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策略严厉打击非法毒品消费

1997年,我国登记在册的吸毒者已达54万人,吸毒导致刑事犯罪率上升,且引发了卖淫、爱滋病感染、性病传播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为解决毒品犯罪问题,我国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贩毒、吸毒仍屡禁不止,且越演越烈。作者认为,要解决毒品犯罪问题,除了继续加大对毒品的制、贩、运等毒品供应的打击力度外,还须正确认识毒品供应与毒品需求之间的关系,加大对非法毒品消费的打击力度,即将非法毒品消费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

我国农村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犯罪的刑事治理研究

当前,我国农村地区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犯罪呈现出犯罪人主要是文化程度较低的中老年农民、种植动机多样且种植地点较为隐蔽、种植品种单一的典型特点。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犯罪的刑事治理存在犯罪识别难、司法适用标准统一难、犯罪故意认定难、程序规范难、犯罪治理效果巩固难的实践困境。为此,应当加快构建以刑事治理为中心的犯罪治理机制,采用高效行政治理筑牢刑法堤坝、精准化刑事治理打击犯罪、现代化基层社会治理巩固实效的可行路径,实现农村地区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犯罪的长效治理。

运输毒品罪与非法持有毒品罪司法适用问题浅析

运输毒品罪和非法持有毒品罪一直以来都是理论界和实务界讨论的焦点,两罪的法定刑差异过大,且具有部分重叠行为,尽管定罪量刑的指导意见不断更新,但是如何定罪及定何罪争论不断。通过对吸毒者运输毒品、短距离运输毒品、代购毒品这三个主要问题进行讨论分析,既为了使判决具有统一性,也为了实现罪责刑相适应,从而进一步推动理论实务界对两罪的认定和处罚问题的完善。

非法持有毒品罪:风险社会中的犯罪构成分析——基于刑事政策的解读

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犯罪构成中,客观行为危害在于持续性的毒品控制状态,本质是不作为。而主观归责在于"明知"如何界定,本罪主观认知具有一定概括性与模糊性,漠视法规范的态度以严格责任解释为宜。严格责任本旨在于推定过错,体现功利性的刑法价值观。当代风险社会的刑事政策,要求构造安全刑法,前置社会防卫。但是,本罪的法定刑设置却有违罪刑均衡原则。

论非法持有毒品罪之罪过及归责特征

非法持有毒品罪是指违反政府颁布的毒品管制条例,未经许可并依合法途径获取、占有受到管制的麻醉药品或精神药物的行为。“持有毒品”作为一种状态,无论是基于贩卖、走私、运输之目的,还是吸食等其他目的而取得毒品,均可在一定的时间和特定的空间范围内表现为一种“持有”状态;因此,非法持有毒品罪所关注的是那些非出于贩卖、走私、运输之目的,或动机。

论非法持有毒品罪之立法缺陷及司法完善——从一起毒品犯罪案例谈起

持有型犯罪作为一种堵截式立法规定,其法定刑应该轻于任何一个先行犯罪和续接犯罪。现行立法对于非法持有毒品罪法定刑的配置不但无法贯彻罪刑相当原则,而且不利于与疑罪从轻原则相协调。在现行刑法框架下,通过重新诠释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犯罪构成主观要件以及疑罪从轻原则是弥补这一立法缺陷的有效途径。

非法持有毒品罪若干问题研究

非法持有毒品罪是我国刑法规定的有关毒品犯罪的重要罪名。人们对非法"持有"的内涵与外延、行为人认识错误的法律认定、非法持有毒品罪的数量标准、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罪数形态、共同犯罪等问题研究的还不够深入。加强对这些问题的系统研究,可为司法实践提供一定的借鉴。

浅析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立法背景

“非法持有毒品罪”是在刑法典颁布10余年以后,首次出现在单行刑法之中。这一重要罪名被立法所确认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打击毒品犯罪的形势需要、履行国际法中关于禁绝毒品的国际义务的需求、打击毒品犯罪的刑事司法实践的需要和世界各国的立法实践对我国毒品犯罪立法的影响等是“非法持有毒品罪”得以出台的主要立法背景。1997年新《刑法》的颁布实施,使我国“非法持有毒品罪”立法得到了完善。

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定罪若干问题研究

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是我国刑法规定的一个重要罪名,该罪名的存在使司法机关对毒品原植物的管制有了充分的法律依据。经过多年的实践,人们对该罪名的概念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但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认定上则存有争议,如"种植"的起点和终点、收获割浆行为的认定、三种定罪情节的理解等,均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非法持有毒品罪主观方面证明之刍议

在非法持有毒品罪主观方面的证明过程中,对于犯罪构成的故意及其相关的目的或动机必须加以证明,要求证明要达到主观事实清楚和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证明责任的主体应在于控方而不应倒置于辩方,在证明方法上既要强调使用证据直接证明,更要注意使用合理的推定方法。

再论非法持有毒品罪

毒品犯罪多以行为人非法持有毒品为前提,即持有行为是一个前后可承继性犯罪的中间环节,这就导致非法持有毒品罪与其他毒品犯罪的区分在理论上并非泾渭分明,在实践中也疑难丛出。从非法持有毒品罪之于其他毒品犯罪来看,其属于兜底性罪名,但这并不能意味为其他许多毒品违法犯罪行为查证出现困难提供解脱。解决这些问题,须立足于不同犯罪之构成要件的细致分析。只有如此,才能正确解决持有假毒品、吸毒者非法持有毒品以及盗窃、抢夺、抢劫毒品等行为的认定问题,才能处理好非法持有毒品和窝藏毒品行为的竞合问题。

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的犯罪形态研究

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的数额犯应以收获毒品原植物作为既遂标准;在收获前的整个生长过程中,只要是基于种植者本人意志以外的原因导致没有收获的,都是犯罪未遂;在收获前自动铲除的,成立犯罪中止。

从非法持有毒品罪析持有型犯罪的归责

持有型犯罪是英美法系最先规定的一种犯罪方式，我国刑法近期才规定了持有型犯罪。由于理论准备不足，研究不够深入，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一些问题。本文通过对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分析，力图说明持有型犯罪的特征及主观罪过。

非法持有毒品罪司法适用相关问题探析

在司法实践中,对非法持有毒品罪中"情节严重"的理解和适用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忽视其适用容易导致量刑不均衡,应从毒品数量和持有毒品的人员、场所的特殊性等有关情节入手对其予以准确理解和适用。对多次非法持有毒品的数量计算,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行为人每次非法持有的毒品数量都不足数量较大标准,累积起来才够数量较大(甚至数量大)的标准的情形下,毒品数量不可累积计算;行为人某次或者每次非法持有的毒品数量都达到了数量较大或者数量大的标准的情形下,毒品数量可以累积计算。对于代购毒品行为的认定,应从"不以牟利为目的"、"为他人代购"等角度加以把握,以准确认定由代购毒品而成立的非法持有毒品罪。

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立法不足与完善

我国毒品犯罪连年猖獗,非法持有毒品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特别是部分大中城市和西南边境地区非法持有毒品的人数逐年增加。而我国有关惩治毒品犯罪的立法及研究比较落后,尤其是作为堵漏型犯罪的非法持有毒品罪设立时间较晚,各项规定还很不全面,立法上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是个看似简单而实际在理论上存在较多争议、在实务中较复杂疑难的毒品犯罪。研究对本罪立法理论上的缺陷作一粗略探讨,并就如何克服该缺陷提出建议,期望能对司法实践工作的开展有所裨益,进而有效规制毒品犯罪。

非法持有毒品罪探析

非法持有毒品罪的规定对打击举证困难的毒品犯罪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认定非法持有毒品罪时,司法机关应该根据该罪设立的目的,从客观主义立场出发,注重结果无价值,以正确解决在对象认识错误情况下处理毒品犯罪的有关问题。同时,司法机关也要严格把关,正确地将该罪与运输毒品罪、窝藏毒品罪等区别开来,以实现保障人权与惩罚犯罪的平衡。

设立“非法使用毒品罪的建议

在当前世界范围打击毒品犯罪中,我国政府提出了“三禁并举,标本兼治”的禁毒战略。所谓“三禁”,即禁吸、禁贩、禁种。笔者认为,在这三者之中,应该把禁吸当成首要工作来抓,这是打击毒品犯罪的根本所在。

非法持有毒品罪故意的认识因素

非法持有毒品罪故意的认识因素,包括认识到持有物为毒品;对毒品的数量、持有行为及行为的违法性有所认识;对毒品的种类、纯度等因素不需要认识。对持有行为的认识为确定性认识;对毒品、毒品的数量及行为违法性的认识为可能性认识。在司法实践中,当收集不到充分的证据证明行为人故意的认识内容时,可采取推定的方式予以认定,并允许行为人提出反证,予以推翻。

关于非法持有毒品罪的两个问题

当今世界毒品犯罪持续增长,这是每个国家不可避免而要面对的问题。非法持有毒品罪是我国刑法348条规定的犯罪,是指违反国家毒品管理法规,持有较大数量的毒品,司法机关又无法查证毒品来源与用途的行为。本罪的手段:违反国家毒品管理法规,持有较大数量的毒品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本罪与其他犯罪容易混淆,应加以区别。

新形势下非法持有毒品罪“情节严重”的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18日向全国各级法院印发了《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要求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禁毒工作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及首次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禁毒工作的意见》,继续毫不动摇地坚持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加大对非法持有毒品等犯罪的惩处力度。该会议纪要对2008年印发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未予规定的情形及审判实践中新出现的问题作出了相应的解答,针对"以贩养吸"的问题提出"确有证据证明查获的毒品并非贩毒人员用于贩卖,其行为另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窝藏毒品罪等其他犯罪的,依法定罪处罚"。在此新形势下,对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定罪量刑研究应引起理论界、实务界的重视。考察司法裁判,各地方对非法持有毒品罪"情节严重"的认定存在差别,不同法官的理解也各不相同。因此,有必要对非法持有毒品罪"情节严重"的认定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