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在英美存在差异的缘由

英国和美国属同一法系,均实行当事人主义,但因受法文化传统、社会治安状况与刑事政策、诉讼目的与结构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两国有关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各不相同。

我国确立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构想

我国应当确立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同时基于我国的现实国情,应分两步走:以"原则排除例外采纳"作为我国的远期奋斗目标;以"原则采纳例外排除"作为向远期目标过渡的权宜措施。

论我国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

我国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应分两步走。"原则排除例外采纳"应作为我国的远期奋斗目标,而"原则采纳例外排除"可作为向远期目标过渡的权宜措施。

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践曲解与理论校正

在刑事诉讼审查起诉的实践中,由于认识上的误区,多数检察官混淆了非法实物证据与瑕疵证据、违法的过程性证据以及不真实的证据之概念,导致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得不到正确应用。因此有必要从理论角度来调整和校正检察官们的错误认识。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具有多元化的特征,但最核心的是其遏制并纠正违法侦查取证行为的价值。为此,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应当以其为根本出发点对被曲解的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进行校正,具体要进一步厘清非法实物证据的范围、确立"重大违法"的排除标准以及明确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的"继续效力",从而真正在实践中实现该规则应有之效能。

谈英美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的差异

英美两国同属普通法系,均实行当事人主义,但因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两国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在适用范围、排除模式、价值取向、操作程序、证明责任与标准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影响刑事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因素分析

刑事非法证据分为刑事非法言辞证据和刑事非法实物证据。刑事非法言辞证据的排除规则已成各国刑事诉讼法的通识,而刑事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规则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观点和命运。文章认为不同的态度和观点实则是基于各种因素的综合。

论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

我国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极不清晰,瑕疵证据的补正规则与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杂糅,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与实物证据鉴真规则混同,非法实物证据规则之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不分。应回归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定位,以保护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为导向,将所有非法实物证据纳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围,厘清相关概念,通过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引导的方式对“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补正或者合理解释”进行阐述,明确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的实体要件,激活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

论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

由于实体构成性规则和程序保障性规则的匮乏,我国尚未实质性确立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考察域外该规则的发展历程,公民基本权利保障应是其基本功能,遏制非法取证是其表象功能。厘清"实物证据"的范围、"非法"与"排除"的关系,是规则构建的实体性要件;合理设置启动模式和司法审查程序,是规则构建的程序性规范;被扣押人的权利设置和刑事被害人的救济,是规则构建的保护机制。

确立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模型与构想

我国确立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具有必要性、可行性。对于如何确立该规则,目前有多种理论模式。基于我国的现实国情,应分两步走:"原则排除例外采纳"应作为我国的远期奋斗目标;而"原则采纳例外排除"可作为向远期目标过渡的权宜措施。

检察机关审前执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探析

自2010年以来,我国法律逐步确立了审前阶段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实践中,检察机关审前执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仍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影响此规则的落实与完善。检察机关审前执行非法证据排除的困境归因,将从转变司法理念、完善规则程序、司法制度配套等方面入手,推进审前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效实施。

非法微信证据排除规则构建

在互联网应用常态化下,微信早已成为人们生活工作不可或缺的工具,其易存储、易提取等优点使得微信证据成为诉讼双方当事人使用最为频繁的电子数据证据之一。但由于其具有流动性与虚拟性,存储方式与取证方式呈现多样化,导致恶意截取、私自伪造证据等问题层出不穷。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虽在民事诉讼领域已初步确立,但在具体适用方面尚缺乏可供其良性开展的逻辑体系和规则明细,亟需确立微信证据“三性”审查规则,完善相关配套制度,从而发挥其实效性。

侦查措施违法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行现状及效果优化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从事后监督的角度促进侦查措施合法适用,因应了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深化了国家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在法解释论上,《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明确法院有权排除侦查机关使用违法侦查措施所获得的证据。实践中,存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区别对待公民各类基本权利、法院排除非法证据可能性较低、裁判文书缺乏细致说理等问题。实务人员运用该规则时应注意:围绕证明标准展开审查进而加强针对性;强化非法证据排除效果进而提高威慑性;参照适用指导性案例进而保证动态性。

非法证据排除背景下无害错误规则借鉴研究

作为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博弈结果之一,无害错误规则在英美法系中被广泛应用。研究借鉴无害错误规 则并适当应用于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向精细化系统化纵深发展的有力过渡。由此,本文从无 害错误规则的沿革与适用出发,基于我国现有的非法证据排除背景下,分析我国无害错误规则构建的适当性,并为我国 无害错误规则本土化构建提供设计思路。

人权保障视域下的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日本的经验与启示

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是实现人权保障的重要规则,但当前我国相关的细致规定甚少。实务中为打击犯罪,通过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使得非法收集的实物证据能"带伤上庭"的现象屡见不鲜。究其根因,主要是我国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取向以惩罚犯罪为主、人权保障为辅,"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较为根深蒂固。而且由于缺乏具体的判断标准和配套措施,实务开展也举步维艰。本文在考察和分析日本非法实物证据排除方面的经验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加以借鉴,以期为解决当前现实困境提供新的思路。

刑事证据法的制度转型与研究转向——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线索的分析

20世纪初美国法学界曾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生过激烈论争,证据学家威格莫尔与法律改革家豪尔乃是论争中对立的双方,其论争的历史贡献在于引出了近现代西方证据法(学)发展的两大论题:"证据法应以证明性为中心还是以可采性为中心"与"如何处理证据规则的实现和诉讼程序的构建之间的关系"。确立与构筑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重要环节,当前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界的诸多争论与威格莫尔和豪尔当年的论战存在诸多"历史相似性",故有必要进行关联审视。由于我国证据立法以证明性而非可采性为中心,证据规则的实践运行环境不容乐观,理论研究也因为一直受到证据学进路的统摄而不能获得独立。为摆脱困境,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界应当以学科建制的探讨为契机,实现中国证据法的制度转型,即构建以可采性规则为中心的证据规则体系,旨在防止误判与价值权衡。同时实现证据法学的研究转向,即实现中国的证据学之法学转型、人权法转型及相对于实体法的独立性转型。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适用

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仅是保障人权、维护法治尊严的需要,而且还可以促进发现案件实体真实。我国相关立法和司法解释虽然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作了一些规定,但是与刑事诉讼的现代化、民主化潮流不尽相符,也是滋生非法取证的根源之一。在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经验的基础上,选择适宜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模式,建立具体的排除程序,明确相应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是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的重要内容。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两种立法模式

本文通过对英美两国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展历史及其具体法律规定的考察 ,归纳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两种立法模式 :强制排除模式和裁量排除模式 ,并在总结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 ,提出在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采取裁量排除的立法模式。

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行性研究

从非法证据的概念和排除规则入手,分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提出了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可行性。

从制裁到预防: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机制研究

两个"证据规定"实施以来,关于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标准应当同审判阶段完全一样的看法,是对立法与司法的误读。受此影响,在规则要求与追诉职能配置之间、在严格的程序法定主义与控制犯罪的诉讼目标之间形成了一种内在的紧张冲突关系。在审查起诉阶段,平衡这种冲突关系的功能性机制是预防性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源于审查起诉与审判阶段的功能差异。但预防性适用有其前提条件,即所适用的非法证据须具有真实性。如真实性没有问题,应根据其违法程度、补救必要和补救条件分别加以处置,其补救方法包括补正、解释和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