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代孕的刑事规制路向审思与选择

目前,我国对代孕持绝对禁止的立场。体系性法律规范和常态化有效监管的欠缺,导致非法代孕活动矛盾迭起、乱象丛生。积极刑法观强调刑事法以前瞻性和预防性为遵循,代孕技术的革新不仅引发了深刻的伦理挑战和广泛的社会风险,而且非法代孕实质上严重扰乱医疗卫生秩序,侵害、威胁公民人身权和人格权,法益侵害性已然达到应受刑罚处罚的程度,因而亟需刑事手段进行主动、事前的干预和规制。域外各国对代孕的治理模式大致分为全面禁止型、兜底惩戒型、规范疏导型三种立法例,在借鉴他国治理经验、探究我国规制模式的同时,有必要依据刑事管辖原则明确我国《刑法》对不同国别公民的境外代孕活动的管辖范围。利用关联罪名和通过扩张解释他罪来打击非法代孕的方案具有显著缺陷。以法益保护为指导,以不法和责任为中心,增设非法组织、操作代孕罪,惩处非法代孕的组织策划和实施技术两种行为类型,是制裁和预防非法代孕的理想径路。

代孕治理的时代之问与应然选择

代孕行为从诞生之初就一直饱受巨大伦理争议,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对此也态度不一。而因代孕弃养等引发的法律争端,不仅凸显了代孕问题的种种乱象和非法组织代孕行为的法益侵害性,而且使代孕问题愈益成为我国人口政策调整所必须直面解决的时代课题。对此,一方面应有限许可合理的代孕需求;另一方面对危害严重的非法组织代孕行为应考虑予以犯罪化。犯罪化的具体实施,应在构建完善的前置法律规范体系前提下,谦抑限定非法组织代孕行为的入罪范围,而在入罪化前的当下,则应恪守罪刑法定原则,运用现有刑法规定依法惩治关联犯罪,抑制非法组织代孕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