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治理的制度化运作:管区制与乡镇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管区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组织设置,在乡镇与村级治理单元之间建构出实体性质的中间结构,具有低成本、非正式性和制度稳定性等特点,成为乡镇政权的延伸。管区设置虽然增加了乡镇内部的“委托—代理”层级,但通过行政体制上的形式化设置和实践中的非正式运作,具有了超越科层体制约束的优势,借助激励动员和组织重构实现了有效治理。管区借助乡镇内部人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在不变体制的情况下进行机制创新,实现了非正式治理的制度化运作,匹配了当前乡村社会转型和治理转型的需求,成为当前强国家治理背景下探索乡镇治理现代化的一条可行路径。

非正式治理者何以可为:政策动员中的非正式制度运作透视——以S省J社区拆迁动员环节为例

国家入场乡村,乡村融入国家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当前,在一些特殊治理情境中,规整的正式治理力量仍难以实现对乡村社会的全方位把控,正式权威与治理资源在乡村事务中存有一定程度的实践困境。研究以拆迁改造中的政策动员为例,发现不论是正式权力行政主导,亦或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都难以真正激发认同,而那些正式权力体系之外的非正式治理主体却能够凭借其身份优势与更具包容性、互动性的非正式制度得到农民认同,促成政策变现。在乡村社会的历史转型过程中,正式治理力量在特殊治理情境中仍可能陷入暂时性“失能”的境遇,良好的乡村秩序仍离不开乡村内部力量来满足乡村治理的部分需要,并在正式治理力量“失能”状态下发挥治理作用。

“村改居”社区的“非正式治理”——以重庆D社区的治理经验为例

“村改居”社区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过渡性产物,呈现城乡双重特性。它既具备传统农村熟人治理特色,又带有现代城市社区管理需求。本文通过考察重庆D社区治理实践中“三事分流”的工作过程,发现其主要通过信任建设与个人威信、关系资源与大事化小、老人权威与人情关怀以及双管齐下与大事处理四重“非正式治理”路径,将各种社区事务作内部化处理,形成一种“非正式权力运转秩序”。这些治理路径能够有效融入并配合社区“半正式治理”和“正式治理”的组织架构运行,提高居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整合民间资源、提升自治效果,减轻基层政府的治理负担,扩大治理范围、增强治理能力,由此成为当前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种有益探索。其成功的关键是社区党组织的有效引领。但这些“非正式治理”路径也面临诸多实施困境,亟待从“新乡贤”的角色定位与功能发挥中寻求化解之道。

居住性历史街区共同缔造和微改造的实践“外延”探索——基于广州西关非正式治理的案例比较分析

文章主要讨论了利益相关者参与机制和非正式治理力量在历史街区保护和复兴领域的地位和作用,对案例的实施模式进行了深入调查和分析,并通过比较研究,从原住民、社区规划者(建筑师)和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和视角,研究总结不同的实施模式,梳理微观改造实施机制中非正式治理的作用。

行政包干制:乡镇非正式治理的常态化机制

基于科层体制和乡土社会的二元互动,乡镇政权存在着大量的非正式运作和策略性行为。行政包干制作为一种制度设置,通过社会性资源的制度化整合,实现个体性策略向制度化动员转变、应急式治理向常规性治理转变,行政包干制成为乡镇非正式治理的常态化机制。在行政包干制中,通过目标责任人激励实现基层组织动员,基层党政体系为社会性动员提供组织程序和行动规则;通过责任包干防止基层治理矛盾扩大化,基层干部具有将矛盾遏制在萌芽状态的内生动力。乡镇非正式治理的常态化即乡村治理秩序的日常化,对国家基础性权力建设具有实质性意义。

营销渠道中的非正式治理策略与投机行为匹配关系——基于多案例研究

本文对三组案例进行质性分析,将投机行为分为侵害、强制重新谈判、逃避和拒绝调整四个维度。研究发现,社会影响、私人关系、参与机制是有效治理侵害行为的主要方式,但仍以正式治理为主;协商可以有效缓解强制重新谈判带来的影响;协商和参与的交互作用能够抑制逃避和拒绝调整行为。研究结论明确了非正式治理策略与渠道投机行为之间的匹配关系,对渠道成员合理选择非正式治理策略进行渠道管理以及规范投机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对线上交易中出现的投机行为治理也具有借鉴价值。

半竞争性选举、权力继替与基层非正式治理——以江西W村第九届村委会选举为个案

以江西省C县W村第九届村委会选举为个案分析,研究表明:选民经过多年的民主训练和实践,中国农村的村委会选举已经开始出现了半竞争性之特性,并影响村庄权力的继替方式,继而导致基层非正式治理的出现。虽然非正式治理能够适应当前中国复杂多变的基层社会,并取得了一定的绩效,但从长远看,这种治理方式不可持续,也不利于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通过提升选举的质量来规范权力的继替方式,并促进基层的非正式治理向正式治理转变,才是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之路。

家族企业的一种非正式治理模式:社会资本治理

企业治理分为正式治理和非正式治理。家族企业的社会资本治理是一种非正式治理,它是对正式治理的一种替代和补充。家族企业采用这一治理模式源于其自身经营特点以及对现实经营环境的适应,对很多家族企业来说,采用社会资本治理模式是合适的和有效的。家族和泛家族信任、家族企业关系网络、家长式权威、家族价值文化、家族忠诚以及利他主义等这些具有家族企业特色的社会资本,构成了家族企业社会资本治理的基石,家族企业依靠这些社会资本实现企业的治理。为了实现企业社会资本的有效治理,家族企业一般会采用企业内部治理的家族化和泛家族化以及企业外部治理的关系网络化,从内外两个方面保证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源。

“非正式治理者”:村治权力网络中的宗族

宗族在乡村治理中正在以"非正式治理者"的角色发挥着作用。宗族不仅通过本身的组织,也通过村庄权力网络中的其他组织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村庄的治理。作为传统资源,宗族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如果能实现"传统的现代转换",将有助于我国乡村社会民主政治的成长与发展。

基层治理中的“说服”:一种非正式治理行动的研析

说服行动是基层治理主体依托既有关系结构,综合运用基层治理资源与规则,以互动对话的形式引导或改变治理客体行为的一种行为方式。在基层治理实践中普遍发生的说服行动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它的产生受到文化因素、社会因素、制度因素三个方面的影响。说服行动的运作逻辑呈现为"正式制度下的非正式运作"模式。基层干部在受到正式制度约束和激励的前提下,依据非正式制度、运用非正式资源、依托非正式关系开展说服来实现治理目标。说服行动不仅有利于提升基层治理有效性,而且能够突破技术治理的局限,实现合法性再生产,并有助于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推动基层治理创新。

中国非正式治理的兴起:村民理(议)事会的政治起源

21世纪初期有些地方开始在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之外,创建村民理事会与议事会等组织、制度和机构,实施非正式治理,以解决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无法有效运转和功能性约束的难题。理(议)事会等非正式治理主要源于地方政府和官员的治理意识和民主理念,是定向公共财政投入与分配的合法性要求,以及供需理性对接和有效建设的产物。理(议)事会的治理具有非正式性,其非正式性中又有着一定的正式性和浓厚的中国性。非正式治理有着重要的替代性、补充性、民主性等价值和功能,但是也有着非持续性、可操纵性等限度。

企业创新网络中非正式治理的途径与作用研究

为了研究企业创新网络中非正式治理的途径及作用,本文通过分析企业创新网络的特征,对比正式与非正式治理机制,指出了非正式治理途径在企业创新网络治理机制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在已有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列举了四种非正式途径:信任、声誉、合作文化与联合制裁。在每种非正式治理途径的概念和特点的基础上,分析其作用。

创新生态系统中非正式治理对系统成员共生关系的影响研究

非正式治理能够协调成员间共生关系和行为,促进成员间相互依存、互动耦合,进而推动创新生态系统健康共生发展及价值共创.本文基于社会嵌入理论与组织生态学,根据现有研究归纳出信任、声誉、合作文化、联合制裁四种非正式治理,运用Logistic模型,构建共生理论视角下非正式治理对创新生态系统企业等成员共生关系演化影响的共生模型,并对模型进行演化稳定性分析和仿真.研究结果表明:创新生态系统成员共生演化取决于成员间共生系数的强弱,其中,信任、声誉、合作文化共生系数对系统成员共生演化产生正向影响,利于互惠共生形成,而联合制裁对系统成员共生演化的影响既有正向也有负向的,可能产生寄生、偏利或互惠共生.系统成员共生稳定状态的收益受非正式治理共生系数和主体收益最大值影响.非正式治理影响创新生态系统各企业向互惠共生关系的演化,为企业非正式治理发挥正向作用,实现价值共创及创新生态系统合作共生健康运行提供启示.

企业创新网络知识流动风险的非正式治理研究

企业创新网络创新的过程即知识在各创新主体间流动的过程,由于网络成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在创新网络知识获取、知识创造、知识转移和知识应用的各个环节都会产生风险。从信任、声誉、激励和合作文化四个方面探讨企业创新网络知识流动环节风险的非正式治理机制。非正式治理机制从奖励和惩罚两个方面对各行为主体进行约束,从而对知识流动过程中的风险进行治理。

“看青人”与近代华北乡村的非正式治理

近代以来,为适应乡村社会治理需要,华北村庄普遍成立青苗会。作为非正式治理机制,其承担包括看青在内的各项公共事务,以此弥补国家正式治理机制的缺陷。青苗会成立后,为救济贫民、改造土棍,采取雇用贫民、土棍看青的策略,从而形成了以土棍为主的看青人群体。看青人的看青活动对于维护村庄生产秩序,消弭村庄偷青隐患,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清末民初,随着青苗会的发展壮大,看青人成为村庄内部的一项重要职业。看青人与村庄、青苗会与地方政府之间围绕看青活动与乡村治理积极展开互动,共同维系华北乡村社会秩序。

外部选择与大国在国际组织中的非正式治理

大国可通过正式规则和非正式渠道向国际组织施加影响力。正式规则通常表现为拥有更多的投票权。然而,更多的投票权往往不能保证大国促成符合其偏好的决策。为实现政策目标,大国可能寻求通过正式规则之外的非正式渠道对国际组织决策施加影响,从而实施非正式治理。自身具备有利的外部选择并且其他国家不具备有利的外部选择,是大国在国际组织中实施非正式治理的条件。国际组织的治理能力大幅增强会削弱其他国家的外部选择优势,使拥有有利外部选择的大国获得实施非正式治理的条件。当具备实施非正式治理的条件时,大国可以通过非正式治理获得更大的影响力。通过对美国在国际能源署、日本在亚洲开发银行和美国在国际移民组织中的治理行为分析,上述理论解释得到实证支持。

美国投资安全审查中的非正式治理

为了维护自身的霸权地位,近年来美国不断通过多方面的国家制度建设来“武装自己”。具体在国际投资领域,美国进一步加强安全审查制度建设以防止关键技术的对外流失,进而维护自身的技术霸权。然而,这也使美国陷入了一种新的制度困境。一方面,严厉的投资审查确实有助于维护投资安全特别是技术安全;但另一方面,过度的安全审查很容易使其沦为特定利益群体谋取私利的工具,这不仅削弱了美国的开放承诺,还制造了负面示范效应,招致全球范围内投资保护主义的兴起,不利于美国经济的发展。为了化解这种安全承诺与开放承诺难以两全的制度困境,美国政府积极地通过非正式治理机制来增强投资审查的灵活性,在维护国家安全与推动经济发展之间寻找平衡。对内,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通过“专业精英网络”与私下商机制来分享审查过程中的信息特权,为投资者降低交易成本;对外,美国政府则通过建立“投资审查联盟”和外交协调机制来为盟伴国家的投资者创造身份特权,提高投资合法性以帮助其规避安全审查。这种非正式的、灵活的制度设计帮助美国在强化自身安全护卫能力的同时,又能够恰到好处地继续向国际市场展现一个开放的国家形象。非正式治理是理解美国试图同时实现安全与发展两难目标的一个重要视角,它值得中国借鉴,也巫须学界予以更多的关注。

非正式制度与治理:一个比较研究框架——前沿理论、中国实践与研究前景

制度与治理关系密切,制度是治理的依据,治理在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早期的制度主义者主要关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整体性的、宪法性的、正式的制度安排,但近二十年来,随着新制度主义的发展,非正式制度逐渐成为制度研究的热点。目前,非正式制度研究的重点问题是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理论上,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存在互补、竞争、替代、适应等四种互动关系,但较新的研究表明,在现实治理场域中,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的互动形式更加复杂多样,形成了目标与绩效、治理主体和治理方式、规则执行、公共物品供给主体和供给能力、性别政治、街头治理等六个应用视角,揭示出这两种制度在互动中影响社会行为、促进或阻碍治理目标实现的不同路径。新制度主义下的非正式制度研究方法、应用视角、分析性概念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也存在局限。中国的非正式制度和治理研究前景广阔,可以在扎根中国实践、加强理论对话的基础上,构建更具中国特色的制度研究理论体系,为政治学主流理论贡献学术增量。

企业创新网络机会主义行为及非正式治理机制

企业创新网络运行过程中,网络成员之间存在着不对称依赖关系和知识竞争协作关系,二者在契约不完全的作用下容易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包括知识共享不足、核心知识窃取、搭便车和要挟。本文从非正式治理的角度,从信任、声誉、合作文化和联合制裁四个方面探讨企业创新网络机会主义行为的治理机制。非正式治理机制从隐性激励、群体约束两个方面来建立共同期望和社会规范,进而实现行为的自我约束。

家族企业中的歧视现象——作为非正式治理机制的歧视

歧视现象普遍存在于家族企业,本文认为,歧视是家族企业在正式治理机制弱化情况下实施的一种非正式治理机制。家族企业扩张和管理的复杂化,要求雇佣高能力的外部代理人开展专业化分工,但是,现有的正式治理机制难以抑制外部代理人的寻租行为,过高的代理成本阻碍了分工的深入。业主会利用家族代理人和外部代理人共享的“准私人信息”,以及代理人之间信息租金的不同分布,根据血亲关系和私人关系在不同代理人之间实施歧视,通过给与家族代理人优厚待遇,达到抽取外部代理人的信息租金,降低代理成本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