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内部控制问题及建议

自《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配套指引(以下简称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发布以来,我国企业内部控制现状有了大幅度提升。2012年财政部会同证监会发布通知,要求非国有控股主板上市公司在披露2013年公司年报的同时,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家化)作为2014年第一家出具否定意见内部控制报告的企业,具有典型性,为此,本文以上海家化为例,探究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在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提出建议和对策。

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为了降低成本并实现高管有效激励我们必须拥有科学合理的薪酬激励机制,随着非国有经济逐渐成为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前进的重要力量,如何保留、激励、吸引高管人员成为非国有企业亟须解决的问题。本文分析了高管薪酬激励的基础理论以及相关研究,同时结合我国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年报数据,采用回归分析对非国有控股上市高管薪酬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从而为合理设计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提供依据。

非国有控股公司国有资产不应成为审计盲区

国有资产正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国家经济政策的调整呈现出不同的资产组织形式。如国家不占控股地位的非国有控股公司,虽然公司中国有资产不占控股地位,但其资产价值并不一定低,这部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情况同样是国家资产管理监督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审计机关是政府的职能部门,肩负着对国家财产进行综合性经济监督的责任。目前,对这部分国有资产的审计还未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规定的审计职责范围之中。致使对非国有控股公司中国有资产的审计监督成为盲区。

国有及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利政策比较研究

股利政策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政策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文利用2008～2012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比分析国有控股及非国有控股两类公司股利政策的差别。结果表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平均现金股利分配率大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同时，股权集中度与国有上市公司的派现率正相关，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的派现率负相关。

分析师跟踪、产权性质与非效率投资——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选取2007-201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了分析师跟踪能否发挥其外部监督作用,缓解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研究发现,分析师跟踪与上市公司的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行为均显著正相关,并且对不同产权性质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有所不同。分析师跟踪影响国有控股公司的投资过度行为和非国有控股公司的投资不足行为,对国有控股公司的投资不足行为和非国有控股公司的投资过度行为没有影响。研究表明,我国的证券分析师未能发挥资本市场信息中介的监督作用,未能抑制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相反,分析师跟踪加剧了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

基于产权性质分类的上市公司债务治理效应分析

文章在分析了中国上市公司债务治理效应弱化的原因的基础上,根据产权性质对上市公司进行分类,通过回归分析,分别检验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债务治理效应存在的差异。研究发现,债务融资没有起到抑制经理代理成本和提高公司绩效(公司价值)的作用,没有发挥积极的治理功能;相对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债务治理效应较低。

终极控制人、机构投资者与关联交易的关系研究——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以2008-2012年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分别从关联交易整体和关联交易具体类型两个角度,研究了终极控制人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以及机构投资者对它们的作用。实证表明:终极控制人两权分离越大,关联交易规模就越大,且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对关联交易的需求要高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对其产生了制衡作用,其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制衡要弱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对三类关联交易的选择各有偏重,机构投资者对它们各自的制衡也存在差异。

市场化程度、所有权性质与成本粘性——来自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成本粘性是一种重要的经济现象。本文通过选取我国995家A股上市公司2008～2011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所在地市场化程度和所有权性质对上市公司成本粘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不同地区的公司成本"粘性"行为存在着明显差异,上市公司成本粘性与其所在地市场化程度负相关,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成本粘性与其所在地市场化程度的负相关关系更为显著。

公司治理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

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重要影响.国有控股公司和非国有控股公司控制主体性质的不同,导致了公司治理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产生不同的影响.基于2006—2008年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检验了2种不同控股性质公司的公司治理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不同影响.

国家不控股的股份制：国企改革的有效途径

一、国有企业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析(一)国有企业进行股份改组,只求换牌筹资,不求改制我国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公司,既有与其它国家上市公司一样的筹集资金目的,也有为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奠定基础的特殊目的。两者比较,转换经营机制意义更为深远,也是更为重要的目的。然而,从近几年的实践看,不少企业搞所谓'股份制改组',其真正目的并非是为了重塑企业机制',而是为了集资,以解决企业资金不足问题,从而形成了换牌不改制的局面。(二)国有企业股份占比例过大,难以实现产权主体多元化,人事任免中普遍存在着政府行为目前,从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中,我们可以看到80%为国有独资公司,国有控股公司中国有股占80%,国有股处于绝对控股地位。我们知道国有大中型企业试点单位的资产,都在几十亿到数百亿之间,按我国股份公司设立的规定,募集的大众股本上限不能超过总股份的20%。自1994年《公司法》

上市公司债务融资的破产威胁效应的实证分析

根据产权性质对陷入财务困境的上市公司进行分类,通过相关分析,分别检验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债务融资的破产威胁效应存在的差异,研究发现,相对于非国有控股ST公司,国有控股ST公司的破产威胁效应较低,债务融资没有起到破产威胁的公司治理功能,并进一步分析了上市公司破产威胁效应弱化的原因。

探究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实证研究——基于代理成本理论

采用多元回归的方法研究派现与上市公司三种不同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实证发现,派现能降低股东与管理者的代理成本,正常现金股利发放只是大股东获取公共收益的一种手段,不能缓解大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降低大股东的私有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