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法经营罪的司法适用——以非法买卖外汇为视角

刑法对非法经营罪规定的模糊性直接导致了司法实践在处理这类犯罪过程中的诸多矛盾。非法买卖外汇行为,从严格的犯罪构成理论上来说,认定构成非法经营罪不仅需要具有非法买卖外汇的客观表现,还应当符合"非法经营罪"中的"经营"行为的构成要素。同时,刑法对于何谓"经营"并未进行明确的界定,那就应当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进行辅助理解,需要满足具有营利为目的和提供商品或服务的条件。对于非法买卖外汇行为这样具有空白罪状的犯罪,刑法在向行政法寻求扩大解释的同时,也应当守住犯罪构成的底线。最后,各地自贸区的设立,使得非法经营罪在自贸区特殊管理措施下在主体、适用区域上都将发生限缩。但对于行为或结果跨越自贸区范围的,刑法仍需根据区外前置法进行评价。

浅析场外非法买卖外汇活动的成因及打击对策

由于非法买卖外汇犯罪活动手段多样且隐蔽 ,加之目前我国银行的外汇管理监督机制不完善 ,公安机关打击此类违法犯罪力度不够 ,这类违法犯罪活动在一定时期内仍会呈上升趋势。造成公安经侦部门打击力度不够大的难点 ,主要在于证据收集难 ;追诉标准高 ,处理难。加强公安机关对非法外汇交易的违法犯罪防范和打击力度 ,一是要建立与外汇管理部门联合办公的工作机制及案件线索移送制度 ,加大打击和执法的力度 ;二是提请有关部门研究和解决有关法律适用问题 ;三是采取打击与阵地建设并举措施 ;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

为依法惩治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非法买卖外汇犯罪活动,维护金融市场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现就办理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第一条违反国家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项规定的“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一)使用受理终端或者网络支付接口等方法,以虚构交易、虚开价格、交易退款等非法方式向指定付款方支付货币资金的;(二)非法为他人提供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套现或者单位银行结算账户转个人账户服务的;(三)非法为他人提供支票套现服务的;(四)其他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情形。第二条违反国家规定,实施倒买倒卖外汇或者变相买卖外汇等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当前非法网络炒汇平台的主要模式、风险及治理

近年来,随着国内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大量非法网络炒汇平台不断出现。网络炒汇平台主要有三类模式,分别为境外炒汇平台、存在真实外汇保证金交易的国内炒汇平台和以诈骗为目的的黑平台。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网络炒汇平台均不合法。非法炒汇平台不仅扰乱了正常的经济金融和外汇市场秩序,还对居民资金安全、社会稳定造成重大负面影响,亟须加强清理治理。

认定非法经营罪的几个问题

堵截构成要件是刑事立法制定的具有堵塞拦截犯罪人逃漏法网功能的构成要件。非法经营罪之“堵截构成要件”表现为“或者其他型”。单行刑法和刑法修正案对非法经营罪做出修改,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个罪构成。限定“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成立犯罪之范围的同时,有必要对司法解释与单行刑法明确的非法出版行为、非法买卖外汇行为和扰乱电信市场秩序行为和非法传销行为加以认定。

非法买卖外汇行为的刑法评价——黄光裕案与刘汉案的对比分析

本文从黄光裕案与刘汉案这两个案件的同案不同判出发,比较了一般性的非法买卖外汇行为与构成非法经营罪的非法买卖外汇行为之间的区别,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关于审理骗购外汇、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和《外汇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在内容上的对应关系。文章强调,非法经营罪的成立需要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经营目的,不具有经营目的的非法买卖外汇行为不构成非法经营罪。文章还指出,从解释结论的妥当性出发,应当将《决定》《解释》中的'买卖外汇'解释为《条例》中的'倒买倒卖外汇',而不能将其解释为《条例》中的'私自买卖外汇''变相买卖外汇'和'非法介绍买卖外汇'。

非法买卖外汇行为辨析

非法买卖外汇行为的构成。有种观点认为，买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当事人只有在法定场所之外同时实施了买和卖两个行为才可能构成非法买卖外汇。这是一种对立法意图的片面理解。我认为只要行为人实施了其中的一种即可构成“买卖外汇”行为，并不要求行为人必须同时具备买和卖两种行为。这也符合全国人大会常委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和（《外汇管理条例》等立法本意。

“对敲”型非法买卖外汇的司法认定

在非法买卖外汇犯罪活动中,以"对敲"方式实施犯罪的数量日益增多。"对敲型"非法买卖外汇具有证据链条长、行为人联系网络化、境外取证困难、境外人员违法性认识辩解空间大、管辖等法律适用争议多等司法认定难题。认定行为人实施"对敲型"非法买卖外汇的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应当准确理解和适用我国刑法规定的属地管辖、属人管辖、普遍管辖等管辖原则,结合行为地、结果地证据审查,解决管辖权问题;综合评估行为人供述和辩解,结合其成长经历、对我国大陆法律的认知等,确定其主观是否具有违法性认识可能性;全面审查账户资金流向、行为人之间相互联系的电子数据、境外资金账户等证据,确定非法买卖的既未遂和具体金额。

非法买卖外汇案

目前，对非法买卖外汇案件交易对手的查处工作存在诸多难点，如对非法买卖外汇行为的认定、具体非法交易金额的确定、证据材料是否完整、对交易对手的查找、笔录的制作、行政处罚的执行等，都存在不少困难。

通过地下钱庄非法买卖外汇案

外汇局东莞市中心支局（下称东莞支局）通过与公安部门密切配合，逆向倒查企业人民币资金来源，查实了东莞市YD鞋业有限公司（下称YD鞋业）非法买卖外汇的案件，实现了对非法买卖外汇行为的精准打击。

伪造单证买卖外汇如何定性

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和单位无视国家外汇管理法规,通过伪造或变造买卖凭证、商业单据等非法手段骗购外汇和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时有发生,严重破坏国家金融外汇管理秩序,影响了国家税收政策的实施和宏观经济运行。实务中,司法机关对逃汇罪、骗购外汇罪等涉外汇类罪名的法律适用、证据标准等问题的认识存在分歧。鉴于此,本刊与上海市浦东新区检察院遴选典型案例,共同邀请专家,就涉外汇类犯罪的司法疑难问题进行研讨。

以跨境支付视角对汇兑型地下钱庄经营模式和综合治理的研究

跨境支付作为常见的国际金融现象,其规模日趋扩大,但随之而来的跨境毒品、洗钱的黑市交易、暗网交易骤然增加。犯罪分子往往通过构建层层的地下交易网络,突破外汇监管壁垒,借助地下钱庄的“对敲”模式以此完成“黑钱”的“洗白”转变。但全国范围内的“断卡行动”让经营户的生产经营活动雪上加霜,其频繁冻结银行账户的合理性值得推敲。

地下钱庄为什么屡禁不绝?

对地下钱庄的打击从来没有停止过，但它的存在却依然是公开的秘密，对地下钱庄的打击并非始自今日。2002年7月，外汇局和公安部就宣布，打击地下钱庄是当年下半年中国打击非法买卖外汇的重点。2001年，类似的要求也被提出过。再远一些的2000年，外汇局和公安部还联手重点对5个地区的地下钱庄进行了打击。

回收“废品”酿苦果

2014年5月，一起通过在境内外收购残损疆币，加工及包装后非法出售的非法买卖外汇系列案，经过两年多的侦察终于告破，经人民法院审理，4起案件中的7名被告均被判犯非法经营罪。案件的审判对有效打击非法买卖外汇行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