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非法口供排除规则完善的必要性

冤案错案的屡屡曝出及其背后的违法侦查问题使整个刑事司法的公信力降低,而非法口供成为冤案的主要原因,只有完善非法口供排除规则,依法对非法取证行为规制,才能促使其依法取证。我国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范围过于狭窄,有演变为非法口供不排除规则的趋势。本文主要论述“以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供述现存的问题,以及是否应当由法律明文规定予以排除,并且给出非法口供排除的完善意见。

论非法口供排除规则中的证明问题

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多发生在封闭性、秘密性较强的侦查程序中,因而往往难以证明和查实。如果不明确非法口供的证明对象、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最终将导致排除规则形同虚设。因而,解决非法口供排除规则中的证明问题,已是落实非法口供排除规则、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当务之急。

论非法口供的认定与排除

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是长期以来中国刑事司法中未能有效解决的问题 ,从证据学角度分析 ,我国立法和司法实务中非法口供排除规则存在着缺陷 ,应在借鉴相关作法和结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上 ,从证明标准。

论排除非法口供举证责任之分配

通过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所获得的口供是不能作为定案根据的,但是对于排除此类非法口供的举证责任应当如何来分配,立法没有作出规定,理论界也存有争议,这给司法实践带来了诸多问题;对各种观点进行评析,控辩双方应合理分担排除非法口供之举证责任。

非法口供排除规则威慑效果实证分析

威慑潜在的非法取供行为是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重要功能之一,从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的情况来看,非法口供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具有一定的威慑效果,但效果有限。非法口供排除规则将会对未来的审讯行为产生重大的影响,但随着侦查机关对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进一步了解,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威慑效果将会大打折扣。非法口供排除规则及其保障措施的严格性、明确性和司法环境的优劣是影响非法口供排除规则威慑效果发挥的两大重要因素,将来应进一步确立严厉的、明确的规则并优化刑事司法环境。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对其功能的发挥应保持合理的期待。

非法口供排除中的若干疑难问题及其破解

如果当事人申请排除口供,而法庭未启动排除程序,或者启动后决定不排除口供,在口供的证明力审查阶段,当事人仍有权再次提出申请排除的理由,对口供的证明力进行质疑。对于口供的排除与证言、被害人陈述的排除,在取证违法程度上应采取相同的判断标准,即违法取证行为是否迫使当事人违背意愿进行陈述,而不应对口供要求更严重的取证违法程度。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排除口供后如果重新取证,必须采取措施保障嫌疑人能够作出任意性陈述,否则所取口供依然要被排除。对于被排除的反复自白中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信息,法官不能忽视,必须进行调查核实。供述笔录在证明口供取证合法性方面只能发挥极其有限的作用,必须有其它补强证据对其进行补强且供述笔录前后一致不能作为取证合法性的根据。在多个被告人的案件中,无论被告人的口供是否不利于其他被告人,其他被告人都有权申请排除该口供。

论程度相当性原则在非法口供认定中的运用

非法口供的准确认定是非法口供排除的起点。能否准确地认定非法口供,直接决定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效果。根据现有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程度相当性原则能够较好地解决非法证据排除过程中非法口供的认定问题,并且较为恰当地在惩罚犯罪和人权保障的价值中保持衡平。

非法口供的认证标准

此次刑事诉讼法再修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改革成为重中之重,作为其子规则之一的非法口供排除规则更获得万众瞩目之殊荣,遗憾的是修改后的非法口供排除规则始终未能为司法实践中对非法口供的认证活动提供规范和引导,致使实践中法官判断非法口供的活动缺乏最重要的技术性支持而难以确保其统一性和确定性。因此,必须为非法口供的认证活动设置相应的认证标准,指导法官正确认定非法获取口供行为的范围,进而综合衡量非法行为对被追诉人权利侵害的程度,在此基础上做出是否排除非法口供的决定。

论我国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再完善——以非法口供证明力的阻断为视角

我国目前的非法口供排除规则仅能从形式上排除非法口供,非法口供实质上已经通过庭前案卷移送预先进入审判者的视线,并最终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发挥重要作用。同时,非法口供排除规则对是否排除"重复自白"和以非法口供为线索取得的物证是否排除没有规定。这些问题都会影响非法口供排除规则能否达到彻底排除的效果,因此有必要从证明力的角度对非法口供进行研究,并对我国非法口供排除规则进行再完善。

非法口供排除中的证明问题探析

刑讯逼供等非法获取口供行为多发生在封闭性、秘密性较强的侦查程序中,因而往往难以查明和证实。此种情形下,如对非法口供的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不加明确,必然导致非法口供排除规则形同虚设。因而,解决非法口供排除中的证明问题,已是落实非法口供排除规则、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当务之急。

程序性裁判的实施规则——以非法口供排除为例

程序性制裁的实现,有赖于程序性裁判的实施;而程序性裁判的实施,又有赖于相关程序及证明规则的完善。在我国,按照司法裁判的规律,建立和完善程序性裁判的实施规则,已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它既是落实我国已有的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当务之急,也是建构我国程序性制裁制度的重要任务。

非法口供的比较与述评

各国虽相继确立了非法口供排除规则,却存在诸多不同。文章采用比较法中差异选择与具体诠释相结合的方法,对比了各国立法与实践中的非法口供排除规则。通过对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解构,从内涵、外延、非法取供的主体认定、非法取供的行为认定及其证明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与评述。发现我国非法口供的内涵界定尚未包含任意性标准。非法取供主体的认定未将“因果关系”作为考量因素,非法取供行为的认定也对犯罪嫌疑人受到的精神折磨重视不足。口供合法性的证明尚未将被告方提供证据或说明的证明标准明确为足以引起法官怀疑。

论我国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完善——以非法口供证明力的阻断为视角

目前的非法口供排除规则仅能从形式上排除非法口供,非法口供实质上已经通过庭前案卷移送预先进入审判者的视线,并最终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发挥重要作用。同时非法口供排除规则对是否排除"重复自白"和以非法口供为线索取得的物证是否排除没有规定。这些问题都会影响非法口供排除规则能否达到彻底排除的效果,因此有必要从证明力的角度对非法口供进行研究,并对我国非法口供排除规则进行再完善。

立法的理想与现实的困境——对非法口供证明标准的剖析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和新《刑事诉讼法》为非法口供的证明设定了"证据确实、充分"的最高证明标准。实践中,控方举证难以达到此标准,而法官又常常以低标准作出不排除证据的裁决。问题的核心并非法律对控方证明标准的过高要求,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的任意性是非法口供证明标准难以落实的关键所在。

我国排除非法口供规则考察与策进——关于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53、55、56、57条的思考

排除非法口供规则是刑事诉讼中一个重要的排除非法证据规则,我国非法口供排除规则,但存在反对确立排除非法口供规则的观点,我国排除非法口供规则有其相应的理论根据;考察我国排除非法口供规则实施的情况,仍存在的问题,应完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53、55、56、57条中关于排除非法口供规则。

论我国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完善

目前我国的非法口供排除规则仅能从形式上排除非法口供,非法口供实质上已经通过庭前案卷移送预先进入审判者的视线,并最终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发挥重要作用。同时,非法口供排除规则对是否排除"重复自白"和以非法口供为线索取得的物证是否排除没有规定。这些问题都会影响非法口供排除规则能否达到彻底排除的效果,因此有必要从证明力的角度对非法口供进行研究,并对我国非法口供排除规则进行完善。

论我国非法口供的排除

非法口供是导致冤假错案的关键因素,但是"毒树"应开正义之花。两高司法解释不一致为实务带来一定的困扰。当前,立法和刑事政策导向、实证典例、域外参考、依法治国的具体要求都阐明了排除非法口供的必要性。排除非法口供之路径,可从保障律师参与、完善口供证据审查体系、落实不得自证其罪和无罪推定原则、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庭审实质化、明确范畴等方面予以研究。

非法口供的排除与证明问题

口供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排除非法口供,严肃口供的合法性,是十分必要的。我国目前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但有不足之处,应以"自白的任意性"规则,作为理论基础。文章提出要明确证明责任,厘清证明标准,真正落实我国刑事法律保障人权和惩罚犯罪并重的理念。

非法口供的取与舍

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是长期以来中国刑事司法中未能有效解决的问题。立法上的规定与司法实践相脱节,使立法条文处于虚置状态,未能真正遏制非法口供,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本文立足于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两种价值的权衡,以及我国国情,阐述了在司法实践中对非法口供应持的理性态度,并就如何预防非法口供提出参考建议。

非法口供排除新论

口供作为八种法定的证据类型之一,对认定案件事实具有重要作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2012年《刑事诉讼法》新增的内容,它在司法实务界和学术界都产生了巨大反响。但是,刑事诉讼法关于非法口供排除的规定存在很多问题,对非法口供的界定不够明确,没有规定重复自白的排除问题,对非法口供排除的程序规定也有待完善。本着保障人权、准确惩罚犯罪、维护司法纯洁和司法权威以及提高办案人员业务素质的目标,立足于我国的实际,笔者尝试为完善我国非法口供排除进行探讨,并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了对应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