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金融监管职能配置的法律困境与制度优化

金融监管职能配置是金融监管制度的重要内容,是实现有效金融监管的基本前提。在新金融监管体制条件下,金融监管职能配置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现行金融立法存在职能配置法律依据有待进一步加强、职能配置内容应进一步明确、职能配置协调合作效果有待增强等问题,需要进行制度优化。基于系统观念分析框架,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金融监管模式为监管职能配置的基本逻辑,明确监管职能配置遵循的合法性、能力性、协作性三要素,系统提升法律制度的监管能力,提高监管协作效率。在制度内容方面,从统筹监管、审慎监管、行为监管等监管范畴出发,通过在金融法律中明确各监管机构的职能定位,对监管职能配置进行系统的制度优化,对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处置采取“特别立法授权+央地处置职能协同”模式,实现金融风险有效治理。

中国特色金融监管与中国式愿景——兼评监管的历程、特征、内涵和方向

文章梳理了中国特色金融监管的整体历程,初步划分了统一监管、分业监管、混业监管三个阶段。在此基础上,归纳了中国特色金融监管的主要特征,提出人民性、发展性、普惠性、先进性和安全性五大特征及其内在逻辑。结合近期国家金融强国和中国式现代化目标,梳理了中国特色金融监管的核心内涵,阐释了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和兜底监管的关系与主要作用。尝试从逻辑思维和哲学联系上分析金融强国和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国特色金融监管的要求,客观剖析可以持续提升的空间,并分别探讨愿景与金融监管、金融从业者的关系。

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增强海洋城市经济韧性——基于金融监管的调节效应研究

海洋城市是“海洋建设”目标的载体和数字城市建设的先导力量,面对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其经济韧性的增强离不开数字普惠金融的动能注入。文章利用2011—2019年我国53个海洋城市的面板数据,测度海洋城市经济韧性,并构建面板模型深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海洋城市经济韧性的作用机制及金融监管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具有双重性,但对海洋城市经济韧性具有显著增强作用;城市特质分析表明,海洋经济圈、城市规模和行政级别对数字普惠金融与海洋城市经济韧性的关系存在异质性;作用机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创业活跃度和消费能力影响海洋城市经济韧性;进一步分析,金融监管对数字普惠金融增强海洋城市经济韧性具有正向调节效应。这为数字普惠金融提高海洋城市经济韧性,助力数字海洋中心城市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金融监管与非银行金融部门系统性风险传染

近年来,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呈现跨部门传导效应,尤其是非银行金融部门风险传染可能成为威胁金融市场稳定的重要挑战。本文基于非银行金融部门的微观数据,采用弹性网分位数回归构建尾部风险网络,利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动态捕捉非银行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溢出水平的演变特征,研究金融监管对非银行金融部门系统性风险传染的政策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第一,金融部门的系统性风险溢出总水平主要来自非银行金融部门的系统性风险溢出水平,其中多元金融部门的系统性风险溢出尤为突出,证券部门和多元金融部门存在较为密切的双向系统性风险溢出;第二,2017年金融监管改革后,金融公司之间的风险网络结构密度有所降低,跨部门系统性风险溢出水平显著降低;第三,金融监管对非银行金融部门系统性风险溢出水平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变性特征,2016—2017年金融监管明显降低了系统性风险溢出水平,2018年后政策效果因受到外部冲击而有所弱化;第四,不同非银行金融部门的系统性风险溢出水平对政策冲击的响应存在差异,金融监管政策在短期内降低多元金融部门和证券部门的系统性风险溢出水平效果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完善中国金融风险防范体系、防止金融资本“脱实向虚”和健全相应的风险监管制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金融监管的溢出效应——基于企业创新视角

金融监管是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途径,提升金融监管有效性有助于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2012—2019年数据,本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从企业创新视角实证检验了金融监管对企业创新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加强金融监管能够减少企业创新数量,具体表现为加强金融监管会减少企业专利申请数量,且主要是减少策略性创新数量,金融监管提升了企业创新质量,具体表现为加强金融监管会提高企业创新的被引次数,即金融监管具有溢出效应,有助于企业创新“去粗取精”。融资约束和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上述影响具有调节效应,在融资约束程度更高或实体企业金融化程度更低的企业中,金融监管对企业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强。金融监管对企业创新的溢出效应依据企业所在地区、所属行业、产权性质及自身生命周期的不同而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本文为理解金融监管对实体企业的影响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也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离岸金融中心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与离岸证券投资——兼论金融监管的作用

离岸金融中心(OFCs)囤积着巨额离岸证券投资但也隐藏着系统性金融风险。文章采用36个OFCs的2006-2020年面板数据,合成并测度了全球OFCs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并以此检验了其与OPI的关系和金融监管在其间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全球离岸金融系统性风险呈现下降趋势,其中银行市场、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贡献度较高,并且系统性风险抑制了离岸投资者持有OPI。国际社会重压下的离岸金融监管并非力有不逮,而是通过降低金融市场和政府部门风险两条路径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而吸引了OPI。异质性研究表明,金融监管抑制股权类OPI风险的效果比债务类OPI更为显著,对OPI风险的遏制作用则在金融危机后比危机前更加突出。

构建推动助贷行业良性发展的金融监管体系

助贷业务充分发挥数据的要素作用和科技的赋能作用,帮助金融机构扩大客户群体、下沉业务领域、降低运营成本,成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补充,是普惠金融改革的有益尝试。与此同时,国家层面的监管尚存在政策不明确和体系不健全问题,出现了若干监管“盲区”,以致助贷行业在快速发展中产生了贷款利率畸高、机构过度承担风险、非法引流获客、衍生社会风险等一系列问题和行业乱象。建议以明确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监管政策、建立跨区域的监管协同机制、探索包容性自律管理模式、落实助贷机构主体责任、搭建智能监管平台、综合治理行业违法犯罪行为等为着力点,持续完善我国助贷行业监管体系,推动我国助贷行业良性发展并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强化金融监管 筑牢安全防线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并将“全面加强监管”列于重点工作之首。全面强化金融监管,江苏承担着“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的光荣使命,要深入学习领会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深刻把握金融监管内涵,贯彻落实新时代金融监管的政治性、全面性、有效性、针对性、动态性和科技性,先行先试探索实施新时代强化金融监管的具体路径,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作出江苏贡献。

中央苏区早期金融监管的尝试

财政税收、货币金融是国家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和管理控制的重要手段,是国家政权的坚强柱石,也是国家政权阶级属性的直接体现。在中央苏区、其他革命根据地以及后来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组织始终将财政金融政策的制定和完善,以及财政金融监管作为重点,这些措施不仅为根据地的军民生产和生活提供了坚实的保障,还为社会治理提供了有效的政策工具,并逐渐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财政税收和金融货币体系。一方面,保证了革命政权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也为今后财政金融政策的制定及金融监管的有效实施提供了经验借鉴。

股价信息含量能否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基于股权集中度和金融监管的调节效应研究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金融业发展带动经济结构升级,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同时对实体企业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文选取2012-2021年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股价信息含量对我国实体企业金融化趋势的影响。研究发现:股价信息含量能够显著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较高的股权集中度和严格的金融监管能够加强股价信息含量,提高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异质性分析显示,股价信息含量提高对非国有企业、高分析师关注度企业、高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地区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

金融科技、金融监管与商业银行影子业务风险

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金融科技和金融监管影响商业银行影子业务风险的机制,并基于我国16家A股上市商业银行2014—2021年的数据,分别构建金融科技指数和金融监管力度指数,通过GMM回归模型实证检验金融科技的发展对商业银行影子业务风险的影响以及金融监管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1)金融科技的发展能够显著降低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2)政府金融监管降低了商业银行影子业务风险;(3)金融监管在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经营风险的影响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且对不同规模商业银行的影响效果存在显著差异。文章的研究结论不仅为金融科技降低商业银行经营风险提供了实证依据,也对进一步建立健全商业银行风险应对机制,制定金融科技与金融监管相适配的政策具有借鉴价值。

数字金融、金融监管与传统金融跨市场风险溢出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一直是金融监管的核心,做好数字金融大文章离不开金融风险的防范。数字金融发展改变了传统金融网络结构和网络密度,进而可能加剧传统金融跨市场风险传染,甚至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文章运用TVP-VAR-SV模型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如何影响传统金融跨市场风险溢出效应,并考察在数字金融不同监管强度和功能差异下,数字金融对风险溢出效应作用的监管差异性和功能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加剧传统金融跨市场风险总溢出效应;数字金融对传统金融各市场风险溢出效应的影响存在市场差异性;当前数字金融监管难以有效调控数字金融对传统金融跨市场风险溢出效应的影响;数字金融对传统金融跨市场风险溢出效应的影响存在功能异质性。研究认为: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时,需统筹考虑数字金融对传统金融跨市场风险传染的作用机制和效果,同时进一步将数字金融多种功能全部纳入监管。

我国金融监管体制优化路径研究

完善的金融监管体制是建设金融强国的核心金融要素,是我国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目前基本已形成与我国金融业发展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监管体制。然而,面对快速发展的金融业和近几年出现的重大金融风险,我国监管体制仍存在对金融业务和产品监管不到位、职责划分不明晰、金融监管技术手段滞后、对非法金融活动打击力度不大等问题。对此,需要总结和借鉴国内外的经验教训,不断优化和完善金融监管体制的组织结构,提升金融监管科技水平,提高风险防控能力,以金融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

金融监管中的行为助推:理论追溯及实践探索

助推理论以行为科学为基础,旨在克服行为化市场失灵,为政府监管搭建新的图景。助推理论是学科研究范式变革的产物,已被用于金融监管实践,作为有益的补充,其本质上属于软家长式管理,具有低成本、非强制性的特点,彰显特殊的工具属性。助推在我国的运用潜力和阻力共存,为应对其合法性和有效性方面的理论质疑及操作难题,进一步提升助推理论的运用空间和效用,应在助推措施中嵌入价值引导、以比例原则作为规范向度、完善效益评估机制等。

2024年《金融监管研究》征订启事

《金融监管研究》是全国发行的金融专业学术期刊,也是CSSC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期刊重要转载来源期刊,在全国金融理论和实务界拥有较大的知名度。本刊站在金融监管理论与实践前沿,刊发金融监管、风险管理、金融法规、金融发展等领域的研究文章,富在更好地引导学界和业界对金融监管、风险管理、金融发展等领域董大问题的研讨,进一步提升我国金融监管和风险管理的理论研究水平,服务我国金融监管和风险管理实践。

我国地方金融监管的权力配置研究

回顾我国地方金融监管的权力配置演进史,以“一级政府,一级监管”为特征的地方金融监管模式导致了金融发展与金融监管双目标冲突以及地方金融监管事权划分不合理等问题,由此造成地方金融监管权力配置的困境。究其背后的原因,主要是我国地方金融监管权力配置缺乏法律的顶层设计,体制上的金融放权范式取代了法律上的金融分权范式。在我国新一轮金融监管机构改革的背景下,推进地方金融监管法治化的关键是将地方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经验以法律形式加以巩固,并在金融监管组织法的框架下明确央地金融事权的划分标准,完善央地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持续优化地方金融监管决策程序与实施过程,建立健全地方金融监管的行政问责制度。

金融监管与商业信用供给——基于资管新规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以2015—2021年我国沪深A股非金融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广义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了资管新规实施对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资管新规实施后,前期金融化水平越高的企业商业信用供给增加越多,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实证结果依然稳健。机制分析发现,资管新规的实施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降低经营风险和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企业商业信用供给。异质性分析表明,较高的市场地位削弱了资管新规实施对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而较多的银行信用、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较高的影子银行发展水平却能增强资管新规实施对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资管新规实施主要促进了一年以内和对下游客户的商业信用供给;资管新规的实施通过促进商业信用供给助力企业实现主业发展。本文的研究表明实施资管新规能够推动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推动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对金融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监管体制改革背景下地方金融监管的不足及优化建议

通过介绍地方金融监管现状,分析存在的机构队伍配备不足、监管制度建设不全、监管体制不够合理、新兴金融业态监管缺位4个方面的不足,提出了强化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进一步推动地方金融监管工作规范化、推动地方金融监管队伍专业化、推动地方金融监管手段数字化、推动地方金融组织发展健康化、推动风险防范处置工作系统化、推动消费者权益保护常态化7条建议。

论金融监管规则的司法考量

金融纠纷的审理需要裁判者考量金融监管规则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私人自治。金融监管规则包含大量代表公共权力行使的公法规范,司法考量监管规则的场域主要是民商事案件裁判。基于公私法秩序交融的必要性,司法裁判可遵循利益分析框架,查明监管规范目的,综合考量规范目的重要性、司法认定是否有违规范目的、交易本身违法程度、民事否定评价必要性等因素做出最终认定。以争议较大的违法合同效力认定为例,合同无效的实质认定要件是严重损害公序良俗。在形式认定要件方面,如果低位阶金融监管规则获得明确上位法授权、属于上位法规则的具体化要求、提供效力认定的技术标准,这些规则也可以成为合同无效的说理依据。裁判者应慎重对待金融监管规则在民商事案件中的适用,以调和国家管制与私人自治之间的抵牾。

基于知识工程构建金融监管数智化框架的方法与应用研究

金融监管数智化是监管与数字技术相融合的系统工程。本文对比了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的数智化需求和目标,归纳出金融监管知识工程的特点,创新性地提出以数据价值和金融监管功能为指引,基于知识工程构建金融监管数智化框架的专用性方法、整体架构及其基础,用以构造金融关系网络的数字孪生和监管知识体系,提高监管人员的风险感知能力和数据驱动决策能力,适应并管控复杂动态金融系统,更有效地防范系统性风险。作为新时代知识工程的典型代表技术,知识图谱与风险为本的金融监管模式高度契合。本文提供了知识图谱技术提高监管有效性的证据,并首次提出运用知识集成系统、数据结构化、知识互操作性、复杂关系表现、动态适应能力等知识工程五项功能支持“五大监管”的设想,丰富了有关金融监管知识机制的研究,并指出未来研究与应用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