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侦查研究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常见手段有利用非法QQ群、假借公司名义、利用职务便利非法窃取、收集和交易个人信息。其作案流程是"上家"非法获取被害人的个人信息,"中间人"联系"上家"和"下家",促成交易,"下家"收到公民个人信息后进行各类非法活动。其案件特点有作案团伙化趋势明显,作案手段逐步智能化;衍生犯罪多,社会危害性大;犯罪成本低,犯罪收益大。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侦查应致力于分析下游犯罪,寻找泄露源头;切断利益链条,断绝资金流动;加强打击力度,建立监控体系。

手机定位是否属于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在信息技术发展及商业利益驱动的双重作用下,当今社会中公民个人信息频遭侵犯。作为新型罪名,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在法律层面和实践层面仍然存在诸多问题,譬如,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认识不一,对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行为"情节严重"认定难以操作,等等。本文通过对2012年宿迁市泗洪县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该类案件的调查分析,对手机定位是否属于公民个人信息?以手机定位作为犯罪对象的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应该如何认定?等问题进行探讨。

单纯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可罚性之商榷——以司法维度的消极刑法观为切入点

处罚单纯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合理性存疑,因为这与刑罚协调原则、犯罪治理内涵相悖。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积极刑法观的存在动因在合理性层面存疑,司法维度的消极刑法观更契合当今的社会治理理念和犯罪治理理念。在消极刑法观视域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内涵应被理解为个人信息自决权和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双重法益。非法获取个人信息行为在未同时侵害双重法益时,不具有刑事可罚性。“为合法经营活动”属于消极的构成要件要素,当行为人非法获取个人信息后将个人信息用于合法经营活动的,由于其行为未同时侵害双重法益因而得以出罪。鉴于网络犯罪具备不同于传统犯罪的犯罪成因,网络犯罪治理应从单向抑制转向综合治理。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区域性实证分析

近年来,在信息技术发展及商业利益驱动的双重作用下,公民个人信息遭受侵犯现象时有发生。为有效应对这一社会现实问题,《刑法修正案(七)》明确规定了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以及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三个具体罪名。本文通过对2010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受理的该类案件进行调查分析,针对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法律适用疑难问题提出对策建议;对公民个人住处的范畴作出界定,详解其"来源"条件和"违法"条件,并试对"情节严重"标准作出设定。

非法获取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其他方法”的规范判断

刑法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规定了“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缺乏行为定型性,难以准确认定本罪中的非法获取行为,司法认定过于宽泛,需要确定实质判断规则。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规范实质在于个人信息利用主体范围的扩大,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由于转移手段的非法性而升高被非法利用的危险。手段的非法性作为实质理解非法获取行为的抓手,其实质根据在于手段的法益侵害性,本罪的保护法益是公民个人信息之上的人身财产权益和公共信息安全流通秩序,前者既是本罪保护的核心法益,也是对后者的侵犯是否达到实质可罚程度的重要判断依据。对“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的判断,形式上要违反前置法规范,产生信息权益利用主体扩大的效果,实质上需要进一步结合获取目的和后续处理活动等判断其行为非法性是否达到实质可罚程度。

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认定——基于190件案例样本的分析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设立虽然表明了我国在打击信息犯罪、维护公民个人信息权益上的立法决心,但立法语言的模糊性却引发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的诸多论争。其中争议的焦点在于如何界定"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以及"非法获取"这三个概念。通过对190件案例样本的微观分析发现,理论界与实务界、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在上述问题上存在着不小的分歧,司法认定标准的不统一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同案不同判"。为此,我国司法机关应当分析借鉴样本判决与理论成果,提炼出具有指导意义的司法认定标准,并在实践中进行检验、完善。

出售、非法提供、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实践认定研究

出售、非法提供、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制定,可有效地遏制当今侵犯个人信息犯罪的现象,但司法实践认定此罪较复杂。本罪的犯罪对象为个人信息;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情节严重"的认定要从信息的数量、信息的保密程序、涉及信息的行为次数、信息扩散的时空范围、受害者的精神状况、物质损失数额等方面考虑。

论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构成

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客体是公民的个人信息权;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行为;本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或单位;本罪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

论非法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公民信息权是公民重要的权利，尤其是随着信息化的不断推进，公民的身份信息泄露日趋严重，如何加强对公民身份信息的保护，有力打击身份信息犯罪成为各国关注的课题。刑法修正案（七）的规定的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属于身份信息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规定对保护公民信息权起着重要的作用。

对近几年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研判分析

近年来在信息技术发展和商业利益驱动的双重作用下,公民个人信息遭受侵犯的现象时有发生,使人们的个人生活和隐私不断遭受干扰,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文章通过某区检察院近几年来查办的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实证分析,对完善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法律实践提出了相关对策和建议。

论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构成及认定

构成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必须同时具备四大要件:一、犯罪客体是公民个人信息的隐秘权;二、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行为;三、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四、主观方面是故意的,既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间接故意。在司法实践中,还应严格把握罪与非罪以及与他罪的界限。

浅议认定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若干问题

近年来，各类有针对性的商品推销短信、推销电话成为广大群众的一大困扰。你买车了，各家保险公司的车险推销电话随之而来；你买房了，各家装修公司的推销电话又随之而来。随着营销方式、服务模式的不断创新，公民个人信息被非法搜集、传播、滥用，出售或者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活动越来越猖獗，法律救济凸显乏力。

APP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刑法规制及其合理边界

APP所具有的天然属性——相悖的二元功能面向,使得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之间的博弈更加明显,因此应寻求二者之间的平衡。未经用户同意的恶意APP与越权APP,在满足其他要件的情况下,容易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格式化授权与提供非民生所必需之服务的“非允即退”式授权不影响用户同意之效力;提供民生所必需之服务的“非允即退”式授权足以压制用户意思自由,同意无效。在同意被撤回之后,APP运营商拒不停止处理信息的行为属于“未经授权”的情形,广义的“获取”包括初始取得信息的动作与之后的持有行为。因此,APP运营商拒绝用户的删除申请、继续持有信息的行为属于“非法获取”。为避免犯罪评价半径过于扩张与刑事制裁措施过度使用,在强调适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同时还应关注出罪化事由,主要包括处理匿名化信息、用户知情同意、处理公开信息、维护公共利益等。

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司法认定

《刑法修正案(七)》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纳入刑法调整范围,由于该修正案对该行为的规定比较原则和概括,特别是对于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范围、如何界定情节严重的标准等都没有明确规定,也未有相关司法解释予以完善,导致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疑问很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对象仅指自然人的信息,不包括法人和其它组织的信息,犯罪主体不应仅限于利用公权力采集信息的单位和个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是指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窃取、收买、交换或以其它不正当方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认定"情节严重"应结合犯罪事实、犯罪情节、危害后果进行综合考量。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刑法规制研究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是指以公民的个人信息为对象进行犯罪从而达到获取利益之目的的行为。大数据时代使得个人信息渐趋透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也随之呈现出日益蔓延的态势,对公众权益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具有多变性与隐蔽性、低投入性与高收益性、广泛危害性与规模性、主体身份特定性等特征,主要包括非法获取、非法提供、非法出售、非法利用个人信息等行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日益猖獗,但相关的法律法规却分散而滞后,甚至存在着源头治理模式失效、刑罚设置有缺陷的问题。因此,必须加快统一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定,将非法利用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纳入到刑法的规制范围中,并立足实践促进刑罚的合理化,争取能形成完整有效的个人信息保护机制。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量刑标准再析

公民个人信息包括身份识别信息和特定自然人的活动情况信息。公民个人信息必须与特定自然人相关联,主体不限于中国公民,但不包括单位。公民个人信息不包括依法公开的个人信息。本罪中"国家有关规定"的范围将部门规章纳入其中,但应该排除地方性法规等非国家层面和国家层面部门规章之外的其他部门规范性文件等规定。"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可以分为"一对一"和"一对多"两种方式;"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中的"非法"与"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应作同样理解。确立"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和涉案公民信息的计算规则对于本罪的定罪量刑至关重要。提供者单方明知使用者实施犯罪仍为其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应以本罪论处;提供者与获得并利用信息者双方有通谋时,提供者构成本罪与获得并利用信息者实施犯罪共犯的想象竞合犯。

由“3.4”案件谈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罪

2016年4月6日,武汉市"3.4"非法获取公民信息案在汉宣判,6个犯罪嫌疑人分别被判处拘役4个月至有期徒刑1年的刑罚并处罚金、没收违法所得。"3.4"案件的成功侦办和宣判,对我们认识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界定该罪公民个人信息范围,认定"非法获取"行为和情节严重等执法实战问题,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司法适用研究

随着信息时代互联网、大数据的快速发展,个人信息逐渐成为人们生产、生活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个人信息的保护也成了我国立法以及司法过程中不能忽视和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首先在刑事立法层面,《刑法修正案(七)》首次将公民个人信息正式纳入刑法保护范围,规定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刑法修正案九》规定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其次在刑事司法层面,"两高"联合出台了相关司法解释,该司法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适用做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国家有关机关对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重点打击。但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在司法适用中,仍然存在着问题,还有诸多概念需要弄清楚。如违反国家规定的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非法获取以及情节严重的认定等仍需要厘清。

公安机关严打网络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

3月18日，贵州省公安厅召开的全省公安机关电视电话会议。会议要求，全省各地公安机关要明确排查重点，集中侦破一批黑客攻击破坏、网络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非法使用“伪基站”犯罪大要案件，集中打击一批犯罪团伙和黑客，集中铲除一批犯罪链条和源头，集中整治一批网站企业和网络平台。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行为构造

不断普遍化、复杂化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给立法、司法带来挑战,从客观行为角度对其进行类型化研究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根据我国刑法和司法解释规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行为可分为"非法提供型"和"非法获取型"两大类。"非法提供型"行为以"出售"为典型方式,与"出售"行为并列的还有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特定、不特定的多数人提供、发布公民个人信息,未经信息权利人同意而向他人提供合法收集的公民个人信息等"非法提供"行为。"非法获取型"行为以"窃取"为典型方式,法律规定的"以其他方式非法获取"属于兜底型概括性规定,用于规制与窃取公民个人信息社会危害性相当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