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层级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冲突调停的效力分析

冷战结束后,国内冲突逐步成为世界武装冲突的主要形式之一,而冲突调解是构建冲突国国内和平的关键一环。伴随着和平建构主题的多元性,国际非政府组织逐步成为当今时代各类冲突中活跃的调解主体。然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调停实效始终备受争议。一方面,国际非政府组织宣称可凭借其在中立性、道义性上的优势对国内冲突进行有效调停;另一方面,强制能力的缺乏也使其难以在实施环节有所作为。因此,研究国际非政府组织在调停过程中的成功与失败,界定冲突层级,对于理解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调解效力至关重要。不同层级的冲突顺应不同的冲突逻辑,不同的冲突逻辑则生发不同的冲突情境与格局。在底层冲突中,碎片化和多元主体并存的冲突格局更适合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运作;而在顶层冲突中,其强制能力不足的缺点遭到放大。基于这一逻辑,在调解活动中与主权国家展开合作则有望强化其调解效力。通过对非洲和平进程展开的实证研究说明,评价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调解效果特别是在非洲地区的调解效果需要考虑冲突层级等限定条件,并将其与多元主体的互动纳入考量范围。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冲突调停中应与主权国家的调停体系进行密切配合,在维护国家主权与国际体系稳定的前提下,整合主权国家、国际非政府组织等多方治理行为体的作用,可有效地提升冲突调停的可能性。

日本对外援助中企业与非政府组织合作模式研究

企业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参与,是日本对外援助中的一个重要特征。经过对外援助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沿革,企业和非政府组织之间形成了包括资产协力型、社会贡献型、社会责任型、创造共享价值型在内的多种合作模式。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在日本的对外援助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二者合作模式未来可能产生的变化对日本对外援助事务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中国对外援助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推动社会组织与多元主体协作,以促进中国对外援助事务高质量发展。

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研究

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海洋治理中不断显现出其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间机制”的局限性。在全球海洋治理的实践中,非政府组织因其特性与优势扮演着“决策斡旋者”“服务参与者”“舆论引导者”和“中立监督者”的角色全面地参与到海洋治理的政策制定、实施执行、服务保障与监督机制之中。我国在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中,应充分认知非政府组织对全球海洋治理的独特意义,注重“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引领,提防非政府组织“政府化”,避免其落入“大国垄断”的泥淖,同时要不断强化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互动联系。

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BBNJ协定谈判研究

国际非政府组织主要通过四种方式在BBNJ协定谈判中提起案文建议,分别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单独提起、国际非政府组织之间联合提起、国际非政府组织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联合提起和与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提起。在BBNJ协定谈判的不同阶段,国际非政府组织也表现出了不同的参与特征,并在其中扮演着“资助方”“宣传方”和“协调方”的角色。但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BBNJ协定谈判仍存在法律地位不明确、影响力有限、中立性不足等问题,需要得到进一步的解决。中国应当坚持包容、开放的立场,鼓励更多为全球海洋治理问题发声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协定谈判。双方也可通过在谈判目标上达成理念共识、在观点表达上寻求共同立场、在案文确定上保持内容一致等方式在国际协定谈判中展开合作。

教育类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考察——基于五个教育类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调研

基于5个教育类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考察发现,教育类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决策机构主要有全体大会、理事会或执行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或特别工作组三个层级。其中,全体大会通常为最高决策机构;议事规则为达到所规定的最低参会人数,投票表决,通常以简单多数为标准;执行委员会和秘书处是执行决策机构。制度互动和体制互动是教育类国际非政府组织运行及开展基本活动的范式。其中制度互动包括组织结构互动、政治性互动和功能性互动。体制互动包括制定各类教育标准,开展教育水平认证;畅通学术交流渠道和学术激励机制,构建学术共同体;强化学术对话,拓展学术共同体意识。因此,中国要发起或主导教育类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路径是:推动中国教育话语的国际传播,深度参与或主导教育标准制定,鼓励高校成为发展教育类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主力军,借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推动开展教育类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共建实践。

非政府组织对南极环境决策的影响路径与中国因应

环境治理既是南极国际治理的核心议题,又是各国锚定参与南极事务的关键目标之一。纵观南极环境决策机制,既有南极条约协商会议(ATCM)、南极环境保护委员会(CEP)以及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CCAMLR)等南极条约体系制定机构的引领,又有南极旅游组织者协会(IAATO)等活跃在南极的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非政府组织以其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和国际性的优势在制定行业规范、供给科学知识、参与议题设置、强化舆论引导等方面发挥了独有作用,进一步促进了南极环境决策机制的透明化和民主化。作为南极条约协商国,我国在参与南极环境治理时应辩证看待非政府组织所发挥的作用,既要关注其在南极造法进程中的重要贡献,又要警惕非政府组织“政府化”和“唯资本化”倾向对我国造成的扰动。此外,我国要以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SCAR)为纽带加强同非政府组织在科学层面的合作,同时鼓励并引导国内社会组织参与南极事务,不断提升在南极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国际地位。

阿拉伯剧变后埃及对非政府组织的治理及其影响

非政府组织既是埃及等中东国家推进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也对社会政治稳定造成严峻挑战。2011年埃及的政局动荡与非政府组织密切相关,如何治理非政府组织成为埃及实现稳定的重要影响因素。2013年之后,埃及政府一方面逐步削弱非政府组织的政治性,加强对非政府组织行为的规范,切断其与境外力量的经济联系。非政府组织呈现出“弱国家治理”。另一方面则加强与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经济发展、慈善和民生等领域的合作,非政府组织成为“强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这推动埃及由乱到治,破除了街头政治的载体,填补了埃及社会治理的赤字。

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价值取向和作用机制探究——以国际大学协会为例

全球教育治理涉及多元利益主体,其中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其成员众多、机制灵活、影响广泛等特点而在参与和推动全球教育治理上发挥重要作用。作为高等教育领域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国际大学协会致力于成为高等教育机构的全球性代表并为全球高等教育机构提供全方位服务。该组织积极引领高等教育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国际化、领导力和数字化转型等事业的发展,通过数字式治理、规范式治理和认知式治理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呈现出人文主义与工具理性并存、大众需求与个性服务兼顾、静态控制与动态调整结合的特点。国际大学协会相关实践可为我国在构建“一带一路”或区域教育共同体,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方面提供有益借鉴。

数字时代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变革、挑战与应对

数字时代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数字技术推动了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活动领域向网络空间和心理空间双向拓展,改变了国际非政府组织与国家和用户之间,以及南北方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权力关系,增强了国际非政府组织在筹款服务和倡导动员等方面的行动能力。但与此同时,“国际非政府组织+数字”也给国家主权的完整性和国内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公私领域数据的安全性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间的平等性带来了新挑战。为有效应对这些挑战,中国须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建设,将国际非政府组织境外涉华活动纳入法治轨道;加强国际非政府组织涉华数据行动规制,确保国家数据安全;强化技术赋能,提升中国社会组织的国际影响力。

非政府组织在约旦民生领域的活动与作用

约旦非政府组织在教育、医疗卫生、救济、减贫与就业等民生领域开展了大量活动。从法团主义的理论视角看,非政府组织在约旦民生领域的活动有三大作用:一是弥补了政府和私营部门公共服务的不足;二是充当约旦政府的伙伴与民生政策在基层的实施者;三是保障基本民生与社会稳定。不过,非政府组织也存在外国捐助机构与外国非政府组织对约旦本地干预、控制和渗透的风险。影响约旦非政府组织在民生领域活动与发挥作用的因素如下:约旦民生状况、约旦政府政策、伊斯兰传统文化和约旦非政府组织自身的短板。总体而言,约旦政府在民生领域起主导作用,非政府组织起辅助作用。从长远来看,约旦政府应当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优势并引导其继续在民生领域开展活动,以填补政府在民生领域的不足,但也要严格控制其参与政治活动,警惕外国势力借非政府组织干预约旦国家内政。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履行:聚焦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自1981年《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生效迄今已42年,其间该公约的履行机制发生了很大变化。非政府组织在履行该公约的各个环节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非政府组织可以在定期循环进行的审议(建设性对话)的整个过程发挥作用;中国内地向消歧委员会递交影子报告的态度经历了从最初的不了解或不支持,到现在的接受或支持的与时俱进的变化过程。从笔者本人2006年和2014年两次亲历审议现场的经历和同事们对她们参与2023年建设性对话的描述发现,中国内地非政府组织不仅参与了建设性对话,而且还就问题单组织或参与了与政府机构的讨论;在结论性意见公布后,及时组织并参与了针对结论性意见的研讨会;2023年,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有进步也有问题,但是唯独不变的是人权政治化在建设性对话过程以及结论性意见中的体现。笔者就相关问题谈了自己的思考和建议。

风险理论视域下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优化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颁布以来,有效规范了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对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的管理,虽然已构建了法律规制下的管理秩序,但在管理实践中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以风险理论视角审视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可强化管理中的风险防范意识,增强风险识别能力。在现有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中主要存内部管理活动风险及境外非政府组织自身运作的风险,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理论启示,形成对境外非政府组织活动情势的全局审视视域,增强战略管理水平,提升法律规范操作性,协调多管理主体职能,增强管理思路的多维性,建构多元主体并进的良性管理秩序,以构建全方位的管理能力体系,全面优化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实现高效有序的管理模式。

北极理事会中非政府组织的贡献与制约

非政府组织满足了全球治理的功能性需求,但少有研究涉及非政府组织在北极理事会中的角色。虽然主权国家和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法上的地位有着本质的不同,但在北极理事会内部,包含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内的不同类型的观察员的地位均被平等地框定。对北极理事会中非政府组织的研究对同为观察员的我国有借鉴意义。通过对国际文件和实践的分析发现,作为认知共同体的非政府组织为提升北极理事会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作出了突出贡献。非政府组织还促进了北极理事会内部各行为体之间的沟通和协调,提升了北极理事会的外部形象和世界影响,从而加强了北极理事会的有效性、功能性和制度正当性。但不断俱乐部化的北极理事会也通过协商一致的决策模式和控制观察员的准入方式,维持了北极国家在北极理事会以及北极地区的高权力等级和核心利益。北极理事会目前正处于改革和变动时期,我国应客观认识非政府组织在北极理事会中的角色,制定参与北极理事会工作的具体策略,以提升自身在北极事务中的参与能力,从而更好地维护我国在北极地区的国家利益。

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问题研究

公共危机管理是在公共危机发生时维持和保证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近年来,随着公共危机管理体制的转变、协同治理的不断发展,非政府组织(NGO)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非政府组织(NGO)参与公共危机管理却面临着重重困境。对非政府组织(NGO)参与公共危机管理问题进行研究有助于非政府组织(NGO)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积极性的发挥以及公共危机管理的发展。

区块链问责: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治理创新

当前,问责依然是国际非政府组织治理面临的重要难题。传统问责手段难以有效解决国际非政府组织资金不透明、披露虚假信息、利益相关者问责不平衡等一系列问题。在此背景下,以能够提升机制透明度、增加信任为重要特征的区块链技术成为国际非政府组织治理的可能方式。区块链在国际非政府组织治理中具有一定适用空间。它不仅契合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特点,还能弥补国家监管的缺陷,可以促进国际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协调监管。区块链还具有一定技术优势,不仅能够加强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财务透明度,还能增强相关报告和披露信息的可信度、可追溯性、可监督性,以及平衡各方问责需求。虽然区块链应用于国际非政府组织治理仍存在一些障碍,但从长期来看,其对于应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问责难题具有积极作用。

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的问题审视与路径优化

全球海洋环境治理要求多元化主体参与。国际非政府组织作为全球海洋环境治理的重要主体,其参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具有国际、区域和国家层面的治理依据,呈现出一定的治理特征,能够弥补全球海洋环境治理其他主体的不足,推动全球海洋环境机制的形成与发展并增强全球海洋环境治理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但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参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过程中面临治理法律依据薄弱、治理中立性不足、治理作用发挥受限等困境,需要以增强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的法律依据、保持治理行为中立性、推动其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多元主体间的合作等方式作为破解之道。中国应当重视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海洋环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与之发展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共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境外非政府组织对粤港澳大湾区政治安全影响分析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近年来,境外非政府组织在粤港澳大湾区开展公益慈善类活动,客观上帮助了社会服务、科技教育、生态环保、投资贸易等多个领域的发展,解决了一些实际的社会问题。但同时,部分境外非政府组织假借公益慈善之名,从事危害国家政治安全的活动,给粤港澳大湾区社会秩序和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了严峻的威胁和挑战。有鉴于此,必须做好对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监管工作,通过完善准入机制、搭建协调机制、丰富基础数据、完善法律法规等措施,进一步防范和化解境外非政府组织对粤港澳大湾区政治安全的消极影响。

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环境治理研究:理论与实践

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环境治理,对提高基层政府环境治理效能具有积极意义。在理论层面,以多中心治理理论阐释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环境治理的理论依循,以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社会治理变迁阐释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环境治理的历史逻辑;在实践层面,基于非政府组织L参与江西省D乡农村垃圾分类治理的实践,采用扩展个案研究法,发现非政府组织在参与农村环境治理过程中发挥了专业化补充和监督角色、缓解环境治理项目的负外部性、提升环境治理的有效性等作用,但仍面临组织内生发展能力薄弱、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及农村环境社会公众认可度相对较低等共性困境。基于此,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加强非政府组织自身发展,提高其参与社会治理能力;优化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环境治理的法律体系和制度体系;促进政府树立协作治理理念,完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机制。

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优化策略

非政府组织在组织上较为灵活,在问题处理上也有一定的专业性,在全球卫生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非政府组织为全球卫生治理提供更多方式和可能,与传统政府的卫生治理相比更加灵活。同时,非政府组织所具有的志愿性、专业性也使其深受群众欢迎,对于开展进一步援助有重要促进作用。但随着公共卫生事件的持续以及深入,非政府组织常常面临财务紧张、救助不全等方面的问题。非政府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只有与国家和企业广泛协调,积极配合,才能向受灾群众提供更有效援助。鉴此,国家需要健全志愿活动的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督激励体制;非政府组织需要优化服务能力和运行机制;企业应秉持责任意识,履行社会责任。

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机制——基于“生物多样性100+全球典型案例”的混合研究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助于维护地球生态系统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在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凸显。但伴随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危机的显现,如何优化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效果,促进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转型,成为全球各主体面临的共同问题,其中,非政府组织及其合作伙伴日益成为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力量。当前,既有研究立足非政府组织视角和全球治理视角探讨了非政府组织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重要作用,但相对缺乏整合性视角的阐释和对微观机制的探究。基于COP15“生物多样性100+全球典型案例”,论文构建出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机制,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得到两个主要发现。第一,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机制包括10个要素:科学知识的获取储备、积极主动的决策参与、妥当合理的信息处理、监督协调的有效实施、专业意见与技术的供应、政治结果的落实执行、媒体网络的构建发展、公众参与的引导激励、其他主体的配合协助和支持导向的外部规则;第二,非政府组织的组织类型、项目活动类型、伙伴关系网络规模,在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机制和参与效果之间起到调节作用。研究为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路径启示,有利于促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