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非法供述排除中的被告人责任

中国当前审判程序中的非法供述排除,被告人不是享有权利,而是承担对供述非法的初步证明责任。从理论上看,被告人无法也无力承担这种证明责任;从当前不多的实例看,被告人的责任有可能异化为对供述合法的证明责任,从而导致排除程序启动的困难与非法供述排除的不畅。中国应当把被告人在非法供述中的责任限制为主张责任,同时设定诬告陷害或藐视法庭等作为滥用主张责任的惩罚。

我国法院排除非法供述的实践立场研究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法院排除供述的理由有,不能排除存在取供手段非法的可能;取供手段非法;程序违法;未补正或合理说明的瑕疵证据;符合一定条件的重复供述。我国法院排除供述呈现的特点有,在以取供方法非法为由排除供述时,法律多适用《刑事诉讼法》第58条而非第54条;排除供述的理由存在突破现行法律规定的情况;程序违法既可以作为认定"不能排除存在刑讯等非法方法"的支撑性因素,也可以单独作为排除供述的理由;排除非法供述通常不影响有罪判决。法院排除供述的深层次原因有,法官对人权保障观念潜移默化的接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度设计趋于完善;供述的真实性无法保证;排除供述不影响定罪;排除重复供述的理由是"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对重复供述是否产生"实质的波及效力"。未来,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做到,进一步转变观念,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真正理解为人权保障规则;进一步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体内容;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论非法供述的审查与排除

在我国司法实务中,非法获得的被告人庭前有罪供述很少被排除。通过对域外国家非法供述排除程序的考察,提起供述合法性审查的主体是辩方和法官(特殊情况下),审查争议的时机包括审前动议、当庭异议或证据禁止程序,对于供述是否合法一般由控方承担证明责任。这对我国刑事诉讼非法供述审查和排除程序的构建和设计具有借鉴意义。

“非法供述排除规则”的实证研究及理论反思

"非法供述排除规则"已经实施三年有余,对于其在实践中的真实运行状况,需要用实证的方法研究。通过对300多件真实案例的分析研究发现,"规则"由法律文本变为司法实践过程中,在法律实现主体控方、辩方及裁判者的共同作用下,运行状况与立法预期产生了背离,显现出"供述合法性证明责任分配虚置化"、"非法供述排除标准拔高化"、"排除非法供述考量因素多元化"、"控方合法性证据形式化"等问题。从法律实然和应然的沟壑中,可以反思到"规则"证据合法性证明标准过高、过于忽略实体价值以及规则既有目的的认识偏差。

检察机关对非法供述排除范围之认知

随着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的正式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已有三年多的时间。为了解和掌握检察机关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认识,本文选取了北京市3个检察院,对200名检察官进行了调查问卷,问卷内容主要包括通过刑讯逼供、威胁、引诱等方法取得犯罪嫌疑人供述是否需要排除,调查结论为针对不同的方式获取的供述给予不同的处理,并给出明确的态度。

审查起诉阶段如何发现与排除非法供述

[典型案例]侦查机关认定,2012年7月和8月,犯罪嫌疑人穆某以出售为目的先后两次从毒贩张某处购得毒品冰毒共计1000克;后将其中的100克冰毒出售给犯罪嫌疑人高某.案卷材料显示,犯罪嫌疑人穆某、高某被拘传后的第一份讯问笔录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其余笔录均否认犯罪事实.在审查起诉阶段,两犯罪嫌疑人均否认起诉意见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并声称两人在侦查阶段的有罪供述均系侦查机关非法取证所得,要求予以排除.

检察环节排除非法供述问题探究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是能够直接证明案件事实的重要证据,由此有罪供述是侦查机关穷尽一切手段企图获取的重要证据。2017年6月,'五机关'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试图重点解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可采性问题,并将检察机关作为非法供述排除的重要主体。检察机关排除非法供述的关键在于如何根据法律及司法解释确定非法供述的范围,证明供述的非法性,发现非法供述的线索。

浅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排除范围

2017年6月27日“两高三部”联合颁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在之前的法律和司法解释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围,但《规定》仍有很多问题没做出较为准确的界定.因此本文将以《规定》为基础,通过分析《规定》的亮点和不足,进一步提出建议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排除范围.

非法拘禁型供述排除规则研究

传统自白任意性规则对于非法拘禁型供述的排除缺乏足够的解释力,有必要引入美国毒树之果理论。只要供述是先前非法拘禁的产物或与先前非法拘禁有关,即可视为毒树所生之毒果加以排除。但是若非法拘禁与供述之间由于介入因素的影响致使两者关联性微弱,排除供述无法达到吓阻违法的目的,依毒树之果的例外如稀释规则,供述可不排除。当前我国犯罪嫌疑人未被赋予沉默权、律师在场权,却要承担如实供述义务,多重介入因素的影响非但没有稀释非法拘禁与供述间的因果关系,反而更紧密了两者联系。故我国对非法拘禁型供述采绝对排除。未来随着讯问制度在立法和司法层面的调整,诸如稀释规则等毒树之果的例外应引入我国,并由控方来承担争议供述与非法拘禁型方法之间无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

论我国讯问前权利告知的完善

在法治国家(地区),沉默权和律师帮助权是讯问前最主要的告知内容,如果侦查机关未告知这些权利,则所获供述有可能落入非法供述排除的范围。在讯问前未告知权利与非法供述排除规则的关系上,法治国家(地区)形成了原则加例外模式和裁量排除模式。我国《刑事诉讼法》虽有讯问前告知权利的规定,但告知内容单薄,且未确立程序违法所获供述排除规则。作为理想的改革措施,我国应借鉴法治国家(地区)有关讯问前权利告知制度,建立完整的讯问前权利告知规则;通过对现行立法和司法解释相关规定的进一步挖掘,也可以在不突破现行法律框架的情况下一定程度上弥补我国讯问前权利告知规则的缺陷。

论我国讯问前权利告知的完善

在法治国家(地区),沉默权和律师帮助权是讯问前最主要的告知内容,如果侦查机关未告知这些权利,则所获供述有可能落入非法供述排除的范围。在讯问前未告知权利与非法供述排除规则的关系上,法治国家(地区)形成了原则加例外模式和裁量排除模式。我国《刑事诉讼法》虽有讯问前告知权利的规定,但告知内容单薄,且未确立程序违法所获供述排除规则。作为理想的改革措施,我国应借鉴法治国家(地区)有关讯问前权利告知制度,建立完整的讯问前权利告知规则;通过对现行立法和司法解释相关规定的进一步挖掘,也可以在不突破现行法律框架的情况下一定程度上弥补我国讯问前权利告知规则的缺陷。

论我国讯问前权利告知的完善

在法治国家(地区),沉默权和律师帮助权是讯问前最主要的告知内容,如果侦查机关未告知这些权利,则所获供述有可能落入非法供述排除的范围。在讯问前未告知权利与非法供述排除规则的关系上,法治国家(地区)形成了原则加例外模式和裁量排除模式。我国《刑事诉讼法》虽有讯问前告知权利的规定,但告知内容单薄,且未确立程序违法所获供述排除规则。作为理想的改革措施,我国应借鉴法治国家(地区)有关讯问前权利告知制度,建立完整的讯问前权利告知规则;通过对现行立法和司法解释相关规定的进一步挖掘,也可以在不突破现行法律框架的情况下一定程度上弥补我国讯问前权利告知规则的缺陷。

论讯问阶段嫌疑人的律师帮助权

讯问阶段嫌疑人的律师帮助权包括知悉权、随时咨询权、在场权以及救济权,其中救济权是落实和保障律师帮助权的关键。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嫌疑人律师帮助权的规定存在较大缺陷,一方面需要通过修法予以充实和完善,另一方面,也是更为急迫的是建立侵犯嫌疑人律师帮助权的非法供述排除机制,使该权利刚性化,从而更有效地保障讯问阶段嫌疑人的律师帮助权权利的实现。

从纸上谈兵到水滴石穿——非法口供排除程序的构造反思

高举人权保障大旗的刑事诉讼立法淡化了刑事诉讼构造的路径选择,但是,基于一种结构缺陷,我国新近立法所确立和完善的审判前供述排除规则很容易沦为"纸面上的法"而难以转化为"行动中的法"。一方面,因为没有庭前法官和庭审法官的分离与法官和陪审团的分权,一元化的法庭可能会造成非法获取的口供从大门排除又从窗户跳进,而"口供排除"和"宣读口供"的两阶段在质证上存在着叠床架屋,更有为普遍地采纳审判前供述这一传闻证据"背书"的反其道而行之的趋势。另一方面,控辩不平等导致庭审最终落入长于法律辩论而轻视事实调查的旧习,而法官也陷入到底是积极调查还是消极听审的内在职责冲突之中。因此,本文设想以案例指导跳脱立法中心主义的虚无缥缈,以配套程序摆脱实质判断标准的人言人殊。

非法言词证据认定路径的完善

英美国家以自白"自愿性"规则为核心,形成了"内省式"非法言词证据的认定路径。我国的非法言词证据认定路径以对非法取证行为的列举和规制为重点,形成所谓"外控式"非法言词证据的认定路径。这种路径的优点是具有明确性和可操作性,不足在于缺乏弹性,难以穷尽所有严重非法取证行为。未来我国应采取一种结合二者优点的非法言词证据认定路径,其有三个关键环节:一是引入"自愿性"标准;二是列举常见的、严重的非法取证行为并建立强制性推定;三是对不属于列举范围的非法取证行为,由法官在个案中根据"自愿性"标准进行裁量。

侦查终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制度刍议

为防止非法讯问,尽早排除非法证据,强化"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实效,我国提出构建侦查终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制度。但因当下侦讯情况复杂、司法资源不充足、相关配套措施不完善,该制度仍处于讯问合法性分辨困难、启动时间上有分歧、办案线索收集难、核查方式传统、监督刚性不足、庭审运用核查结论的方式异化等困境。通过辨析非法取供的方式,充分运用信息共享平台新兴技术手段,探究检察驻所的最优模式,增强监督刚性,改革庭审中核查意见的拘束力等途径实现该制度"以审判为中心"的应然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