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认定——基于190件案例样本的分析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设立虽然表明了我国在打击信息犯罪、维护公民个人信息权益上的立法决心,但立法语言的模糊性却引发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的诸多论争。其中争议的焦点在于如何界定"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以及"非法获取"这三个概念。通过对190件案例样本的微观分析发现,理论界与实务界、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在上述问题上存在着不小的分歧,司法认定标准的不统一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同案不同判"。为此,我国司法机关应当分析借鉴样本判决与理论成果,提炼出具有指导意义的司法认定标准,并在实践中进行检验、完善。

我国《刑法》对档案保护的新进展——论非法提供个人信息罪与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罪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档案信息所具有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日益为人们所认知，对档案的非法获取和利用等违法犯罪现象也日益常见，为此，我国《刑法》逐步加大了对档案信息的保护力度。除了诸如泄露国家秘密罪、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玩忽职守罪等罪名可能涉及档案的保护之外，1997年《刑法》还专门规定两个罪名来保护国有档案，即第329条规定的“抢夺、窃取国有档案罪”和“擅自出卖、转让国有档案罪”。随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又于1999年通过《刑法修正案》，增设了“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

由“3.4”案件谈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罪

2016年4月6日,武汉市"3.4"非法获取公民信息案在汉宣判,6个犯罪嫌疑人分别被判处拘役4个月至有期徒刑1年的刑罚并处罚金、没收违法所得。"3.4"案件的成功侦办和宣判,对我们认识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界定该罪公民个人信息范围,认定"非法获取"行为和情节严重等执法实战问题,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手机定位是否属于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在信息技术发展及商业利益驱动的双重作用下,当今社会中公民个人信息频遭侵犯。作为新型罪名,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在法律层面和实践层面仍然存在诸多问题,譬如,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认识不一,对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行为"情节严重"认定难以操作,等等。本文通过对2012年宿迁市泗洪县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该类案件的调查分析,对手机定位是否属于公民个人信息?以手机定位作为犯罪对象的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应该如何认定?等问题进行探讨。

对近几年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研判分析

近年来在信息技术发展和商业利益驱动的双重作用下,公民个人信息遭受侵犯的现象时有发生,使人们的个人生活和隐私不断遭受干扰,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文章通过某区检察院近几年来查办的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实证分析,对完善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法律实践提出了相关对策和建议。

非法获取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其他方法”的规范判断

刑法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规定了“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缺乏行为定型性,难以准确认定本罪中的非法获取行为,司法认定过于宽泛,需要确定实质判断规则。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规范实质在于个人信息利用主体范围的扩大,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由于转移手段的非法性而升高被非法利用的危险。手段的非法性作为实质理解非法获取行为的抓手,其实质根据在于手段的法益侵害性,本罪的保护法益是公民个人信息之上的人身财产权益和公共信息安全流通秩序,前者既是本罪保护的核心法益,也是对后者的侵犯是否达到实质可罚程度的重要判断依据。对“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的判断,形式上要违反前置法规范,产生信息权益利用主体扩大的效果,实质上需要进一步结合获取目的和后续处理活动等判断其行为非法性是否达到实质可罚程度。

论非法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公民信息权是公民重要的权利，尤其是随着信息化的不断推进，公民的身份信息泄露日趋严重，如何加强对公民身份信息的保护，有力打击身份信息犯罪成为各国关注的课题。刑法修正案（七）的规定的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属于身份信息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规定对保护公民信息权起着重要的作用。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行为构造

不断普遍化、复杂化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给立法、司法带来挑战,从客观行为角度对其进行类型化研究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根据我国刑法和司法解释规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行为可分为"非法提供型"和"非法获取型"两大类。"非法提供型"行为以"出售"为典型方式,与"出售"行为并列的还有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特定、不特定的多数人提供、发布公民个人信息,未经信息权利人同意而向他人提供合法收集的公民个人信息等"非法提供"行为。"非法获取型"行为以"窃取"为典型方式,法律规定的"以其他方式非法获取"属于兜底型概括性规定,用于规制与窃取公民个人信息社会危害性相当的行为。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司法适用研究

随着信息时代互联网、大数据的快速发展,个人信息逐渐成为人们生产、生活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个人信息的保护也成了我国立法以及司法过程中不能忽视和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首先在刑事立法层面,《刑法修正案(七)》首次将公民个人信息正式纳入刑法保护范围,规定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刑法修正案九》规定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其次在刑事司法层面,"两高"联合出台了相关司法解释,该司法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适用做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国家有关机关对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重点打击。但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在司法适用中,仍然存在着问题,还有诸多概念需要弄清楚。如违反国家规定的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非法获取以及情节严重的认定等仍需要厘清。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刑事规制路径及其优化

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进行修订,2017年《网络安全法》和最高院相关司法解释开始施行,及时回应加强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现实需求,体现出"又严又厉"的刑事政策。然而,在刑法上将"出售"与"提供"行为并列且同刑同罚的做法值得商榷,将"非法获取"和"出售、提供"行为整合为同一罪名的科学性稍显不足。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应从法益保护出发,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外延、"其他方法"的行为方式、"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等予以确定,针对区分个人信息的不同类型,予以明晰化、定性化和具体化。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认定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存在一定的司法困境。主要体现为在公民个人信息的判定上存在疑问、手段非法的证明上存在疑难,同时对于情节严重要件的把握尚无一致性意见。应当运用目的性解释的方法,综合本罪的法益来实现对罪状的合理解释;运用司法推定,实现对于获取手段非法性的证明;综合全案证据,全面把握情节严重要件。在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认定思路上,应当坚持以公民信息的私密性认定为中心。

APP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刑法规制及其合理边界

APP所具有的天然属性——相悖的二元功能面向,使得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之间的博弈更加明显,因此应寻求二者之间的平衡。未经用户同意的恶意APP与越权APP,在满足其他要件的情况下,容易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格式化授权与提供非民生所必需之服务的“非允即退”式授权不影响用户同意之效力;提供民生所必需之服务的“非允即退”式授权足以压制用户意思自由,同意无效。在同意被撤回之后,APP运营商拒不停止处理信息的行为属于“未经授权”的情形,广义的“获取”包括初始取得信息的动作与之后的持有行为。因此,APP运营商拒绝用户的删除申请、继续持有信息的行为属于“非法获取”。为避免犯罪评价半径过于扩张与刑事制裁措施过度使用,在强调适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同时还应关注出罪化事由,主要包括处理匿名化信息、用户知情同意、处理公开信息、维护公共利益等。

论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

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是97年刑法修订时新增加的一个罪名,对于当前屡次发生的考试舞弊行为,没有必要单独设立“考试舞弊罪”,而应当纳入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的范畴进行研究。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的客体是国家保密制度,客观方面包括采取窃取、刺探、非法收买三种行为方式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的行为,主观方面是故意,但行为人获取国家秘密的目的没有限制。实践中认定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还应注意其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非法获取他人信息可以“洗白”吗

电话推销无孔不入,谁泄露了我们的信息?利用电话等信息手段推销保险是一种常见的经营行为,但拿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来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就会'洗白'罪责吗买了车,卖车险的电话来了;买了房,搞装修的电话来了;孩子刚上学,培训机构的电话来了……电话推销无孔不入,谁泄露了我们的信息?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情节严重”初论

鉴于公民个人信息被滥用的现象日益严重,给公民个人的信息安全和生活安宁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刑法修正案(七)》适时增设了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但是,由于本罪采取的是情节犯的立法模式,且理论上对此缺乏应有的研究,相关司法解释也尚未出炉,致使实践中对如何理解和认定本罪的"情节严重"颇感困惑。为此,有必要在考察情节犯基本原理与本罪一般规律的基础上,采取单一标准与综合标准相结合的解释模式,将本罪的"情节严重"明确化和规范化。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区域性实证分析

近年来,在信息技术发展及商业利益驱动的双重作用下,公民个人信息遭受侵犯现象时有发生。为有效应对这一社会现实问题,《刑法修正案(七)》明确规定了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以及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三个具体罪名。本文通过对2010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受理的该类案件进行调查分析,针对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法律适用疑难问题提出对策建议;对公民个人住处的范畴作出界定,详解其"来源"条件和"违法"条件,并试对"情节严重"标准作出设定。

“非法获取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认定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主要包括“非法获取”与“非法提供”两种情形,应当基于法益保护目的,结合信息网络犯罪的特点审查判断证据,认定犯罪事实。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往往是信息网络违法犯罪的发端,对其从严打击符合网络犯罪前端治理的需求;根据社会一般观念,行为人辩解的获取方式不具有合理性时,应当排除该辩解,把不具有“合法性”的“非法持有”推定为“非法获取”具有实践合理性;当前理论上有对“非法获取”进行扩大解释的观点,应当通过对获取、使用方式等“合法性”“合理性”的认定来制约“非法获取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不当扩张,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

准确理解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的非法获取行为

刑法第253条之一第3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非法获取个人数据的行为,并未明确界定“非法获取”的具体内涵,对该类行为如何认定存在争议。主流观点将“非法获取”与“未经数据权利人知情同意而获取”等同,但笔者认为这可能面临过度犯罪化的质疑,因此需要对“非法获取”的内涵进行探讨。

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认定

随着社会经济和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为人们提供传输与存储等服务,让人们的生活有了极大便利的同时,在互联网催化作用之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逐渐多起来,让社会的有序生活遭受了不利影响。在我国相关法律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方面维权的相关规定实现从零到一,并在近些年进行了强化。然而在司法实践过程中,也存在着公民个人信息概念不清、犯罪认定范畴边缘不清晰、就侵权行为如何进行认定有着一些争论、情节严重的认定没有可遵循的实际依据等问题。本文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现状展开分析,并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认定进行了研究。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实证研究——以B市C区人民检察院近五年司法实践为样本

本文以实证与理论研究的方法,对《刑法》第253条之一实施以来B市C区人民检察院所办理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案件为样本,分析了这类案件的特点及趋势,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关于主体范围、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行为模式认定及情节严重的标准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立法及司法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