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非汉族体大家族理念与形制——基于西域诸族的考释

汉人大家族由中外汉学家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与根基而成为汉学宗族研究的传统对象。然而,家族宗族实体同样存在于非汉族体的历史和社会,在汉人社会称为宗族,在中东欧称为"父姓氏集团",在内陆亚则为家族公社。即在汉域之外,宗统世系观念与制度同等重要,同具历史意义,亦是其世族、历史、王室、王朝延伸的内在线索和传统文化的根基。边域诸族的家规家约系谱等,或有《朱子家礼》的要素,但其大家族元素和理念,基于原有族体文化或由其生成,并非且不应视作仅或一律为汉人家族观念的移植。本文究溯非汉族体家族研究脉络,以内陆亚和中国诸族体大家族制度补充非汉域的大家族形态,以边域跨域理念宗族补缺汉学宗族研究类型。

明代宦官中的非汉族成分

明代宫廷中有为数众多的宦官来自于少数民族和外国,从一个侧面反映着明代与周边民族地区和国家的密切交往。宦官政治的背景下,这部分宦官在宫廷中的地位和影响也颇引人瞩目。

碑志所见北朝非汉族姓氏杂考

北朝非汉族姓氏改汉姓,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一大标志。由于非汉族姓氏转译常用音译,且用非表音的汉字去记录,从而产生大量译文无定字现象。又因典籍辗转传抄,来源各异,因而造成姓氏记载纷繁复杂,错讹甚多。利用出土碑志,可以釐清错误,正本清源,为北朝历史研究尤其是民族姓氏研究提供重要证据和文献参考。

元代非汉族士人群体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探论

元代非汉族士人群体的出现,是中国历史上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论文探究了该群体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辽阔的疆域、便利的交通为蒙古、色目人的内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使其有机会接触汉文化;元廷倡导汉学,科举激励、国史院等文教机构熏染,使得异族士子偃武修文;元代文化多元,但汉文化讲求"和合",蒙古、西域文化亦包容力强,彼此有着交流融合的可能。

宋时期的非汉族政权之西夏(982—1227)

西夏是党项建立的多民族联合政权,他与宋、辽、金、河湟吐蕃、凉州吐蕃和蒙古等政权间存在着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的关系。文章详细地论述夏政权二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包括白高大夏国的来历,党项、木雅、藏人、西羌、三苗、宕昌等之间的联系,以及西夏语言的发展演变、行政机构和官署的设置、法律的制定和经济文化的发展等多个方面,对一些问题阐释了自己的观点。西夏发展史既是与周边政权抗衡交往的体现,也是对各民族不同文化习俗吸收融合的展现。

新疆地区非汉族学生反义字组偏误原因研究

基于汉字自身的临摹性和理据性及汉语思维的特点,在新疆地区非汉族学生汉语教学中,语汇教学成为了一个重点和难点。根据汉语反义字组的特点,应从汉语自身来寻找学习者反义字组学习偏误的原因,从而促进汉语语汇教学。

人类学民族志视野内的中国朝鲜族研究——基于对“中国西南非汉族群”民族志与“韩国人类学”民族志成果总结与对比的反思

宏大叙事是当下社会科学领域内中国朝鲜族研究的主要特点。文章在对中国西南非汉族群与韩国人类学民族志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对中国朝鲜族缺乏人类学民族志的不足进行了反思。并进一步的认为可以在区域社会的视角内,结合当下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以及多点民族志的方法开展相关的中国朝鲜族民族志研究工作。

礼仪与政治:清朝礼部与理藩院对非汉族群的文化治理

本文从礼仪制度的视角,通过对比礼部和理藩院两大机构管理境内族群的不同分工,探讨了清朝在区分族群、整合多族群文化方面的努力及其政治价值。清朝对众多族群和文化,采取分类管理的方式。分类的原则是与清朝关系的亲疏远近,既包括政治方面,也包括文化和情感方面。通过礼仪教化各族群,是礼部施政的总原则。教化之道,一是仪式本身,展示的是清朝的观念、态度;一是仪式所必须的符号性的工具和手段,包括食物、冠服、仪仗、印信、金钱、乐器,也包括文字、音乐和舞蹈等。策略上则通过在礼仪制度上优遇蒙古作为"教化"境内族群的样板。清朝礼制的最大特色便是浓郁的多元化族群色彩。在许多仪式中,边疆族群已经由旁观者或配角成为主角之一。这种礼制上的新格局的形成,一方面是清朝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深刻地反映了来自北方的统治族群满洲对于本族及其他边疆族群的文化价值的认知和认同。清代前期"夷狄"观念的第一次转换,是清朝礼仪制度更新、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

“非汉族”“中国经验”的现代性难题及其可能——从阿来的《机村史诗》到《云中记》

阿来想从"非汉族"的角度写出真正中国的经验,这一诉求在他的六卷本《机村史诗》和《云中记》中有鲜明的呈现。其涉及汉族经验与"非汉族"经验的关系问题和中国经验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两个层面的问题在《机村史诗》中常常纠缠在一起,阿来深陷其中,不免顾此失彼、捉襟见肘。《机村史诗》既见出阿来的雄心,也充分表明了他的困惑之所在。对于一个作家而言,看似复杂的问题,并不一定需要相匹配的容量去表现。《云中记》在这方面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少数民族与汉族大学生英语课堂焦虑对比研究——以西北师范大学非英语专业学生为例

本文以西北师范大学非英语专业35名少数民族学生与35名汉族学生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研究了非英语专业少数民族学生与汉族学生在英语课堂焦虑方面的差异。调查结果表明，非英语专业少数民族学生的英语课堂焦虑度高于汉族学生的课堂焦虑度，少数民族学生的自信心不足，英语学习方法欠佳。最后，本文对非英语专业少数民族学生的英语教学提出了几点建议。

非英语专业少数民族与汉族大学生英语学习策略的比较性研究

文章以新疆大学科学技术学院非英语专业135名少数民族学生与270名汉族学生为调查对象,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对非英语专业少数民族学生与汉族学生的英语学习策略进行了对比探究。调查结果表明:不同专业汉族学生与少数民族学生英语学习的现状、对英语学习的看法、英语学习的兴趣、英语学习方法均有显著差异,而在英语学习动机方面差异不显著。通过对结果进行分析,文章提出了提高民汉学生英语水平的对策,即合理处理教学材料;创设语言习得环境;构建和谐师生关系;加强英语学习策略指导;明确英语学习的需求动机。

一带一路、中亚与海外华人研究

21世纪中国的崛起使中国能够积极地将经济力量沿着现代丝绸之路拓展开来,不只促进贸易往来,也带来企业投资和交通设施建设,进而推动当地经济发展。"一带一路"所带来的新局面不只是国际关系和全球研究学者必须关注,海外华人研究者也需要留意这个新发展对海外华人世界所带来的影响。本文在这个新发展之下讨论中亚华人研究的意义,提出一些研究设想。中亚华人研究有助于扩展海外华人的研究,尤其是非汉族华人的研究,也会启发我们思考研究的课题,包括反思海外华人的称谓。

六朝时期东南地区族群关系综说

受地形地貌大势和中古气候变迁的影响,六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继秦朝之后又一个大移民时代。秦朝大移民主要指其规模大(数量、距离),"政府操作"刚性大;六朝大移民的特点则是时间延续性长,对政治体制和族群关系影响巨大而深远。就东南族群关系而言,当时南渡、土著人口的"蛮化"和南方蛮族、"蛮区"的汉化两种倾向相互纠叠,闽中地区则直到隋唐时期非汉族群的势力依然十分强大。研究这一时期东南地区包括闽中一带的历史,对此亟当给予应有的关注。

北齐隋唐之际的“河东”及其文学文化特色

"河东"历史文化研究的客观现状与其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是不相符的,在北齐隋唐之际尤其如此。文章试图还原这一阶段的"河东"文化之形态,基本上沿着一个由文学文化现象到文化内质认识的逻辑辩证过程来呈现主体内容。其中王通的"河汾之学"与"儒道更新"的问题又是围绕着儒学来展开的。隋唐之交的儒学面貌及其中所涉及的汉族与非汉族的文化关系问题,又是解决历史上的"河汾之学"多重疑问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德、宪、穆、武四朝赐姓名研究

在唐德宗到唐武宗的七朝中,德、宪、穆、武四朝均有赐姓名的现象,其大体可以分为对藩镇的赐姓名和对非汉族的赐姓名。通过对藩镇的赐姓名的分析可知,藩镇内部继承已经成为了河朔型藩镇的主要继承方式,同时军功亦是被赐姓名的关键所在;而对非汉族的赐姓名,则反映出宪、武两朝在整体国力不振的情况下,对于相关民族短期内仍旧占据优势地位。通过对这一时期赐姓名的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当时唐廷与藩镇及相关民族的关系。

健康宣教对民族院校大学生艾滋病预防及高危行为知行态度的影响

随着社会的开放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在校大学生发生性行为、感染性病已有增加的趋势,成为艾滋病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的高风险人群。为掌握非汉族大学生生理心理状态、了解民族区域性特征、非汉族与汉族文化意识差异,及其本民族所在地区相关知识的普及和接受状况,2008年11月至2009年1月,在非汉族大学生中进行了相关知识的普及和行为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