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开放、技术性贸易壁垒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经济背景下,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成为强化国家创新能力的必要条件。以2012—2022年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金融开放、技术性贸易壁垒与企业数字化转型间的关系。研究得出,良好的金融开放环境能够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技术性贸易壁垒会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金融开放能够缓解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负向作用,具体体现于事实金融开放。异质性检验发现,金融开放对技术性贸易壁垒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正向调节效应在东部地区、制造业与非国有企业内更显著,在中西部地区、非制造业与国有企业内较不显著。

技术性贸易壁垒冲击下数字经济与国家对外贸易与融资--基于RCEP成员国的实证分析

伴随着世界经济下行风险的增加,技术性贸易壁垒已经成为影响全球出口贸易的主要贸易壁垒。随着科学与技术水平的不断上升,RCEP成员国中各国产品的技术规范与产品标准也随之提高,由此带来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会影响国际贸易。然而,已有研究大多仅关注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出口贸易的影响,而忽略了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在贸易壁垒机制下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此,利用2000—2021年RCEP成员国的出口贸易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下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对RCEP成员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贸易壁垒与数字服务出口竞争力:抑制效应及倒逼作用

由于权威的数字贸易规则缺失以及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数字服务贸易壁垒正在给我国数字服务出口带来挑战。基于2014—2021年OECD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行业投入产出表和中国数字服务进出口数据,本文从整体、数量、质量三个维度探讨了贸易壁垒对我国数字服务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发现,目的国数字服务贸易壁垒通过增加双边贸易成本,整体上对我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产生了抑制效应。具体来看,贸易成本上升造成我国数字服务出口产品和服务范围缩减,降低数字服务数量,但贸易成本上升引起了资源再配置,倒逼我国数字服务提升质量。我国应积极参与数字服务贸易国际规则制定,持续鼓励数字服务高质量发展,加快贸易强国建设。

数字服务贸易壁垒与全球价值链地位

随着数字技术与贸易的深度融合,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一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产生深刻影响。本文基于对47个国家2014—2021年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测算,实证分析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一国实行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性措施会抑制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该结论在进行稳健性检验之后依旧成立。从对不同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来看,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第一产业没有显著影响,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有负面影响,并且对第三产业影响更大。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服务贸易壁垒能够通过增加贸易成本、抑制技术扩散以及阻碍中间品交易畅通等渠道,降低一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本文为中国在数字经济时代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提供新的可能路径,并拓展了全球价值链理论体系在服务贸易领域的理论边界。

DSTRI视角下数字贸易壁垒对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

以数据为生产要素的服务贸易正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各国为保护本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采取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性措施高筑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数字服务贸易发展造成一定影响。文章以“钻石模型”为基础,选取2014年到2021年39个代表性国家①数字服务贸易的相关数据,实证研究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在总体以及细分领域中对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存在抑制作用,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细分领域对不同经济体的数字服务贸易发展存在异质影响。(2)市场总体体量、跨国资本流量有助于弱化发达国家数字服务贸易总体壁垒对数字服务贸易影响的抑制作用。其中,跨国资本流量增强发达国家电子交易类限制对数字服务贸易的正向影响,弱化发展中国家支付系统类限制对数字服务贸易的消极影响。

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贸易强国建设的影响——基于43个国家的面板数据

我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把握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性布局,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鲜明主题,贸易强国建设是我国当前国际贸易发展中的重要决策,需要深入研究并解决各种贸易壁垒,包括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研究数字服务贸易壁垒与贸易强国建设之间的关系对于推动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至关重要。对43个国家2014—202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实证检验数字服务贸易壁垒与贸易强国建设之间的关系。研究显示,数字服务贸易壁垒显著抑制贸易强国建设,国家创新这一中介变量在数字服务贸易壁垒显著抑制贸易强国建设的过程中同样起抑制作用。通过相关异质性检验,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贸易强国建设不产生显著影响,而对非“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贸易强国建设产生显著的抑制影响。因此,减少数字服务贸易壁垒、促进创新,特别是在非“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中,将是我国贸易强国建设过程中需要着重关注和改善的方向。为更好地适应数字时代的贸易环境,实现外贸高质量发展,向贸易强国迈进,应加强国际合作;进行数字技术研发与创新,降低技术壁垒带来的负面影响;推动数字技术培训和人才交流,打破技术壁垒;积极参与国际数字服务规则制定。

数字贸易壁垒的分类、测算框架与国际比较

近年来数字贸易快速发展,逐渐成为全球贸易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但也引发出对国家产业安全和数字安全的更多考虑。各国针对数字贸易制定了诸多法律法规和政策,形成种类繁多的数字贸易壁垒。诸多机构和学者对数字贸易壁垒的内涵、范围、分类和测算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就数字贸易壁垒分类而言,根据政策工具种类,可分为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根据政策措施的针对性,可分为专门针对数字贸易的政策措施与能够影响数字贸易的传统市场准入和投资限制措施。就数字贸易壁垒测算而言,ECIPE的《数字贸易限制指数》(DTRI)、OECD的《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DSTRI)、全球数字贸易促进指数等具有代表性,这些指标重点关注数字产品交易、跨境数据流动、隐私保护、本地化要求、知识产权保护、偏离国际标准的国家标准等问题。虽然上述测算方法有所差异,但结果均显示数字贸易壁垒程度与国家发达程度密切相关。中国目前的数字贸易壁垒较高,因此要在保护国家产业安全和数字安全的同时,分类分阶段降低数字贸易壁垒,加快推进加入CPTPP和DEPA等协定的步伐,从而促进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

数字贸易壁垒对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基于发达国家样本

数字贸易壁垒的强化,将会对服务贸易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本文使用OECD数据库的DSTRI,选取30个样本发达国家2014~2021年的数据研究数字贸易壁垒对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影响,结果表明:发达国家数字贸易壁垒总体对我国服务贸易总体竞争力存在显著抑制效应,且对我国细分行业竞争力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同时发达国家数字贸易壁垒下属细分领域对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存在异质性影响;最后,使用调节模型进行机制分析得到,我国与发达国家签署贸易协定能降低数字贸易壁垒对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抑制影响。

DEPA框架下降低技术贸易壁垒的经济效应研究——基于GTAP模拟分析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作为全球首项纯数字经济协定,兼具全面性及前瞻性的特点,有助于解决数字经济中的关键问题。文章通过构建GTAP模型,模拟分析加入DEPA后对我国宏观经济及产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加入DEPA将对我国的GDP和福利水平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随着成员国的增加以及技术贸易壁垒的减少,该影响也会逐渐增大。但是在数字化产业层面上总体呈现出负面影响,我国数字经济强国建设任重道远。

数字贸易壁垒对居民生活成本的影响和机制分析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全球贸易方式和贸易标的逐渐数字化,数字贸易规模逐年上升。但随之而来的是数据隐私安全和知识产权问题,各国纷纷出台相关数字贸易限制措施,形成数字贸易壁垒。利用2014-2022年50个经济体的样本,分析数字贸易壁垒对居民生活成本的影响和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贸易壁垒会显著提高居民生活成本,居民收入水平和国家治理能力越高、数字贸易基础设施越完善,数字贸易壁垒对其居民生活成本的影响越小;(2)基础设施与连接、电子交易、支付系统和其他方面的数字贸易壁垒对居民生活成本发挥作用,知识产权方面数字贸易壁垒对居民生活成本的作用并不显著;(3)基础设施与连接和电子交易的壁垒具有生产成本和贸易成本的中间作用机制,支付系统和其他方面数字贸易壁垒的影响只具有生产成本的中间作用机制。

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新兴服务出口复杂度的影响

本文利用2014~2021年51个国家服务行业的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新兴服务出口复杂度的影响。通过基准回归和稳健性检验,均证实发展中国家实施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该国新兴服务出口复杂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发达国家实施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该国新兴服务出口复杂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最后,根据研究结论给出进一步促进我国新兴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ICT产品出口的影响——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基于全球2014~2021年4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引入数字服务贸易壁垒指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实证研究数字服务贸易对ICT产品出口的影响。实证发现:数字服务贸易壁垒会显著抑制ICT产品出口,并且具有国家间的异质性: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抑制性强,非OECD国家比OECD国家的抑制作用更明显。文章还探索了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分政策领域对ICT产品出口的影响。基于此,本文讨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为降低数字服务贸易壁垒与促进ICT产品出口的提供有效的思路。

数字贸易对国际贸易壁垒的消解、重构及中国应对

在全球经济低迷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冲击下,世界各国普遍遭遇国际贸易萎缩并加强运用贸易壁垒实现价值追求和利益博弈。文章在梳理贸易壁垒的内涵、类型及演变特征的基础上,剖析了数字贸易对传统贸易壁垒的冲击与重塑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技术与国际贸易的深度融合在弱化乃至消解部分传统贸易壁垒的同时,催生出数字贸易壁垒这一新型壁垒。数字贸易壁垒的实施程度与数字技术的应用维度和深度密切相关,其在内容和形式上重构着国际贸易壁垒体系,制约着全球数字贸易范围的拓展和规模的壮大。中国在由数字贸易大国转向数字贸易强国的过程中,应积极打造数字贸易开放体系,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参与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从容应对数字经济时代的贸易壁垒。

数字贸易壁垒、区域贸易协定与服务出口增长——基于双边贸易的样本数据

本文基于双边贸易的样本数据,研究了数字贸易壁垒、区域贸易协定与服务出口增长的关系。根据研究可知:数字贸易壁垒对服务出口增长产生显著抑制效应。不仅进口国的数字贸易壁垒对出口国的服务出口产生抑制效应,出口国的数字贸易壁垒也有类似的情况。区域贸易协定能弱化数字贸易壁垒对服务出口增长的抑制效应,即表现出其引致的壁垒削减效应。但与此同时,区域贸易协定的壁垒削减效应存在时滞性,作用程度会随着协定签署的时间拉长而呈现先强后弱的趋势。

数字贸易壁垒影响实体经济出口复杂度的实证分析

数字贸易壁垒作为一种新型贸易壁垒形态,涉及领域广泛多样,对于提升实体经济出口复杂度形成一定阻滞。本文利用2000—2021年贸易企业的产品维度与行业维度样本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判数字贸易壁垒对中国实体经济出口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贸易壁垒降低可提升实体经济出口复杂度,且地区与企业存在异质性。数字贸易壁垒降低经由刺激技术迭代与纾解资金压力两大路径提升实体经济出口复杂度;另外,数字贸易壁垒降低既可经由产业下游协同提升实体经济出口复杂度,又可经由产业上游协同阻滞高行业集中率行业的实体经济出口复杂度提升。据此,应因地制宜、因时而动,制订差异化数字贸易壁垒应对方案;积极融入多边协定,切实推动数字贸易便利化改革进程;激发技术创新效能,着力提升实体经济出口复杂度。

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服务贸易进口的影响分析

数字时代的到来对贸易的监管提出新的要求,各国为保障本国数字服务行业的发展,相继制定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性措施,形成数字服务贸易壁垒。为探究其贸易效应,本文选取50个国家2014~2019年的面板数据,构建扩展引力方程,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给服务贸易进口带来的影响展开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数字服务贸易壁垒显著地阻碍了服务贸易进口;分政策领域来看,基础设施连通性的限制政策对服务贸易进口的负向影响强度最大;分行业来看,金融服务受到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的抑制效果最强;分国家类型来看,同为OECD国家和同为发达国家受到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的影响更显著;此外,互联网发展水平的升高具有削弱数字服务贸易壁垒贸易效应的调节作用。本文最后还针对研究结论就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数字贸易已成为国际贸易的新形态,为全球经济和国际贸易注入新的活力,各国开始有针对性地优化本土出口产品及贸易结构,并大力倡导企业提高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本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实证结果表明: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每提升一个标准差,会导致该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0.323%的提高,且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数字贸易发展水平会显著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同时,采用中介效应检验中的Sobel检验法进行实证分析,证明了科技创新在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

双重数字贸易壁垒:出口抑制与替代

数字贸易是国际贸易的新兴力量。研究数字贸易壁垒的贸易效应是构建贸易壁垒有效应对机制,实现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在Eaton and Kortum(2002)的基础上,文章构建了一个包含绝对贸易壁垒和相对贸易壁垒双重约束的数字贸易出口决策模型以探究双重数字贸易壁垒产生出口抑制与替代效应的内在机理。据此,文章运用2014—2019年全球49个经济体的数字贸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双重数字贸易壁垒存在显著的出口抑制效应,该抑制效应受到两者交互作用产生的替代效应影响,呈现出“跷跷板”现象。这意味着在数字贸易中依然存在着所谓的“贸易持续保护法则”。(2)双重数字贸易壁垒产生的出口抑制与替代效应在贸易类别、壁垒类别和国别收入层面上均存在着显著的异质性。(3)贸易成本是双重数字贸易壁垒产生出口抑制的重要渠道,国别TFP作为调节变量引发了双重数字贸易壁垒出口抑制的“逃逸效应”,而包含数字贸易规则的自由贸易协定产生双重数字贸易壁垒出口抑制的“弱化效应”。(4)双重数字贸易壁垒在出口二元边际上也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效应。文章的研究为全面理解数字贸易壁垒的多重贸易效应及其作用机制提供了新视角,为有效应对双重数字贸易壁垒提供了科学对策。

数字贸易壁垒会制约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利用2006—2020年26个国家数据,采用工具变量等方法分析数字贸易壁垒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贸易壁垒通过阻滞数字化技术应用、降低数字化投资水平两方面直接制约企业数字化转型。数字贸易壁垒增加企业经营成本,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延缓企业技术创新,从而间接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数字贸易壁垒对欠发达经济体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负面影响超过对发达经济体的影响,对高数字技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冲击超过对低数字技术企业的冲击。对于不同生产要素密集度企业而言,数字贸易壁垒制约企业数字化技术应用的作用具有显著异质性,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技术密集型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与劳动密集型企业;数字贸易壁垒降低数字化投资水平的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资本密集型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劳动密集型企业。

数字服务贸易壁垒与全球价值链升级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价值链数字化的大趋势下,探究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构建跨国生产嵌套模型分析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双重影响效应,并基于2014—2020年全球投入产出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全球价值链升级存在“抑制效应”与“保护效应”,主要表现在促进工艺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阻碍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此影响效应在经济体发展水平、行业以及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措施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需通过双边或多边谈判,加快数字贸易政策合作,合理设置数字管制壁垒,以期在多边合作机制下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