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学术活动中的“非正规组织”

文章分析了学术交流活动中非正规组织的形成，比较了非正规组织与正规组织在学术交流活动中的作用特点，指出了高校学术活动中非正规组织的三种类型，认为必须充分发挥非正规组织的作用。

非正规组织就业的含义及其对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启示

非正规组织就业是与近期国家就业政策和市场现状相适应的一种就业新形式 ,它以发展部分就业、自我雇佣和临时就业为代表 ,可以修复传统劳动力市场劳动时间、雇佣关系和工资僵化的缺陷 ,有效地提高了劳动就业水平 ,并充分发挥了工资的调节作用 ,有利于提高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效率。

小老板要自强自立也要自重自爱——本市已经出台非正规组织管理的《若干意见》

从1997年开始，上海大胆引进非正规组织这一就业形态，给予中国式的改造和创新，到近两年，受到国际劳工组织高度称赞并肯定为“上海模式”，其间的功过是非也需要作个总结和反思了。因此，市劳动保障局最近印发的《关于规范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管理的若干意见》，就是一份特别重要的文件。

多重视角下的非正规经济组织：前沿理论与趋势

自国际劳工组织(ILO)1973年首先提出"非正规就业"概念以来,非正规经济组织(IEOs)的研究就成为国际学界研究的焦点。非正规经济组织由于常常游离于现行的法律框架之外,其活动的合法性和正规性不足,普遍生存困难,甚至被与非法活动相联系而遭受抑制。在中国,嵌入集群内的以模仿、草根型创业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山寨式企业,以及众多具有手工技艺特征的村落式企业同样也是被管理学界"遗忘"的研究群体;这些企业亟待在法律、管理以及社会认知等多方面加以规范和引导。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建构了一个系统、多维、整合性的分析理论模型框架,描述了当前多重理论视角下的非正规经济组织在中国创业成长中的生存合理性及合法性。最后对理论研究的趋势进行了展望。

我国农村正规、非正规金融组织市场进入的比较分析

本文对我国农村正规金融组织和非正规金融组织在市场进入方面进行了比较,包括两者的进入方式、进入过程、进入后绩效以及进入动因等。分析结果表明,两者在市场进入方面各具特点,正规金融机构的发展不可能完全替代非正规金融组织在农村的作用,应放松对适度规模非正规金融组织市场进入的管制,引导规模扩大后的非正规金融组织向正规金融机构方向发展,以增加当地资金供给、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绩效分析与政策规范

农村非正规金融是由民间自发创造的、弥补体制内正规金融供给不足的一项诱致性制度变迁,它具有效率适应性,所以,从政策上应该赋于非正规金融合法发展的法律平台,构建非正规金融健康有序发展的制度体系,建立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之间合作互补的资金支持。

杭州市发展非正规就业组织就业和促进就业弱势人员再就业的有关规定

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于2002年3月下旬正式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发展非正规组织就业和促进就业弱势人员再就业的若干意见》,对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优惠待遇、就业弱势人员的界定、用人单位招用就业弱势人员的补偿办法、就业弱势人员的技能培训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现作如下介绍:关于对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的认定该文件规定,失业、下岗人员凡创办从事以下服务项目的劳动组织,均可认定为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家庭清洁卫生、病人看护、操持家务、养老服务、幼儿看护和教育、幼儿或学生接送、孕产妇与新生儿护理、小家电与日用物品维修;

完善非正规劳动就业组织的税收管理

非正规就业一词源于联合国国际劳动组织,原意是非正规组织或部门的就业。上海提出的“非正规劳动就业组织”。

小型个私经济和非正规就业组织工会工作探析

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和就业安置社会化,小型个私经济和非正规就业组织蓬勃发展,并吸收了大量城镇下岗待业人员和进城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就业,对传统基层工会的组织设置和工作方式带来了考验。面对这一新形势,我国工会要顺应形势、与时俱进,以社区工会建设为依托,积极推进个私和非正规就业领域工会工作,提高工会组织的覆盖面,加强这一领域从业人员的劳动维权工作,并调动广大个私业主、雇员和非正规就业人员参与社会建设的积极性。

帮助弱势群体实现体面就业——本市非正规劳动组织走过五年之路

1996年底，上海市劳动部门从国际上引进了非正规部门就业的概念和模式，用于解决经济调整和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就业问题。正是在5年前的今天，伴随上海市第一批非正规劳动组织的诞生。

发挥非正规就业组织在就业援助行动中的作用

就业困难群体的安置就业，是各级政府都十分关心的问题，本市连续两年净增就业岗位的政府实事开展以来，23万就业困难人员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今年，凡是愿意服从安排、愿意接受600元左右月收入的就业困难群体将得到包括托底就业、岗位补贴、职业见习等在内的一系列就业援助行动的帮助。

为非正规就业组织党员安个“家”

这是一群生活在社会基层的特殊群体中的共产党员，他们大多有着二、三十年的党龄，经济结构的大调整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下岗分流以后，他们没有怨天尤人，而是自强自立走上了非正规就业组织的创业之路，他们用自己的勤劳解决了家庭的生计，也为社会提供了就业岗位。不管生活的道路如何艰难曲折，他们仍努力发挥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他们中间有着许许多多令人感动的故事。

“非正规就业组织”创业，政策优惠正多

各地政府正在力推“非正规就业组织”创业，并提供一系列税收、贷款等多方面的优惠政策。主要有以下几项优惠政策：1．减免税费(在3年内免缴营业税、所得税等地方性税收，并免缴除社会保险以外的行政事业性收费)；2．贷款担保(一旦融资困难，可申请由政府的促进就业专项资金提供的开业贷款担保)；3．免费培训(创业者可参加政府补贴的创业培训．员工可参加政府补贴的技能培训)；4．岗位补贴(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吸纳的就业特困人员．政府给予一定的岗位补贴)；5.政府免费服务(政府通过购买开业服务成果，鼓励开业服务社为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提供免税申请、发票申领、代办保险以及各项推介服务等免费服务)。

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大力发展城市非正规经济是解决我国广大农民工就业非常有效的、现实的和必然的选择。但由于特殊国情,我国在发展非正规经济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上也存在一些特殊困难。本文针对我国非正规经济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对如何发展非正规经济以解决我国农民工就业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

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管制政策研究

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管制存在一个有趣的现象:"打不死"的非正规金融,越是打压,规模越大。这一管制悖论不仅在中国存在,在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同样存在。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泰国、菲律宾等)为了缓解农村地区的资金"瓶颈"状况,降低农村金融风险,一方面取缔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另一方面强迫正规金融组织加强对农村的资金供给。但事与愿违,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不仅没有消失,反而顽强地生存下来;正规金融组织也并未如政府所料,缓解农村地区的资金"瓶颈"状况,反而加重了农村经济的"贫血";广大中小农户和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不仅依旧,反而贷款流入了那些资金并不缺乏的人手中(Aleem,1990)。这带给我们以下三个问题:一是政府为何管制农村非正规金融?二是政府的管制政策为何失效?三是正确的管制政策又该如何设计?

我国非正规金融市场规模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通过建立模型进行分析,得出国内生产总值和广义货币量的增加有扩大非正规金融市场规模的作用,而金融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会减小非正规金融市场的规模。但目前国内生产总值和广义货币供给量等因素增加带来的扩大效应强于金融市场化程度加深带来的减弱效应,导致非正规金融市场规模总体呈扩大趋势,但并不能就此否认金融市场化的作用,相反应该继续加快金融市场化的进程,才能有效解决我国的非正规金融问题。

人情消费的决策动机——非正规金融视角下人情支出的理性分析

本研究结合以往对于人情消费社会学、人类学视角下的研究,将人情消费看作一种非正规融资渠道,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年的数据,从效用最大化的视角研究了流动性约束下,农民参与人情支出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平均消费倾向(APC)影响农民参与人情消费的决策:APC较高和较低的人更愿意参与人情消费。第二,农民参与人情消费是在总效用最大化下做出的最优决策,是经济理性的,并非只考虑面子和情谊。第三,我们还从数据中观察到年龄、家庭总资产、对经济形势的预期、文化程度对农民人情支出意愿的影响,并对人情消费扩大化的现状做出更深入的描述和分析。我们发现农村吃请行为的扩大化主要是由于紧缺的流动资金满足不了农民的需求。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政府引导农民合理消费,首先要完善农村金融体制,解决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民"惜贷"的问题,满足农民对流动资金的需求,释放农民需求,才能更好地发展农村生产,厘清农村社会风气,真正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