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犯罪中非法占有目的认定标准的失语

以“排除意思、利用意思”来认定财产犯罪中“非法占有目的”是我国法学界多数学者所持的观点,但难以让人认同。通过对我国与德日刑法的相关学说进行梳理,结合“排除意思、利用意思”在我国引起了含义不清、同案不同判等问题,继受自德日的认定标准并不能适应我国实际情况。具体辨析“利用意思”、“排除意思”的功能可知,“排除意思、利用意思”的内容虚化、意义缺失,进一步深化了以“排除意思、利用意思”的认定标准界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合理性存疑。以盗窃罪为例,以辨析犯罪目的与犯罪故意本质的方式,提出“非法占有目的是指对他人财物形成稳定占有的意思”。

网络环境下侵财性犯罪“非法占有”的认定

随着第三方支付的普及,传统违法犯罪活动与互联网手段结合,信息网络逐渐成为不法分子违法犯罪的重要工具,各种“新形式”侵财由此衍生,打击网络侵财犯罪,保护公民财产安全刻不容缓,[1]在司法实践中,侵犯财产罪中的取得罪,以非法占有目的为必要。 涉及对“非法占有”的认定及推定标准等因素,网络环境下的盗窃罪、诈骗罪、侵占罪等罪名之间常存在界定困难的问题,其罪名界分值得商榷和研究。

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推论隐忧之克服

现行司法以推论方法认定集资诈骗罪之"非法占有"目的,这存在难以"排除合理怀疑"之隐忧。推论标准重一般而轻特殊(指商事特性)、推论过程重指控而轻辩护是隐忧生成的基本原因,然而现有研究并未触及根本问题。克服现实隐忧的办法是更新推论的思维与技术:观念上贯彻商事思维,关照商事特性;技术上重视反证,坚持正推与反证有机结合,切实解决辩护意见"采纳难"顽症。而对于"非法占有"目的认定存疑的案件,按照刑法的谦抑精神分别案情处理,而不是勉强认定为集资诈骗罪。

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功能性重构——以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案例第40号为中心

财产罪基础理论对非法占有目的的内涵阐释难以满足这一要素在金融诈骗罪的界分功能。我国司法实务强调的还款意愿与还款能力,无法在既有的非法占有目的内涵中找到恰当的地位。综合诈骗罪的法益及其构成要件结构,应当认为非法占有目的中的排除所有意思,是造成他人财产损害的故意,包含在财产罪犯罪故意内容之内。金融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问题,大部分可以归结为如何认定财产损害。行为人的债务履行意愿与能力均是财产损害的建构性要素。在庞氏骗局中,集资诈骗行为人的还款能力应当受到规范性视角的限制,行为人所募集的集资款本身不能被认为构成还款能力的一部分。非法占有目的不仅包括积极追求造成他人损害结果的直接故意,而且包括放任他人遭受财产损害的间接故意。作为诈骗罪结果的财产损害受制于直接性原则,只有处分行为直接导致的财产损害才处于诈骗罪构成要件的保护范围之内。金融诈骗罪与近似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骗取贷款罪的区别在于,规定后两罪的我国刑法条文中的财产损失与被害人的处分行为之间缺少直接关联,只是定罪量刑的情节,而对于诈骗罪成立而言,则是其结果要件。

财产犯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之否定——“侵害占有、建立占有”客观分析之提倡

非法占有目的不是财产犯罪的核心概念,应当用"侵害占有、建立占有"分析财产犯罪的客观方面;非法占有目的不是主观的超过要素,可以客观化为故意的内容;使用盗窃侵犯财产性利益,应解释入罪;非法占有目的已经丧失了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功能。

如何认定诈骗罪中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作为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非法占有”的形式和程度不是千篇一律的,其在不同的罪名中往往有不同的内容,“非法占有”的内涵也会因罪名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本文具体分析了“非法占有”在金融诈骗罪、合同诈骗罪、普通诈骗罪中的不同表现形态。

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之研究

“非法占有”目的是构成合同诈骗罪的必要条件 ,合同诈骗罪作为目的犯 ,由犯罪目的决定其在主观方面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 ;在客观方面则表现出仅是作为形式等诸多特点。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非法占有”的犯罪目的应当考虑综合因素。

集资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理论回归——以吴英案为例的探讨

如何认定集资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于司法实务部门而言一直颇为棘手。我国司法解释虽然以明文形式规定了"非法占有目的"的具体内容,但是该解释还存在"逻辑起点的谬误、对构成要件的扩张和异化以及对责任主义原则违反"等诸多理论缺陷。其实,在司法实践中,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内容应当与财产罪中非法占有目的做统一性解读,在认定路径中,应当贯彻"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和"责任主义原则"。

非法占有目的刍议

如何理解刑法中"非法占有目的",理论上众说纷纭。作者认为,刑法中的"非法占有"应是对他人财产所有权的全面侵害。在认定非法占有目的时,应将刑法上的占有与民法上的占有、刑法中的非法占有与非法占用等概念严格区别,并结合行为的方式、行为的后果、对财物的处分等情况综合分析。

盗窃物品以勒索钱款的犯罪认定与处罚——从剖析非法占有目的入手

财产犯中的取得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该目的内涵是利用意思,排除意思没有必要。凡是具有享用财物可能产生的某种效用、利益的意思,或者说,凡是以单纯毁坏、隐匿意思以外的意思而取得他人财物的,都可以评价为利用意思。盗窃物品以勒索钱款的场合,行为人对被盗物品具有利用意思,满足了非法占有目的,同时具有客观窃取行为与主观盗窃故意,因而成立盗窃罪。在以勒索钱款的意思盗窃单纯体现财产法益的物品时,如果真实具有返还财物的意思,成立盗窃罪与敲诈勒索罪的实质一罪,以盗窃罪处罚;如果仅有勒索钱款的意思而无返还财物的意思,以盗窃罪与敲诈勒索罪并罚。在以勒索钱款的意思盗窃车牌时,由于车牌这一对象的特殊性,勒索行为不成立敲诈勒索罪,如果符合多次盗窃或数额较大的标准,成立盗窃罪与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两者是法条竞合关系,以盗窃罪处罚;如果不符合盗窃罪的定罪标准,只能论以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

重构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法律内涵

非法占有目的是决定一个特定金融诈骗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此罪或彼罪的决定性条件,将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界定为行为人在实施金融诈骗犯罪行为时主观上所具有的意图非法控制或支配他人财物并且使该财物完全脱离权利人控制的心理态度,能够全面反映非法占有目的基本特征,同时也能够满足以犯罪目的理论为基础和遵循金融行为及金融诈骗行为自身的规律。

财产罪中规定非法占有目的的质疑

我国刑法在财产罪中没有规定非法占有目的,通说认为财产罪是目的犯,必须具备非法占有目的。但是,非法占有目的不具有区分盗窃罪与毁弃罪的机能,不具有区分盗窃罪和不可罚的使用盗窃的机能,也不是盗窃罪的刑罚重于毁弃罪的理由。因此,财产罪中不应该规定非法占有目的,作为非法占有目的内容的处分利用意思是犯罪动机而非犯罪目的。

论盗窃罪之“非法占有目的”

如何解释盗窃罪的主观要件"非法占有为目的",首先需要对盗窃罪立法所保护的法益进行确定。盗窃犯罪所侵害法益的探讨是个古老的话题,针对现有学说的缺陷,笔者提出了盗窃罪所侵犯的法益仍然应该是财产权,但这个抽象的法益应该具体化为"事实上的占有状态",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了"新排除占有—建立占有说",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理解为:意图永久排斥他人对财物的事实上的占有状态,并同时建立一种新的事实上的占有关系的一种主观心态。

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断标准

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断标准是一个相对确定的标准,包括判断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控制条件和失控条件。其建立在分层理论的基础之上,即在一定的固定值——控制条件的基础上,增加一个可变量——失控条件以适应对内心思想认知的间接性。这种相对确定的标准较固定标准存在着明显优势,它可以随着新事物的不断涌现而进行不断的自我完善,而不会出现固定标准因不能适应发展而造成的滞后状态,也即其自身具有明显的可自我修复性。以此为基础建立起的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判断机制对于实现全过程打击金融诈骗罪具有着重要意义。

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认定标准的局限与完善

现行司法之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认定一般以推定方法获得,而且司法解释规定了具体的推定标准。然而这些标准存在单向推定标准之弊:唯正推,无反推,从而成为现行司法"非法占有"目的认定难以"排除合理怀疑"的重要原因,同时也不利于保护被告人的辩护权利。克服现实推定标准弊端的路径是:首先更新思维——贯彻商事思维、关照商事特性,再以此为认识基础补缺反推标准,从而建立起完善(正推与反推双向结合)的推定标准体系。

财产罪中非法占有目的要素之批判分析

非法占有的目的并非取得型财产犯罪的独立的构成要件要素。因为:首先,利用意思不是区分取得罪与毁弃罪的合理标准,即便行为人是出于毁损的意图而取得财物的占有,也应以取得犯罪论处。其次,用于划定取得犯罪与不可罚的使用行为之间界限的,不是排除意思,而是"罪量+推定的被害人承诺";也没有必要试图用排除意思来区分取得罪与挪用罪,因为两者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处在法条竞合的关系之中。

非法占有目的:犯罪成立体系的比较

在大陆法系犯罪构成理论发展过程中,目的犯的目的首先作为责任要素,最终发展成为存在于犯罪构成该当、违法、有责之中都存在的要素。在我国的犯罪构成体系中,非法占有目的作为选择要件与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观方面、犯罪客体都存在有机的联系,非法占有目的在刑法中具有存在的必要性。

盗窃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内涵分析

非法占有目的是盗窃罪主观方面的构成要素,其内容在于排除意思而非利用意思。当然,这里的"排除意思"是指永久性排除他人占有的意图,只有坚持如此理解,才能符合盗窃罪是侵犯所有权及其他本权的本质特征,更好地实现保护财产法益之目的。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司法认定的基本问题

非法占有目的是刑法在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中予以明文规定的构成要素,由此,该主观要素成为需要予以明确证明的主观违法要素。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在沿袭以往对非法占有目的证明模式的基础上,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进行了列举式的说明。就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而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与"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是构成犯罪的两个相互并列且缺一不可的必要要件。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明实际上是一种事实推定,应当避免落入客观归责的窠臼,允许提出反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