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法取证与侦查策略——以欺骗取证立法取舍之辩为视角

新《刑事诉讼法》虽然最终保留了现行法律有关威胁、引诱、欺骗为非法取证方法的规定,但在立法修订过程中乃至当今仍充满矛盾、冲突与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理解威胁、引诱、欺骗取证与侦查策略的关系。侦查策略具有一定程度的威胁、引诱、欺骗性,对其立法规范的先天不足及合法性理论研究的缺失,使实践中侦查策略的应用缺乏有效的法律规制。当前亟须通过司法解释确立侦查策略合法适用的具体标准与考量要素。

非法取证的救济方式及其发展方向

对于非法取证的救济问题,存在多种救济方式,这些救济方式各有利弊。作为一种非法取证的救济方式,非法证据排除本身具有难以克服的缺陷,而且在我国还存在一些制度性障碍,完全依靠非法证据排除来解决非法取证救济的问题,并非最佳选择。我国应当通过完善民事制裁方式,构建一种以民事制裁为主、以非法证据排除等其他救济方式为辅的非法取证救济体系来解决我国的非法取证救济问题。

民事诉讼非法取证探析

在民事诉讼中,取证的手段合法性与证据的可采性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即取证手段的不合法或者不恰当会影响到证据的采用。民事诉讼中取证活动缺少像刑事诉讼那样的严格要求和程序保证,在现实中表现也比较复杂。因此,在考虑取证手段与证据可采性关系时,应区别不同情况采取灵活的态度对待。

职务犯罪侦查预防非法取证工作机制研究

司法实践中,之所以会出现职务犯罪刑事错案,其根源在于侦查阶段的非法取证。非法证据排除规制的施行不仅给现行职务犯罪侦查取证工作机制带来了诸多挑战,也使其面临着有关非法取证方法法律规定的漏洞、取证观念的陈旧、工作衔接的不足、取证能力的欠缺、监督制约的乏力等诸多困境。唯有从明确界定非法取证方法的排除范围,转变取证观念,实行公诉引导侦查工作方式,强化取证能力,健全监督制约机制等方面完善职务犯罪侦查预防非法取证工作机制,方能走出困境。

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的侦查策略与非法取证

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与个人危险性决定了侦查措施对其证据收集的保障性,而公民基本人权的重要性决定了实施侦查策略的限度性。明确侦查策略与非法取证的法律界限,准确界分侦查策略与非法取证行为性质,把握侦查策略运用分寸,确保侦查策略的合法性,对于提升我国刑事侦查正当性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与现实针对价值。

证据排除规则视野下的私人非法取证

私人取证乃"普通公民自行收集和提取案件证据,而未有官方身份者参与其中"。刑事诉讼中私人非法取证的方式多种多样,从私人非法取证的学说态度来看,有以美国为代表的不排除说和以德国为代表的违反宪法基本权说两种观点;从台湾地区对于私人非法取证的效力对待来看,权衡理论在目前来说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发展趋势;中国对于私人非法取证的态度总体上加以禁止,提出正当的私人取证应当受到合理的肯定,并交由法院来判断是否采信。

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的侦查策略与非法取证

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与个人危险性决定了侦查措施对其证据收集的保障性,而公民基本人权的重要性决定了侦查策略的限度性。明确侦查策略与非法取证的法律界限,准确界分侦查策略与非法取证行为性质,把握侦查策略运用分寸,确保侦查策略的合法性,对于提升我国刑事侦查正当性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与突出的现实针对意义。

论抽象非法取证行为——从“防冤意见”第8条切入

抽象非法取证行为的实质是对于程序违法取证行为非法性的"拟制",其构成要件包括"符合特定的程序违法类型"与"不存在非法性阻却事由",其主要类型是一个增量而非定量。同程序性制裁理论相比,抽象非法取证行为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当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尤其是其中的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同瑕疵证据理论相比,抽象非法取证行为理论在操作上更加简单明了,将两个理论整合起来,可以很好地指导对程序性违法取证行为的规制。抽象非法取证行为理论是一个过渡性理论,随着取证行为非法性的实质向程序非法性倾斜,其可能逐渐被程序性制裁理论吸收。由于抽象非法取证行为对于证据的排除刚性有余而弹性不足,在设定程序违法取证行为类型和非法性阻却事由类型时须格外审慎。

非法取证的法律后果浅析

非法取证行为不仅侵犯公民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而且往往侵害诉讼利益。近年来中国法学界对非法取得的证据如何处理争论较多。其实,无论非法取证还是合法取证都必须承担与其相适应的法律后果,一种非法行为必须要有与其相适应的法律后果。对非法取证行为,通过承担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加以制裁,并对非法取得的证据,除非严加限制的有限例外情况,一律加以排除,才能体现法律的严肃性。

民事诉讼中非法取证行为滥用之克服

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原则上具有证据能力。但对非法取得的证据赋予其证据能力将有可能造成非法取证行为的滥用。克服非法取证行为滥用的方法是:如果非法取证系法院所为或取证行为触犯了刑法或侵犯了其他更重要的社会利益,则对所获得的证据予以排除,对于其他情况下的非法取证,可提起非法取证侵权之诉,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制度来克服非法取证行为的滥用。

侦查程序的非法取证问题评析

非法取证是我国刑事诉讼中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说明我国现行的侦查程序存在缺陷:侦查目的发生偏倚,强调起诉、审判准备忽视独立价值;侦查价值发生倾斜,强调打击犯罪忽视保障人权;侦查权力也失衡,权力缺乏权力(权利)的监督制约。我国当前应当树立相对独立的侦查目的,形成有中立第三方介入的特殊三角结构,建立侦查行为的可诉性机制。

职务犯罪侦查预防非法取证工作机制研究

司法实践中,之所以会出现职务犯罪刑事错案,其根源在于侦查阶段的非法取证。现行《刑事诉讼法》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规范侦查取证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现行法律中关于职务犯罪侦查预防非法取证的构建规制不多,实践效果并不能尽如人意,制度规范的瑕疵给司法工作者带来了不少困扰。唯有从法律规范,取证观念、取证能力等方面不断完善预防非法取证工作机制,方能走出困境。

非法抑或策略——严禁引诱、欺骗取证的例外研究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将相比于刑讯逼供、威胁取证手段具有更小危害程度的引诱、欺骗取证绝对禁止。该规定不但在立法上存在着模糊与矛盾,在实践中亦与现实相脱节。引诱、欺骗取证在当前具有一定的法律容许性。在定位引诱、欺骗取证的性质时,为了追求"公理化理想",应当维持《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之规定,同时通过立法或者司法解释的方式规定严禁引诱、欺骗取证的例外,即限定引诱、欺骗适用的案件、对象与程度。

刑事诉讼中非法取证的排除法则

非法取证的存在违反了证据的合法性特征 ,影响刑事诉讼程序的合法进行。因此 ,要从根本上杜绝非法取证现象 ,应在立法上确立非法取证的排除法则。本文从非法取证存在的影响、危害性 ,以及存在的普遍方式阐述了非法取证排除法则建立的必要性 ,同时 。

非法取证与刑事错案浅析

在刑事诉讼的活动过程中,侦诉机关采用不适当的手段收集证据会严重导致刑事错案的发生,而错案的形成原因与多方面的因素有关,防止错案发生的关键在于强化证据规则的地位,多方面地共同努力才会有效地减少刑事错案的发生。

论刑事诉讼中非法取证行为的本质——以新《刑事诉讼法》中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规定为依据

非法取证行为屡禁不止,不但妨害司法公正,也严重侵害了被追诉人的人权。随着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写入新的《刑事诉讼法》,一直备受关注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在新的《刑事诉讼法》中予以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非为公民新创设了一项权利,它只是对原本就存在的一种权利救济方式。之所以有救济的需要,必然是有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事实,通过对构成要件的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非法取证的本质就是一种侵权行为。只有明确了非法取证行为的本质,才能理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的理论基础,也有利于在实践中更好地尊重和保障人权。

论行政执法中非法取证行为的系统性规制

在行政执法领域,非法取证行为可谓是一大顽疾,一度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就如何规制该行为,当前已形成“事前规制”和“事后规制”两大理论阵营,却仍存在规制盲区,即缺乏对事中的“非法取证行为”这个问题行为本身的关注。针对规制盲区,首先要实现对行政执法中非法取证行为的精准识别,其次才能构建针对该行为的系统性规制体系。其中,精准识别可通过正向的“内涵-外延”识别法以及反向的性质识别法来实现,系统性规制体系包括事前的风险控制、事中的行为干预以及事后的矫正和补救。

比较法视野下非法取证的限制原则——兼论营救式刑讯的正当性

与寻常的刑讯案件不同,德国的“达斯纳营救案”充分体现了法与情的隐性冲突,由此入手探讨在此特殊情形下非法取证的合法性以及是否存在例外情形的生存空间。同时借此契机探讨德国对非法取证行为的规制依据和非法取证后的救济路径,以期为非法取证的研究提供些许思路。

侦查机关非法取证的危害及对策

侦查是提起公诉和审判的基础和前提,侦查结论为审判机关认同的可能性很大。侦查活动必须要严格依法进行,禁止以非法的方式获取证据。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非法取证事件层出不穷,本文结合侦查机关非法取证带来的危害对如何应对侦查机关非法取证提出自己的建议。

论非法取证的前端治理——“卢荣新案”引发的思考

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为了防止“带病”案件进入审判程序,有必要在审前阶段规制非法取证行为,从源头上保证案件质量,防止冤假错案。然而,目前我国针对非法取证的源头治理仍存在侦查机关难以自我规制、侦查控制机制乏力等问题。为了促进“控辩审”三方诉讼格局的形成,顺利推进“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非法取证行为的前端治理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