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理性投资者——美国证券法上重大性标准的演变

理性投资者标准与美国普通法上的欺诈存在密切关系。在普通法上,重大性判断存在主观与客观两个标准,理性投资者标准源于客观的重大性标准。在TSC案之前,联邦法院对于是否运用理性投资者标准认定重大性存在争议。在TSC案及以后的判决中,最高法院确立了一个客观的较高要求的理性投资者标准。从各级法院的判决与一系列非重大性抗辩中可以看出,理性投资者具备特定的知识与能力。理性投资者预设与传统金融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说'具有一致性,得到有效市场假说的支持,也是法院考虑集团诉讼的便利、减少诉讼负担等因素的结果。当然,美国部分学者也对于理性投资者标准提出了批判,认为实际中的投资者具有非理性、追求道德等方面的特征。美国法上的理性投资者标准对中国证券法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从执行改革看人身执行标的的拓展

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均认可了人身可以作为执行标的,但要正确引导当前的执行改革,还要法律的明确规定。同时在执行改革中要避免人身执行标的范围的扩大化,这就需要严格遵循合法、合理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