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排除调查程序难以激活的原因与对策

尽管越来越多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审判过程中采取程序性辩护的策略,要求法庭排除控方非法证据,但是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缺乏完善的证明责任分配机制,以及辩护方的非法证据排除申请缺乏程序性诉权制约效果的情况下,非法证据排除调查程序往往因为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而难以被启动。为了激活非法证据排除调查程序,进而发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功能,不仅需要进一步明确界定辩护方的证明责任和提高辩护方的举证能力,而且应该从程序性诉权的角度来看待辩护方的非法证据排除申请和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作为一项国际通行的程序,具有保障人权、实现实体正义的价值。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尚存在辨方承担启动程序的初步举证责任不够合理、法庭启动调查程序的标准过于笼统和抽象、公诉人证明取证手段合法性缺乏公信力、调查程序缺乏法庭裁决、证据能力与证明力混淆、缺乏救济程序等诸多缺陷,应当适当降低程序启动证明标准、细化启动规则、规范侦控方的证明方法、规定当庭裁定、建立救济制度,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对于检察机关非法证据排除权限的规定是适当的。我国审判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应当被设定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程序。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非法证据承担一定举证责任,以避免被告人任意提起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只承担提供证据责任,提供的证据使法官对证据的合法性产生合理怀疑即可。而控诉方应当对证据的合法性承担说服责任,证明标准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当控诉方未能证明其证据为合法所得或证明未达到证明标准时,法官应当推定该证据系非法手段所得,并依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将该证据予以排除。从我国刑事诉讼的发展趋势来看,应当赋予被告方就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独立地向上一级法院提起上诉的权利。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全面有效实施,还需要相关制度予以配合。

非法证据排除争议的程序构建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既不属于刑事诉讼中实体性争议程序,也不属于单纯诉讼性争议程序,而应归属于因程序性纠纷引发的混合性诉讼争议程序。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其一,它以诉讼活动的存在为前提,没有刑事诉讼,就不能出现因诉讼行为引起的纷争。其二,它具有程序性违法行为和实体性违法行为并存的特性。其三,它在启动时间、诉讼构造、参与主体、审查原则、决定主体、裁定形式、救济程序等方面有特殊性。因此,设计该程序时要注意几点:一是此类纠纷应当在审判阶段解决;二是该程序主要解决侦查机关取证行为合法性问题,其具体的启动、程序结构等环节要突出司法性;三是其应以"上诉"方式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予以救济。

浅析法庭审理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的救济程序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提出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在当前严防冤假错案底线的大背景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以说已经深入人心。但由于在非法证据排除的救济程序上缺乏具体可操作的制度支持,导致我国目前的非法证据排除救济程序属于法律上的"模糊"地带,需要对其进行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范围与程序研究

在我国人权保障事业的进程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可谓是里程碑式的进步,从学者的提议到立法机关的立法,期间经历了很多艰辛。但是,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很多问题,如非法证据的范围包括哪些以及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该如何安排等问题都有待明确和细化,非法证据的概念和类型等,仍然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以便在司法实践中能够准确应用。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适用与完善探析

针对我国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现状,分析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预防司法腐败、彰显司法公正、保护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意义,并从非法证据的认定、举证责任的分配和当事人救济等方面对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适用情况进行了探析。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在我国实施的状况浅析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在我国系新生事物,它是随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颁布而临世的。它对何为非法证据以及非法证据的具体排除程序做出了详细而具体的规定,并对公、检、法三机关相关人员提出了工作要求,这对于保证非法证据的有效排除,树立程序意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作用。为了保证其功能的最大化发挥我们须对其在我国实施的各种状况进行深入的分析。

公安机关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研究

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规定仍然停留在概念层面,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启动主体、负责发现非法证据的部门及内部工作流程、公安机关负责人认定非法证据情况的程序、相关的救济制度等都有待进一步明确。由公安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确实存在阻力多、动力小的问题,基于其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特征,我们不宜在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中引入过多的对抗因素来促进非法证据的排除。其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构建应当突出侦查活动的固有规律,立足于侦查程序内部的单向排除模式,简化排除程序设计,贯彻及时排除原则。

重塑庭前程序中的非法证据排除——从“有限排除模式”走向“全面排除模式”

庭前程序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在功能、构造上具有耦合性,将非法证据排除活动置于庭前能够保障正式庭审的集中审理,并能避免庭审法官的心证被“污染”,同时也有助于对审前行为进行及时的司法控制。世界各主要国家均采取了此种做法。目前中国的庭前程序仅具有非法证据排除的初步调查功能,正式的合法性调查仍被置于庭审进行,有学者将其称为“庭审前有限排除模式”。但这种“有限模式”并不符合“以审判为中心”和“庭审实质化”改革的真正要求,尤其是缺乏实际意义的初步调查程序反而会造成审判程序的不当拖延。在此情况下,有必要对中国庭前程序的功能进行拓展,将其作为非法证据排除的最主要阶段,并对与庭前程序相关的各项制度作适当改造,使之能够适应庭前排非之“全面模式”的具体要求。

论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运行的动力机制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在司法实践中的疲软与无力,是欠缺动力机制的结果。动力机制障碍体现在与非法证据排除相抵牾的司法文化,以惩罚犯罪为目标的刑事政策,与非法证据排除相偏离的考核机制,律师参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受阻的辩护机制。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运行的动力角色中,侦查机关是不可奢望的矛盾主体,检察机关是责无旁贷的首要主体,审判机关是有所保留的主要主体,辩护方是不遗余力的重要主体。应乘"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之东风,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运行的动力进行整合,明确各主体、各环节排除的重点与方向,从而激活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运行的动力机制,实现程序设计的预期目标。

刑事二审证据调查问题的实证思考——以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为切入点

刑事二审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运用有其特殊之处。通过考察S省C市人民法院审理的刑事案件,发现目前刑事二审证据调查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少的问题:程序启动上忽视法律规定,法官权力行使超出界限;庭前会议召开率低,致使"排非"作用未有效发挥;启动"排非"后的处理程序粗糙,"排非"调查简单化。究其原因,主要系控辩审三方对二审"排非"程序的定位认知有误,未充分认识到二审庭前会议的功能,且因立法模糊导致实践操作不一。为了有效改进刑事二审证据调查中存在的问题,在程序启动上,应明确"排非"程序的启动标准;在程序进行上,应充分发挥庭前会议在二审非法证据排除方面的作用;在程序运行上,应立足"排非"的特殊属性根据不同情形进行区别处理。

检察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程序的理性构建

当前对检察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律规定粗疏,具体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会遇到一些障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给检察工作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应对检察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程序进行理性构建。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研究——以提请排除非法证据的动议时间为视角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保障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重要证据规则,具有重要的价值。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现了从禁止非法取证原则的初步确立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正式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正当运用以科学、合理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为前提。＂两高三部＂的《规定》和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的排除程序都给予了规范,但两者在某些规范上尚存在不协调和不合理之处。文章拟以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原则为本,以提请动议的时间为视角,在现行规定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完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建议。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设想

建立与完善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立法时应详细规定各种情况下取得的非法证据的效力,通过立法确定切实可行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设立对非法取证人员的惩戒制度,有效减少防止非法取证行为的发生。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化解

我国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的适用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法院对此规则程序的启动面临着种种的困扰,其实效性有待于进一步加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无法在司法实践中充分发挥其本应防范刑讯、保护人权、实现程序正义的立法作用,既有其立法模糊,自身规则还未具体、明确的缘由,也有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遇到的干扰司法独立审判的种种阻力的缘由。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证据规则的核心,是保障刑事程序正义的柱石。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加强其在司法适用中的实效性,是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这一方面要求在立法上对现有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一步的明确细化,通过技术性规则细化证据规则,规范引导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另一方面要求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过程中的适用程序,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初步审查程序,减轻被告方提起启动此证据规则的阻力,但又防范其对启动此证据规则权利的滥用,从程序上面减少启动、适用此证据规则所遇到的阻力。当然,在大的司法环境下,要确保司法审判的中立性,减少外在力量对司法审判的干扰。

国内非法证据排除第一案

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多年来，只是“写在纸面上的法律”，在实践中．几乎找不到非法证据排除的司法案例。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法院在一起涉嫌受贿案中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免予被告人刑罚．引起国内法学界高度关注。

新旧刑诉法关于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比较与适用

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价值定位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表面上看被排除的是证据或者是非法证据,但实质上被排除的是警察公权力的违法行为,或者进一步明确地说,是打击和惩罚违法执行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中外法学界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定位是存在争议的,一种观点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仅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因此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应当采用绝对或全面排除原则;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成为世界各国刑事诉讼的采证规则之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填补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空白,但在司法实务中仍有缺憾。文章阐述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概念,围绕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剖析了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必要性,就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提出建议。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

在刑事案件中,由于涉及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所以证据就是案件的关键,同时必须要确保证据的合法性。证据排除的规定虽已形成一定规模,但若是连非法证据排除程序都不能启动,那么这一切的规定都会成为一纸空文。文章从保障人权的角度出发,就"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狭窄""非法证据排除启动程序困难"以及"非法证据排除救济机制缺失"三个方面提出立法建议,以期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优化尽一份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