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商业秘密保护的非法性限制

我国商业秘密构成要件中不包含合法性要件,但在司法实践中,违法的商业信息往往不被保护,合法性已俨然成为商业秘密的隐含构成要件。法理上,非法性并不全然阻却商业秘密的保护正当性,通盘否定非法商业信息的法律价值有过分压缩私权空间之嫌;否定非法商业信息之上的禁止权还可能导致本权损失扩大,鼓励不诚信行为等弊病。赋予非法商业信息以消极权利,将非法性作为商业秘密的权利限制事由,并明确其内涵和适用范围,可以更好地平衡公共利益和商业信息控制人的私人利益。

场域性立法视阈下催收非法债务罪非法性的规范化

非法性构成要件要素既是判定催收非法债务罪的核心构成要件,又是厘清此罪相近罪名间关系的重要线索。在场域性立法视阈下,催收非法债务罪的非法性要素通过置于扫黑除恶政法活动背景下进行规范化构建。场域性立法解释目的区别于一般性立法解释,催收非法债务罪中非法债务要从语词渊源、语词射程、国民预测可能的维度进行限缩式规范化诠释。催收非法债务罪的非法性源于不法债务的产生不具有原因性和请求权基础。具体案件中非法性判定规则构建围绕罪性、罪量、法益三个层次渐次展开。非法性实践价值范畴体现在识别、区分催收非法债务罪与其他罪名间法条竞合关系及未来场域性立法的深远布局。

论特许经营中搭售行为的非法性问题

本文通过对特许经营中的搭售行为有关概念的剖析 ,对比美国反托拉斯法和欧盟竞争法对此的相关规制 。

论避税行为的无效性及非法性

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对避税行为概念及性质的模糊认识与错误观念,严重阻碍了反避税工作的开展。事实上,避税是通过异常的行为安排导致国家税收落空,避税行为是违反了民法有关规定的、虚假的、不能导致预期后果发生的无效行为。这一论断能从国外反避税立法与实践中的"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得到充分的支持。

非法集资犯罪“非法性”标准的重拾与展开

"非法性"是理论与实践中判断非法集资犯罪的重要标准之一,由于法定犯的缘故,更多地表现为行政违法性的判断。但是一直以来行政违法性的判断在实践中因被刑事违法性判断所偷换、架空,继而导致"非法性"特征被忽视。随着互联网金融创新产品的不断出现,划定"创新"与"犯罪"的界限,成为处理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与惩治违法犯罪关系的重要内容,而"非法性"的判断显然是关键要素。在非法集资犯罪中,前置法带有复杂、多元、易变的重要特征。因此,在司法判断中,既要从法律位阶出发进行形式审查,也要从主体、程序、内容上进行实质判断。行政认定虽然已不是刑事认定的必经程序,但是依然具有违法性判断的实体法价值。

作为过错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非法性与过错——我国过错侵权责任制度应当采取的规则

非法性同过错的区分原则仅仅是少数国家的法律所规定的现象,大多数国家的侵权法认为过错同非法行为是内涵和外延等同的概念;过错实际上是一种注意义务的违反行为,是一种非法行为;将非法行为看作过错之外的独立构成要件既违反了我国《民法通则》的明确规定,也违反了民法所贯彻的法典内在平衡的公共政策,还违反了当代侵权法的发展潮流;废除主观过错理论,确立客观过错理论是我国未来侵权法应当坚持的重要原则。

论政治化北京奥运会的非法性——国际人权法视野下的斯皮尔伯格事件

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的恶化与北京奥运会并无因果关系,但是在某些政治势力的推动下,二者被荒谬地联系在一起,最终导致了斯皮尔伯格事件。该事件的发生,使得政治化北京奥运会的国际闹剧达到了高潮。在国际人权法上,体育权是一项久已确立的基本人权。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以及个人,均有义务保护体育权的行使。政治化北京奥运会的行为,严重侵犯了作为国际人权的体育权,应当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

《美日归还冲绳协定》私相授受钓鱼岛的非法性

美日私下媾和,签订《美日归还冲绳协定》私相授受钓鱼岛。"协定"违反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日本断章取义解读"归还协定",为其窃取他国领土行为欲盖弥彰。协定无论是"托管"还是"归还"条款均存在法理漏洞和破绽,根本改变不了钓鱼岛历来是中国领土的历史事实。

论政治化奥运会在国际人权法上的非法性——从斯皮尔伯格事件到拉萨暴力事件

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的恶化与北京奥运会并无因果关系,但是在某些政治势力的推动下,二者被荒谬地联系在一起,最终导致了斯皮尔伯格事件。该事件的发生,使得以政治为借口,抵制北京奥运会的国际闹剧达到了高潮。拉萨暴乱事件发生之后,抵制北京奥运会又有了新的政治借口。在国际人权法上,体育权是一项久已确立的基本人权。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以及个人,均有义务保护体育权的行使。抵制北京奥运会的行为,严重侵犯了作为国际人权的体育权,应当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

持有型犯罪中的“非法性”来源

持有有合法与非法之分,我国刑法中非法持有型犯罪成立的要求必须是非法持有。这种非法性评价并非来源于持有特定禁止物或管制物,也并非取决于持有主体资格或身份,而是对持有事实和"不能说明来源的"综合评价(法律推定)结果,它是抽象的。"不能说明来源的"与持有特定物品的事实共同构成"非法持有"的客观推定(评价)基础。

论学术期刊收取版面费的非法性与不合理性——对蒋永华、曹坤明两先生之回应

学术期刊向作者收取版面费不仅是一种违反我国著作权法的行为,也是一种违反我国出版管理法关于禁止出卖、出租版面之规定的行为。学术期刊向作者收取版面费不仅将加重作者的经济负担,且会侵害其合法权益,还会引发其他方面的诸多负面问题,其存在是不合理的。我国应当禁行版面费。

基于“非法性”的分析——新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性是非法证据排除理论的核心范畴。非法性所指,游走于取证行为和证据本身之间。非法性的成分包括实体非法性和程序非法性,两者的比例关系影响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处理方式和核心判定要件。非法性依其严重程度而分为四个层次。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规制具备足以导致所得证据"不成立"、"不可采"或"可采性待定"之非法性的取证行为或所得证据。根据具体规制之非法性的层次差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分为绝对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相对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此外还存在一些特殊的非法证据排除类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规制之非法性在成分上体现出由实体非法性为主向程序非法性为主的移转趋势。

区分民间金融的合法性与非法性

民间金融到底合不合法?我们首先要对民间金融进行认识，认识它的规模、它的影响、它的作用。

主权话语的法理解读——兼论“南海仲裁案”的非法性

"南海仲裁案"并不意味着主权话语的日渐式微,相反透视出此一案件的非法性正在于对主权原则的侵蚀。冷战终结以来,否认和消解国家主权的论调成为西方理论界的一种时尚,主权话语是否还有生命力?主权国家作为一种制度是否已经过时?释解这些疑惑,有必要从历史和法理的视角,对主权话语的流变进行梳理和审视,重新发掘和阐释主权对现实国际秩序的价值,证成主权是遏制霸权和保障人权的正当性基础。中国对主权不仅做出了独特的理论贡献,还以自身实践尽其所能维护这一原则。

试论催收非法债务罪中的非法债务

从立法渊源、立法体系及与传统犯罪的关系看,《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的催收非法债务罪标志着,刑法对催收债务行为的规制中心从“催收行为”转向了“非法债务”。与之相应,刑事司法应以“非法债务”作为入罪的核心。在催收非法债务罪中,非法债务的非法性根据在于创设行为的非法和债务本身的非法,但是,创设行为不法不能当然推定债务不法。“债务性”表现具有开放性,除高利放贷所生之债外,还包括违禁品流通所生之债和违背公序良俗行为所生之债。在具体判断上须注意,导致债形成的事实中必须有真实的自由意思表示。否则,非合意而生“债务”在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对其后续催收可依财产犯罪论处。

外国舰机巡航我国南海岛礁的非法性和非正当性

根据国际法,美国舰机巡航我国南海岛礁是非法和非正当的,裸露了美国遏制我国的本质属性。其他区外大国和南海邻国的相关反应揭示了国家利益博弈的现实。针对美国舰机在我国南海岛礁的巡航行为,我方须有适当对策:维护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警惕美国破坏我国发展环境的阴谋;避免与美国的军事对抗;对美国舰机在我国南海岛礁的巡航行为采取递进性应对措施。

预防性自卫权的非法性

2003年3月，英美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WMD)和支持恐怖主义为由，以“预防性自卫权”(preeruptiv eself-defence)为所谓的法律依据，不顾国际社会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绕过联和国，悍然对伊拉克这个主权国家发动军事打击。虽然时至今日，原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已被推翻，伊也已实行了新的大选，但该“预防性自卫权”却在国际法学领域引起关注，本文亦结合有关国际法理论对预防性自卫权加以评析。

论印度成立“阿鲁纳恰尔邦”的非法性

本文从历史、人文、地理的角度,根据国际法论述了印度政府于一九八六年十二月通过议会立法,并于一九八七年二月正式宣布成立所谓“阿鲁纳恰尔邦”的非法性。论证了被印度宣布为“阿鲁纳恰尔邦”的地区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运用史实和有关权威著作,有针对性地驳斥了印度为掩盖其对中国领土进行占领和控制的非法性而提出的所谓条约和其他法律根据;论证了所谓“阿鲁纳恰尔邦”的建立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侵犯,是印度不断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的产物;表明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在事实上和法律上都有充足的根据对印度成立“阿鲁纳恰尔邦”的非法行为提出强烈的抗议并坚决加以反对。

从国际法角度看美英对伊战争——浅议美英对伊发动战争的非法性

美英绕过联合国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严重违反了“国际法”。从“联合国授权”与“自卫”两种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来看 ,美英对伊拉克发动战争是非法的。

从历史和法理看菲律宾提起南海争端强制仲裁的非法性与非理性

中国对包括南沙、西沙、东沙和中沙在内的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并对相关海域及其海床和底土享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中国坚持按照国际法的有关规定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