行董事对企业慈善捐赠的抑制作用。

控股股东委派非执行董事能抑制盈余管理吗?

以2012-2017年沪、深两市A股全部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盈余管理的角度探讨了控股股东委派非执行董事的公司治理效应。研究发现,由控股股东直接派出的能够体现控股股东意志的非执行董事有效地发挥了对管理层的监督作用,能够显著抑制管理层的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司的代理问题。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这一现象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表现更为显著。为了控制内生性问题,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非执行董事的关键职能

非执行董事是有效公司治理的关键因素。令人瞩目的《cadbury报告》特别强调了独立非执行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贡献，它指出：“委员会相信，非执行董事的能力对于制定和坚守公司治理的标准特别重要。”《Higgs Review(2003)》也做了同样的论述．”一个与公司没有任何联系的强有力非执行董事小组是显著加强董事会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