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非正式帝国主义”到“法律帝国主义”:以近代中国的境遇为例

近代国际法理论框架下的"非正式帝国主义",由最初的"自由贸易"模式扩展至政治、司法等诸般间接控制样式。在"非正式帝国"的塑造中,合乎国际法规范的条约具备去疆界化与再疆界化的意义,即破除正式领土帝国的堡垒,重建非正式帝国的藩篱。法律无疑是实现"非正式帝国主义"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而它本身也成就为"非正式帝国主义"的一种典型形式——"法律帝国主义"。以近代中国的境遇为例,法律帝国主义所表达的,正是在政策指引之下,借助条约规定方式,以治外法权为基本实践手段,通过司法机构的跨域构建以及法律职业人士的身体力行,以最终达成西方法播散的整体过程。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从正式帝国到非正式帝国——王家殖民地学会图书馆馆藏目录对帝国空间的不同想象(1881—1977)

在英帝国鼎盛时期,英国的各界精英便开始收集与整理各类与帝国有关的出版物,作为了解帝国的基础。其中,1868年创立的伦敦王家殖民地学会及其后继者投入了大量人力与财力来收集和整理有关文献,为民众研究帝国提供了有形和无形的基础。该机构不仅建立了单独的图书馆以收藏图书,还在1881年至1977年出版了七套学会馆藏目录,以便于读者使用。这些由图书管理员们编订的目录,以独特的"地理空间—主题"分类法来展现馆藏,将地理空间作为对资料进行分类的首要依据,使之呈现出编者对帝国空间的不同想象。这些想象呼应了英帝国在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上半叶所经历的变迁。在英帝国不断扩张的19世纪,目录展现了正式帝国的扩张过程,以及不同地区与帝国的关系亲疏。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出版的目录,对应了非正式帝国的空间,强调了不同地区在空间上的联系,弱化了不同地区与逐步瓦解的帝国之间的亲疏。通过分析书目中不同地理空间的排布顺序和对应文献的数量,能宏观且直观地了解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英国知识界对帝国不同的空间想象。而在归纳20世纪末涌现的新帝国史研究文献时,尚缺乏同样的以空间视角作为切入的分析方式。伦敦王家殖民地学会及其后继者的实践因此具有借鉴意义。

非殖民化时期英帝国暴力机制研究(1945-1964)——以英属撒哈拉以南非洲为例

为了应对殖民地民族主义的发展,英国政府建立了中央化的暴力控制体制,新组建了准军事化的警察部队和殖民地警察情报系统,实行"紧急状态"打击激进分子,争取时间培养亲英势力。然而,英国政府用武力解决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反而弱化了殖民统治的合法性,庞大的军警力量成为它难以承受的负担,这一切都迫使英国政府不得不走向谈判桌。通过分析殖民地警察进而揭示英帝国的属性,"合作者理论"并不适合于非殖民化时期。非殖民化时期充满了暴力强制带来的混乱,英帝国的非殖民化道路并不那么"和平"。

帝国、殖民地和后殖民主义的社会学

社会学家正在为殖民地、帝国和后殖民研究中迅速增长的文献增添特定的学科特色。他们特别热衷于在有关帝国的历史文献中添加解释性说明。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社会学家率先将殖民地作为历史形态进行研究。与传统的人类学方法相反,社会学家坚持研究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动态交往,询问这两个群体是如何发生转变的。与当代后殖民学者一样,社会学家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探究海外殖民主义和殖民移民是如何重塑宗主国的。与20世纪50年代社会学家对殖民地研究的讨论相呼应,当前关于后殖民社会学的讨论质疑西方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对全球南方国家的适用性,并询问社会学本身是如何被帝国塑造的。当前对帝国的社会学研究集中于六组因果机制:(1)资本主义;(2)地缘政治、战争和暴力;(3)文化表征与主体性;(4)被殖民者的抗争与合作;(5)帝国和殖民地的制度维度;(6)殖民地国家中心的殖民者之间的冲突和妥协。

19世纪英墨经济关系研究的新进展——评保罗·加纳著《不列颠雄狮和墨西哥老鹰：1889—1919年威特曼·皮尔森在墨西哥生涯中的商业、政治与帝国》

《不列颠雄狮和墨西哥老鹰:1889—1919年威特曼·皮尔森在墨西哥生涯中的商业、政治与帝国》一书结合整体分析与案例研究的考察路径,围绕波菲里奥时代威特曼·皮尔森所属企业在墨西哥的商业和政治活动,完整地揭示了19世纪后半期英国资本与墨西哥国家现代化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这部著作写作框架完整、切入视角独特、资料来源丰富、学术见解新颖并且具有较强的可读性,给我们认识19世纪后半期英墨经济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观点,较好地反映了国外学术界对19世纪英墨经济关系研究的新进展。

“亚健康”的帝国与负重的“本部”

2003年,在美军已经占领伊拉克与阿富汗的背景下,任教于美国哈佛大学的英国学者尼尔·弗格森出版新著《帝国》,重述大英帝国的历史功绩。在后殖民史学持续鞭挞殖民主义数十年之后,弗格森公开认为,大英帝国在促进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方面的贡献首屈一指,而且向全世界推广了西方的法律、秩序和统治模式,并具有其他帝国极少有的道德反思力。

英帝国史的起源、发展与近代中国的互动

英帝国史在19世纪末兴起,对全球史、帝国史和中国史的学术发展都产生深远影响。帝国本体和其自治领与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网络成为钻研现代全球史的关键线索,其研究成果成为各国历史学家必要的知识储备。但是如果只阅读研究成果,而不从撰写者和学术机构的角度了解其脉络,常常无法深入体会其内涵与学术关怀。因此,本文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英帝国史讲席教授席位的设置角度切入,探讨这些学者编纂《剑桥英帝国史》和《牛津英帝国史》的过程,并辨析在编纂完《牛津英帝国史》后,奥斯特海默提出的三条帝国史理论研究路径,以及“非正式帝国”概念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的应用。基于上述帝国史学术发展脉络,最后思考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可以从英帝国史研究中获得哪些借鉴。

作为“门罗主义”研究先驱的梁启超

从“门罗主义”解释史与全球传播史的视角来看,梁启超堪称中国“门罗主义”话语研究的先驱者。他在旅日与访美期间深入了解并积极译介美国“门罗主义”与日本“亚洲门罗主义”话语,勾勒出从“美洲者美洲人之美洲”到“美洲者美国人之美洲”到“世界者美国人之世界”的演变轨迹,并很早就揭示了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中隐藏的侵略意图,将其与美国的“门户开放”主张一起,纳入“灭国新法”覆盖范围。1916年以来,梁启超在段祺瑞政府中的短暂的“亲日时刻”,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党派政治利益的考量而非对于日本“亚洲门罗主义”的认同。一战之后,梁启超在对巴黎和会的评论中进一步揭示了新国际体系与美日两国的“门罗主义”的关系。梁启超对于“门罗主义”话语的译介与研究,对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与舆论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著述中体现的“非正式帝国”的视野,对于认识当今的全球局势,仍然具有深刻的洞察力。

超越民族国家:困境与路径

二战后,民族国家这一源自欧洲的国家形态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占据了主导地位。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以及超国家组织的突破性发展和扩张,许多学者断言民族国家已开始走下坡路,并提出各种关于超越民族国家的理论和设想。本文在二战后发生的脱离或冲击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政治秩序的实践中选取了三个有代表性的案例--欧盟、苏东集团、美国式帝国进行考察,试图探讨如下问题:这些实践中,哪些对民族国家的超越实践更具广度,哪些更能向纵深发展,哪些更能持久,为什么?在当今保守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当道,国际关系尤其大国关系极有可能从合作共赢走向对抗冲突的危险时刻,建立"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人类社会的利益、命运和责任共同体"刻不容缓。希望本文对这些案例的分析能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一些经验层面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