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代孕的刑事规制路向审思与选择

目前,我国对代孕持绝对禁止的立场。体系性法律规范和常态化有效监管的欠缺,导致非法代孕活动矛盾迭起、乱象丛生。积极刑法观强调刑事法以前瞻性和预防性为遵循,代孕技术的革新不仅引发了深刻的伦理挑战和广泛的社会风险,而且非法代孕实质上严重扰乱医疗卫生秩序,侵害、威胁公民人身权和人格权,法益侵害性已然达到应受刑罚处罚的程度,因而亟需刑事手段进行主动、事前的干预和规制。域外各国对代孕的治理模式大致分为全面禁止型、兜底惩戒型、规范疏导型三种立法例,在借鉴他国治理经验、探究我国规制模式的同时,有必要依据刑事管辖原则明确我国《刑法》对不同国别公民的境外代孕活动的管辖范围。利用关联罪名和通过扩张解释他罪来打击非法代孕的方案具有显著缺陷。以法益保护为指导,以不法和责任为中心,增设非法组织、操作代孕罪,惩处非法代孕的组织策划和实施技术两种行为类型,是制裁和预防非法代孕的理想径路。

“生物学母亲”年龄越大,出生证明“售价”越高 斩断非法代孕链条

找孕母,做“试管”,安排生产……由于链条隐蔽、监管涉及部门多,且有“市场需求”,非法代孕屡禁不绝,社会危害巨大。近期,公安部门部署2024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内容包括对伪造买卖出生医学证明等案件,查明办理全过程,依法予以打击。

由“非法代孕产业链”引发的哲学思考

我国相关法规禁止代孕,但是媒体不断曝光非法代孕事件,强烈地冲击着人们的眼球。目前社会对代孕的需求量很大,代孕利润丰厚,非法代孕违法成本低,诸多原因催生了"非法代孕产业链"。国家监管乏力,有着越打击越猖獗之势。国家应辩证地看待代孕技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条件地放开代孕政策,真正地使辅助生殖技术造福人类。

代孕治理的时代之问与应然选择

代孕行为从诞生之初就一直饱受巨大伦理争议,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对此也态度不一。而因代孕弃养等引发的法律争端,不仅凸显了代孕问题的种种乱象和非法组织代孕行为的法益侵害性,而且使代孕问题愈益成为我国人口政策调整所必须直面解决的时代课题。对此,一方面应有限许可合理的代孕需求;另一方面对危害严重的非法组织代孕行为应考虑予以犯罪化。犯罪化的具体实施,应在构建完善的前置法律规范体系前提下,谦抑限定非法组织代孕行为的入罪范围,而在入罪化前的当下,则应恪守罪刑法定原则,运用现有刑法规定依法惩治关联犯罪,抑制非法组织代孕行为。

代孕行为的刑法规制

代孕行为极具社会危害性,当前我国对代孕行为的规制效果并不理想,有必要启动刑法来惩治不法代孕行为。对代孕行为的刑法规制,要从刑法原理角度出发,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设立一条子原则,即人身权益优先原则;要从刑事立法角度出发,“以点带面”设置相关罪名,其中“点”是指非法代孕罪,而“面”是指非法从事代孕行为罪;还要从刑事司法角度出发,严格依法办事,利用好现有的合同诈骗罪、诈骗罪、遗弃罪等罪名,有效规制非法代孕行为。

人体冷冻胚胎监管、处置权归属的认识

卫生部颁布的部门规章中关于胚胎不能买卖、赠送和禁止实施代孕的规定,仅针对从事人工生殖辅助技术的医疗机构和人员而言,并未对一般公民尤其是失独公民就其或者其子女遗留下来的冷冻胚胎行使监管、处置权作出禁止、限制性规定。医疗机构缺乏充分依据基于部门规章的行政管理规定对抗当事人基于私法所享有的正当权利。在现行法律法规对人体冷冻胚胎法律属性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考虑到司法救济的终局属性,人民法院不能拒绝裁判,应当承担特定的司法责任。在人体冷冻胚胎监管权、处置权归属的问题上,应充分考虑胚胎处置权利的特殊性,结合伦理、情感、特殊利益保护等情理交融因素,在不违背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作出契合法理精神的判决。法院判决本身在性质上只是对于作为客观物质存在的胚胎之权属纠纷进行确权,而确权之后非法代孕的风险已经超出法院裁判的应有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