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产品的非歧视待遇问题研究

CPTPP、DEPA等经贸协定构建了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的规制框架,但由于数字产品兼具货物与服务的特征,对其法律定性存在争议,难以明确其“同类性”和“较低待遇”判定标准,导致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的适用存在不确定性。当前既不宜简单地选择货物或服务的标准,也尚不具备条件构建统一标准适用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可行路径是在个案中根据被比较对象的法律定性,分析数字产品所具有的货物或服务属性,对应参考货物或服务的非歧视待遇判定标准,探索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的法理。我国应以加入CPTPP与DEPA谈判为契机,运用“负面清单”与“例外条款”合法有序开放数字产品市场,在后续数字贸易规则谈判中明确数字产品法律定性的立场,深化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的实践。

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条款对我国国家利益的影响与对策

CPTPP与DEPA当中的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条款兼采“货物生产地”与“生产者国籍”两项标准认定非歧视待遇覆盖范围,且并未对非歧视待遇采取清单式限制。该条款因而有别于传统货物与服务贸易中的非歧视待遇规则。目前,国别数字治理规则可能与该条款存在冲突的措施包括数字产品准入限制、数字服务税与数字产品消费限制。上述措施均存在明显的歧视性,且适用公共道德例外进行抗辩很可能面临涉案措施“必需性”证明难题。对我国而言,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条款有助于降低贸易壁垒,但同时会对我国数字治理措施合法性提出挑战。我国可以将数字产品差别待遇措施写入“负面清单”,同时利用“补贴例外”“广播例外”与“公共道德例外”维护我国数字治理措施合法性空间。

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规则:立法流变、条款特征及中国适用

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规则是典型的美式贸易规则,其具有较强的辐射效应。目前,各国际条约中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规则的设置基本采用美式模板。该规则在发展过程中适用范围不断扩大,适用对象也随着贸易实践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该规则通过间接性承诺清单限缩适用范围,以属地标准和属人标准确定规则适用对象,以例外规定缓冲其适用张力。适用CPTPP和DEPA项下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规则会对我国数字产品监管审查的效率性与合法性产生冲击。由于国际层面数字产品定性标准的不确定性以及缺失具体的市场准入承诺和国内规制规范,数字产品的贸易待遇具有不确定性。对此,我国应在技术层面探索创新数字产品监管审查机制;在制度层面争取数字产品国内监管审查合法空间;在战略层面积极彰显大国担当,作为主导者和推动者积极推进国际层面数字产品法律定性标准的制定与统一,推动直接针对数字产品的待遇承诺、国内规制规范等配套规范的达成。

欧盟涉华案件中对WTO反倾销非歧视性原则违反的探讨

一、引言 非歧视原则是WTO基本原则之一，但是，它在WTO庞大的法律体系的各个部门法中的具体落实情况却异常复杂。在WTO反倾销立法领域，非歧视原则主要通过WTO《反倾销协议》第9．2条加以规定。根据WTO反倾销非歧视原则，进口成员方“如果征收反倾销税，

论非歧视原则是艾滋病法的首要原则

歧视是艾滋病环境中最严重的违反人权的行为。艾滋病歧视主要表现为直接歧视、间接歧视和制度歧视,严重影响到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对艾滋病歧视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不足等方面。确立非歧视原则作为艾滋病法的首要原则,就是要求在本质上实现人人平等,才能影响和制约着艾滋病防治过程中的其他原则。

技术标准专利许可中的合理非歧视原则

合理非歧视原则是技术标准专利许可的重要原则,对于保证技术标准的顺利制定和有效实施具有重要作用。在合理原则中要区分专利技术与技术标准在产品需求中的贡献,也需要考虑技术市场竞争对专利权人收取许可费的影响。对于非歧视原则要注意其与反垄断法适用的关系,特别是不应对竞争者应当获得的收益造成不合理的挤压。应当发挥标准化组织在确定合理非歧视许可费中的作用。

普遍性原则:宪政民主的理想目标——评《原则政治,而非利益政治——通向非歧视性民主》

依据普遍性原则,民主可以被分类为歧视性民主和非歧视性民主,而走向非歧视性民主是未来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布坎南教授和另一名著名经济学家罗杰.康格尔顿教授合著的《原则政治,而非利益政治——通向非歧视性民主》一书不仅提出了这一重大理论问题,而且通过将政治决策的分析同经济理论结合起来的方式,用经济学的眼光探讨了将普遍性规则运用于政治领域的可能性,试图突破宪政民主中存在的死穴——歧视性民主。

服务贸易协定GATS规则的分析——非歧视原则与对等原则的冲突

服务贸易总协定 ( GATS)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第一次形成多边规则 ,反映了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领域的重要性。但服务贸易总协定与 GATT相比 ,具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 ,在规则的体系、原则的适用、非歧视待遇等方面与 GA TT规则有很大的不同。对等原则在服务领域仍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它与非歧视的冲突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来。分析服务贸易规则的特点 ,有利于我国在

儿童权利保护的“非歧视”原则探究

作为儿童权利国际保护的一项基本原则,"非歧视"原则建立了儿童权利保护的最低限度标准,奠定了儿童权利保护的最广泛、最可能取得共识的基础。该原则在其他国际性和区域性文书中得到广泛的运用。然而,该原则在运用中存在三大问题:一是适用范围问题;二是与"平等"原则的区分问题;三是国内法衔接问题。"非歧视"原则的中国实践表现为"儿童优先",并以专门法即《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形式体现出来。"非歧视"原则的完善,需要在立法、司法中贯彻"儿童本位"观;考虑在相关儿童法律中确立儿童非歧视权;进行儿童权利教育。

国家主权外在强化的法理逻辑:非歧视原则与普惠制的关联论

在全球化时代,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对外维护国家安全和增强以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实力成为国家主权外在强化的两种路径。WTO的自由贸易哲学和国际市场的“复合相互依赖”促进了国家之间的消极和平,“同类产品”的非歧视待遇使各国通过WTO强化了其国家主权。然而,跨国经济活动也造成了全球公共危机,任何国家都无力独自追求其自身安全。西方新自由主义外交实践导致的发展问题使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日益边缘化,这又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主权。在国际民粹主义兴起的背景下,国家主权强化的这种法理悖论导致了WTO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的瘫痪和普惠制的名存实亡。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利于推动大国政治和国际法治的互动,通过主权国家的实质平等来解决WTO的制度危机。

欧盟所得税协调与税收非歧视待遇的发展

为了保障共同市场中服务、人员和资本等要素的自由流动,欧盟禁止成员国所得税法采取基于国籍的歧视措施,也禁止成员国税法限制本国国民在共同市场内行使自由流动的权利。欧盟的实践拓展了双边税收协定中的非歧视待遇,是所得税区域性协调的尝试。但是,欧盟现行机制制约了税收非歧视待遇的进一步发展。

国际税收协定中非歧视条款之内涵辨析

非歧视"条款被认为是国际税收协定中最难以把握的条款之一,难点就在于如何准确地理解其适用标准并将其与传统的非歧视原则相区别。国际税收协定中的税收非歧视原则包括国籍非歧视、常设机构非歧视、支付非歧视和资本非歧视四种情形,在理解这四种情形时,应遵循税收协定特有的解释规则。税收协定中的非歧视原则与传统的非歧视原则存在体系差异和内容差异,税收与相关经济活动之间内生的关联性使得两套规则的并存必然带来实践中规则的交叉与选择难题。在协调二者关系时,传统的"特殊规定优先于一般规定"等逻辑分析和利益分析路径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有必要在协定中加以明确约定,从而避免适用中的不确定性。

论规制资本弱化制度中的非歧视原则

资本弱化是企业为谋求利息税前扣除的利益而以债权投资代替股权投资的一种国际避税行为。各国传统上对资本弱化的规制都仅仅针对非居民的外国投资人。然而这一歧视性的规定受到了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挑战,同时也与各国签订的双边税收协定中的非歧视条款相悖。《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在我国首次引入资本弱化的规制制度,并采取了非歧视原则,具有相当的科学性。

非歧视原则在GATS中的适用之评析

非歧视原则作为WTO的核心原则,在GATS协定中也有鲜明的体现。由于服务贸易领域的特殊性,非歧视原则在该协定中的适用也独具特色。本文分析了非歧视原则的两大组成部分——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在GATS中的具体适用,分别评述了其特点,并提出了我国的应有立场与对策。

从WTO非歧视原则具体规定看培育我国统一大市场的国内法建设

从WTO非歧视原则具体规定看,该规定可以直接适用进入我国境内的外国人、外国货、外国服务。从国内与WTO非歧视原则相悖的典型案例看,为了培育国内统一大市场,同时也是履行WTO国际承诺,我国尚有条约国内适用系统立法(主权国家关于国际条约的立法法)、反歧视国内转化立法(将WTO非歧视原则转化为针对"内内一致"的国内法)、修改《行政诉讼法》使其与WTO司法审查标准一致等立法任务。

美国高等教育“非歧视政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弱势群体高等教育权益的实现状况是衡量国民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美国法律保证个人不因性别、种族、肤色、宗教信仰以及所来自的国家而丧失平等的接受高等教育机会。虽然美国高等教育领域里的"非歧视政策"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但其立法与实施对我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有明显的借鉴意义。

非歧视待遇原则在移徙工人权利保护中的适用

非歧视待遇原则对移徙工人权利的保障,主要体现在入境权、不受歧视的一般性权利、工作的权利及工作条件权、结社和集会自由权以及刑事正当程序权利等领域。入境权中的非歧视待遇突破了传统属地主权原则,一般性权利中的非歧视待遇应区别适用,而工作的权利及工作条件权、结社和集会自由权以及刑事正当程序权利这些具体权利保护中适用非歧视待遇,应注意相关国际条约规定存在的冲突,予以协调。国际社会应加强国际合作,健全保护机制,切实履行移徙工人非歧视待遇义务。

服务贸易非歧视原则述论

非歧视原则是WTO多边协议群的重要支柱,通过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的互为补充、相辅相成来共同实现。因为服务贸易具有无形性、难以海关为界区分、各国水平差异极大、协议不成熟等特征,所以,非歧视原则在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中的适用既有继承,又存在区别,集中体现为最惠国待遇的一般义务和国民待遇的具体承诺。我国服务贸易领域在非歧视原则的适用上必须严格遵循,同时灵活运用,趋利避害。

输气管网“非歧视性”第三方准入制度解析

输气管道第三方准入制度对促进天然气市场进入竞争起着重要作用,我国正试图在国内输气管道市场中引入第三方准入制度,为了使得国内第三方准入制度的制定公平有效,需参考研究欧盟颁布的2009/73/EC和715/2009指令中"非歧视性"内容,即管道运营商必须消除对所有用户的歧视。研究分析了输气管网系统用户被同等对待的背景情况,阐明了非歧视性第三方准入规则中"歧视"的含义。指出我国在制定第三方准入制度时,须考虑管网用户之间的差异,使得管道公司在消除歧视的基础上能公平对待不同用户。

贸易与环境:对WTO非歧视原则的再思考

非歧视原则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最基本原则之一,又称为无差别待遇原则,是与歧视待遇原则相对称的一项原则。它规定,一成员方在实施某项优惠或限制措施时,不得对其他成员方有所歧视。亦即,无论实施优惠或是限制措施,必须一律适用于所有成员方。非歧视待遇充分体现了平等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