淋雨的墨翟--从《非攻》谈鲁迅的墨家之思

在近代墨学复兴的脉络中,鲁迅肯定了墨家的实干、牺牲精神,形容以“中国的脊梁”,已成定论。然而在《非攻》中,虚构与想象集矢于公输般等次要人物,作者以“理性人假设”为前提完成了理想三人组的情节模型。小说采取“寓抑于扬”的手法,将墨家思想的缺陷逐层予以显影。淋雨的墨翟,遂成为鲁迅为一切前驱者命运所造的象征。

论墨家“兼爱、非攻”思想对和谐社会建设的借鉴意义

春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重要思想启蒙时期,墨家主张的以"兼爱"为核心的民本思想代表了封建时代广大平民、小生产者的利益,以"非攻"为核心的和平发展思想,代表了广大民众的基本利益诉求;在当今时代,墨家的"兼爱、非攻"主张对于构建现代社会的政治文明、社会民主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同时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以及由我国提出的倡导国际间的和平共处、构建"和谐世界"的伟大构想也具有极强的思想指导性。

论墨家的非攻论与兼爱说——一种全球伦理的视角

墨家政治伦理思想中的"非攻"、"兼爱"等学说正是反映普通百姓希望尽快结束战乱,过上和平安宁生活的强烈愿望。在某种意义上,当今世界也类似于墨家所处的战国时代。从全球伦理的视角重温墨家的"非攻论"和"兼爱说",辨明其思想的真谛与得失,不仅对于重新认识墨家学说的理论价值,而且对于正确认识和解决当前人类所面临的种种冲突和危机也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抗战语境中墨家文化的亲和与“故事新编”的微调：也论《非攻》

《非攻》是鲁迅上海时期"故事新编"式创作的继续。但鲁迅之所以选择墨子和墨家作为表现对象,是墨子人格和墨家文化魅力的召唤,也是残酷抗战语境中树立典范、正向引领的需要。与《故事新编》其他篇章不同,《非攻》不仅极为借重本事,在文学想象与激情投射上也较为节制,因而整个作品呈现出朴素本色之美。这种情形是鲁迅在因缘和合中的调整,而非"故事新编"的改弦易撤。

《故事新编》改名记——以《非攻》《理水》手稿为中心

鲁迅习惯于在创作、编辑、出版的各个环节不断修改其作品,这在历时13年的《故事新编》创作、编辑与出版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本文研究这部历史小说集的书名和部分小说篇名的修改情况,包括书名如何由《新编的故事》改为《故事新编》,小说《铸剑》的篇名的两至三次变换,《补天》《奔月》《采薇》篇目定名过程中的若干问题,特别根据存世手稿上的涂改痕迹,结合鲁迅思想创作的发展变化,以及相关日记和学术研究著作所提供的材料,深入探索《非攻》《理水》篇名如何从原来的"扶危""治水"变化而来。最后通观《故事新编》8篇小说篇名的语法规则与构思特点,希望通过这种细节的探究,触摸和展示鲁迅创作态度之严肃与文学思想之深广,为中国现当代作家手稿研究寻求一种可能的范式。

中国的脊梁——解读《非攻》、《理水》并澄清一些是似而非的问题

《故事新编》是开启鲁迅生命历程的至关重要的文本,但长期以来这个重要的文本要么被忽略掉,要么被误读,从而导致了对鲁迅解读的根本性偏差,睿智者如竹内好、王晓明也概莫能外。《故事新编》中的《非攻》和《理水》两篇尤其如此。这两篇既是鲁迅晚年对“希望”的表达,也是他对“大孤独”、“大寂寞”与“大绝望”的表达,而这一切反映在文学上就是对墨子和大禹两个历史形象的重新塑造上。在故事中,这两个形象一方面是“希望”与“脊梁”的象征,一方面意寓“大孤独”、“大寂寞”与“大绝望”。而如何将这两个方面天衣无缝地结合起来理解,并且讲得入情入理,则是解读这两个文本的关键所在,也同样是解读《故事新编》,甚至是解读鲁迅的关键所在。

从墨子“兼爱”、“非攻”思想看中国“和文化”的底蕴和意义

从墨子“兼爱”、“非攻”思想的合理性探讨中国“和文化”的深厚底蕴,进一步分析其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国家安全的现实意义。

“兼爱”、“非攻”的理想诉求与新中国的外交路线与实践

通过墨子的"兼爱"、"非攻"的伟大理想诉求与新中国外交路线与实践的对比,说明二者之间存在某种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墨子"兼爱"、"非攻"的伟大理想诉求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它昭示世界:世界各国只要秉承"兼爱"的宽广胸怀,坚持用和平而非战争手段解决争端,就会共同推进世界的和平、进步与发展。

鲁迅小说《非攻》和张之亮的电影《墨攻》比较论

鲁迅的历史小说《非攻》、森秀树的漫画和张之亮的电影《墨攻》都是根据墨子的思想和事迹改编而成的作品,通过比较研究即可发现其在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包含着不同的文化元素和意义。

从“止楚攻宋”论墨家兼爱、非攻理论

本文运用思想单位的研究方法,经由解析墨子《公输》篇“止楚攻宋”的事例,指出战国时代战争的起因在于争名与夺利,墨子“非攻”的理由则在于亏人自利的不义与天下之害;进而说明“非攻”的理论根据在于“兼爱”,而“兼爱”的理论根据在于“天志”;借思路串联的方式,呈现兼爱、非攻在墨学中的理论地位,并省思墨学中兼爱、非攻思想的现代意义。

墨子“非攻”思想伦理释义

墨子认为"攻"是侵略战争,它在动机上"亏人自利",在手段上攻杀无度,在后果方面"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因而"攻"是不义之举,与其所推崇的"兼相爱,交相利"的伦理之义相悖。所以,墨子主张"非攻"以除"天下之害",从而达到相爱、相生、义利天下的道德境界,并通过对"诛"与"攻"的"义"之辨析,阐述了"诛无道"的社会正义旨归。这一思想对处理当今社会冲突与解决国际争端无疑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从博弈论的观点看墨家兼爱非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兼爱是墨家思想学说的核心,在当代具有重要价值。本文试图从博弈论的观点来分析墨家的兼爱非攻思想学说的实质,认为墨家的兼爱非攻思想属于政治伦理思想上的博弈理论,属于防御性战略理论的最优策略。墨家兼爱非攻思想对于当代弱小国家的国家战略和决策具有重要启示。

鲁迅《非攻》对池田大作“和平行动主义”的启示

鲁迅和池田大作都可谓是墨子的现代传人。鲁迅除了将墨子兼爱平等、为民谋利的思想转化为自身坚韧抗争的性格、正义公平的思想外,他还在小说《非攻》中赞颂墨子反对不义战争,摩顶放踵而利天下的精神。池田大作一生致力于世界的和平事业,他称赞墨子是"战国时代有名的行动派和平主义者",并受到墨家学说的深刻影响。尤其是鲁迅小说《非攻》中的墨子形象给他带来了共鸣和启示,使他深刻认识到,推进世界和平必须要坚持用文化和文明"文"的力量来抑制现代军备"武"的力量,而这唯一道路就是要坚持"果断的行动,勇敢的对话"。

从墨子非攻思想审视当今国际民主与人权问题

墨子生活在春秋战国时期,他看到天下人皆不相爱,战争频繁,相互残杀,便从兼爱思想出发,大力提倡非攻。所谓非攻,就是不攻无罪之国,反对一切非正义的战争。墨子的非攻思想蕴含着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准则,墨子要求国与国之间互利互惠,不要为一己之利而损害别国的利益。这表达了墨子对于消弥战乱、实现天下和平的理想。墨子提出的非攻思想的内涵,与今天我们所倡导的和谐世界有许多共同的地方。如何吸收和借鉴墨子的非攻思想以审视当今国际一些发达国家借民主与人权问题频发战争、扰乱世界和平,是一个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课题,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探索。

《墨子·非攻上》对会计职业道德文化的贡献

墨子在《非攻上》中提出了"不仁慈,罪益厚"、"落法网,追罪责"、"识黑白,辨甘苦"的思想,对会计道德文化建设的贡献在于坚持原则、遵纪守法、廉洁奉公、艰苦奋斗、辨别是非、坚持真理。

《铸剑》《非攻》《理水》:一份革命前驱者形象演进的启示录

鲁迅通过《铸剑》《非攻》《理水》三部历史题材小说,塑造了四个隐性的革命前驱者形象——眉间尺、黑色人、墨子、大禹,这些形象不但呈现出了浓重的政治隐喻色彩,还因为作者创作历程中的时空变换呈现出了某种嬗变轨迹,而他们之间的精神血脉延承所隐现出来正是革命前驱者形象演进的轨迹。同时,鲁迅通过精心刻画和渲染,对先驱者的对立面——奴才、庸众与做戏的虚无党进行了集成,进而丰富了左翼文学中的反面人物形象。

《墨子·非攻中》篇对春秋战国时期会计的贡献

墨子在《非攻中》篇中提出了"国家发政,夺民之用,废民之利,若此甚众,然而何为为之"的思想,对春秋战国时期会计的贡献在于"计其所自胜"的会计核算思想。

文本深读:超越“细读”——以鲁迅作品《非攻》教学为例

文本深读（deep eading）不同于文本细读（close eading）。文本细读随着“新批评派”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勃兴而为人所知。它通常是指“对文本的语言、结构、象征、修辞、音韵、文体等因素进行仔细解读，从而挖掘出在文本内部所产生的意义”的一种文学阅读与批评方法。文本细读使文学批评的中心从文学的外部因素转移到内部要素，人们开始关注文学的审美性，关注文本的形式研究。

《墨子》的非攻主张及其对禹征三苗的叙事

"禹征三苗"是发生在上古时期的一次著名事件。墨子充分利用古代文献,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了适当的文学演绎,将一场不同部族文化之间的武装冲突,表述成为文明征服野蛮的"正义之战",最终塑造出了一位符合墨家价值观的一代圣王大禹。墨子对大禹形象的塑造和"禹征三苗"事件的叙事,文学风格整体上是质朴的,其中又不乏浪漫化、神秘化的色彩。

不堪重负的脊梁——鲁迅小说《理水》、《非攻》重读

鲁迅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的创作大致表现为三个重心:早期的先驱英雄系列,包括《补天》、《奔月》、《铸剑》;中期的实干家系列,包括《理水》、 《非攻》;晚期的圣贤先师系列,包括《采薇》、《出关》、《起死》。早期创作热血喷薄,无论是激情还是郁闷都直泄无碍,个性鲜明;晚期冷峻克制,竭力掩饰情绪波澜以求理性的明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