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微信证据排除规则构建

在互联网应用常态化下,微信早已成为人们生活工作不可或缺的工具,其易存储、易提取等优点使得微信证据成为诉讼双方当事人使用最为频繁的电子数据证据之一。但由于其具有流动性与虚拟性,存储方式与取证方式呈现多样化,导致恶意截取、私自伪造证据等问题层出不穷。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虽在民事诉讼领域已初步确立,但在具体适用方面尚缺乏可供其良性开展的逻辑体系和规则明细,亟需确立微信证据“三性”审查规则,完善相关配套制度,从而发挥其实效性。

非法证据排除背景下无害错误规则借鉴研究

作为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博弈结果之一,无害错误规则在英美法系中被广泛应用。研究借鉴无害错误规 则并适当应用于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向精细化系统化纵深发展的有力过渡。由此,本文从无 害错误规则的沿革与适用出发,基于我国现有的非法证据排除背景下,分析我国无害错误规则构建的适当性,并为我国 无害错误规则本土化构建提供设计思路。

监察案件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实证研究--以贪污贿赂和渎职犯罪为视角

通过对136份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监察案件刑事裁判文书分析后发现,申请人申请排除的主要是被调查人供述,申请排除被调查人供述的主要原因是被刑讯逼供或采用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式取证,审判机关在监察案件中对“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认定总体上比较严苛,决定排除非法证据的比例较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监察案件中的适用,存在着非法证据认定标准被不当提升、非法证据排除调查程序启动困难、非法证据排除的庭审程序流于形式等问题。为确保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监察案件中的有效适用,应当继续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完善监察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并合理设定辩方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要求的内涵。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生成方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在实践中不尽人意,这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生成方式有着密切关系。以司法规范为主导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带来该证据规则的不稳定、排除价值取向和标准的多元、排除规则的前后矛盾,以及对刑事诉讼法的突破和扩张等结构性困境,并由此产生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建构的若干缺陷:一是非法证据排除的基本理念和原则欠缺;二是非法证据排除的基本标准和尺度仍为空白;三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技术手段欠缺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结构性问题和自身体系中的缺陷,并非通过绝对的法典化立法方式就可解决,综合性而非单一性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生成方式仍是较稳妥的选择,即采取以法典规范的总体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标准为基础,以司法解释的技术性规定和指导性案例具体情形例举相结合的规范模式较为合理。

非法证据排除原则在监察案件中的适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全球范围内通行,包括我国。尽管我国现行法律没有直接界定“非法证据”,但通过对证据的客观属性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厘清其内涵。非法证据包括主体不合法和方法手段不合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保障人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逐步确立,通过法律和司法解释的配合,形成了完善的立法体系。然而,监察委员会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方面仍存在挑战,需要借鉴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来弥补不足。

论非法电子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路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诉讼中至关重要的证据规则之一,在司法中的适用直接关系到诉讼程序及诉讼结果的公正性。电子证据作为法定证据类型,应当属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然而,目前我国非法电子证据排除存在缺少明确法律规定、缺少非法电子证据认定及排除标准、电子证据合法性审查效果欠佳等问题。为解决以上问题,进一步完善非法电子证据排除规则,需要以立法形式将电子证据纳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范围,针对不同类型的电子证据设置不同的排除标准,并发布指导性案例以引导刑事司法实践。

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困境与出路

电子数据作为一种新兴的证据种类,已经成为当今网络数字时代的“证据之王”,但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情况并不乐观,原因在于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规则的“法律身份”尚不明确、权利基础较为薄弱、规则内容尚有缺失。对此,应当补充完善《宪法》及《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明确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规则的立法地位及其救济的基本权利,并以权利保障为基点完善非法电子数据排除的源头规则,探索兼顾权利救济与真实性保障,有层次、有重点的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路径,为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打通出路。

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与非法证据排除之语境参差——兼论重大案件讯问核查的独立价值

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制度随非法证据排除的不断推进应运而生,但因其规则设置中存在核查内容限缩、启动方式受限、核查窗口过窄、制度设计缺陷等情况未能与我国非法证据排除体系完全兼容。然而跳出思维桎梏来分析该项制度,可知其并非单纯地在排非规则羽翼下细化和落实方案,而是作为一种特殊的补充制度,从便宜性、荷载度、实效性、保护力等多方面考量均具有独立价值。从规则的演进、两种制度间的语境差异、前者的独立价值以及可进一步探索的优化完善方向出发,结合实务,通过对二元判断式规则、场景的预设及对策、数据赋能与人工智能等相关前景分析,提出完善与重塑方向。

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分析

作为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存在是为了避免非法取证现象,维护司法权威,保障人权。它既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侦查效率,又能避免一些冤假错案。我国《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其在实际操作中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运用,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很多问题。为此,笔者在剖析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概念、发展阶段和适用范围的基础上,指出了非法证据的范围狭窄和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监督体系不完善等不足之处,提出了完善司法解释和加强人权保障等建议,以期推动这一制度的顺利实施。

庭前会议中的非法证据排除研究

2012年我国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改,其中一大亮点就是将庭前会议制度以立法形式予以确立,其次在庭前会议的启动理由中新加入了申请非法证据排除一项,该理由使得庭前会议具备了初步的证据审查功能。而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庭前会议中非法证据排除的适用情况及效果却不尽人意。首先,庭前会议适用不到位,这将直接影响到非法证据在审前阶段的处理;其次,庭前会议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存在申请启动难、非法证据处理效力不明确以及庭前会议主持人的地位等问题,本文将对以上问题出发并提出相关建议。

诉讼文化视角下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虚置化的思考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中面临着程序启动困难、公诉机关选择性宣读证据、排除标准界定模糊、法院不愿否认通过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效力等阻碍。立足本土诉讼文化视角可发现,职权主义诉讼以发现真相、惩罚犯罪为最高价值目标,难以唤起司法工作人员和普罗大众对程序正义的关注。传统的司法理念与流水线的诉讼构造,导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本土化落实举步维艰。因而,有必要从界限明确、实践完善、文化适应等三个面向,纾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虚置化隐忧。

监察程序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困境及完善

《监察法》第33条确立了监察调查程序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该规定较为笼统,缺乏具体细致的内容,导致在实际适用过程中存在一系列问题。监察程序中贯彻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监察机关实现内部监督、防范冤假错案的重要措施,也是保障人权、体现程序价值、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途径。在反腐决心仍然坚定、反腐力度持续加大的背景下,职务犯罪案件量增加,案件情况日趋复杂,为尽快侦破案件,非法取证行为时有出现,不仅不利于提高效率,还会影响办案质量。虽然《监察法实施条例》已对监察调查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了较详细规定,但仍与诉讼程序中的排非规则存在差距。本文对监察程序中应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律依据做出概述,论述适用该规则的必要性,探讨实践中存在的困境,探索完善路径,以期监察权的平稳运行,巩固反腐成果。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监检机制下的衔接

监察机关是监督国家权力行使的机关,也是对一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活动进行调查的机关。我国《监察法》的出台和监察机关的设立是国家法治建设向前推进的一大步。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法律法规的出台也必然存在一定的漏洞,比如目前监检衔接机制尚不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监检衔接机制中的运用尚处在一个初始阶段,本文就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的机制中衔接存在的问题进行列举分析,以及提出几点完善建议。

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模式重构——以《刑事诉讼法》第56条为视角

《刑事诉讼法》第56条无差别地赋予公检法三机关在各自诉讼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义务,但从实践面向出发,审前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缺乏规范性与实效性,在操作层面也异变为检警重塑证据的把关程序。因此,有必要以检察机关为切入视角,探索审前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差别化程序。立足于我国检察制度的内部职能划分,派驻检察与巡回检察是符合政策导向的特色检察制度,建立“以派驻检察为重点,以巡回检察为抓手”的审前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有诸多益处,尤其能够在发现非法证据线索、完善诉侦衔接、实现检察机关内部制约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以此为出发点重构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模式,可以打破适用于审判阶段证据排除的传统模式,重释其功能定位与规制重点,创新性地激活审前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扩张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场域。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虽然已经诞生了将近一个世纪,但对于其相关概念的界定却始终存在着争议。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对侦控与审判机关此采用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证据采纳”。

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对策

非法证据就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内容及其形式,也即使用不正当的方式或违反法律程序取得的证据。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是用来说明使用非法证据来控告犯罪嫌疑人是无效的。非法证据会造成一些冤假错案,还会损害我国司法的权威性,而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可以保障人权,维持司法的公正,在审讯工作中引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还可以抑制可能出现的刑讯逼供手段及恶劣影响,乃至一些冤假错案,从而提升我国的审判水平。目前我国对于非法证据的界定不明确,可操作性比较差,所以需要对非法证据进行明确的界定,并且设立沉默权、加强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可操作性,加强对司法人员的监督,以减少非法证据的产生,使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真正有助于维护我国司法的公正。

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探讨

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经历了从萌芽到确立,再到逐渐发展的过程。在具体应用方面,该规则存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缺位,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不清,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等问题。若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达到和刑事诉讼该规则同样的地位与程度,确立民事诉讼所特有的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程序势在必行。一方面应明确非法证据排除的适用前提是当事人的请求,另一方面应尽可能将非法证据的排除时间提前到庭前,避免降低诉讼效率。此外,还要厘清非法证据的基础概念,进而清晰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和法官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自由裁量权限。

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探究

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工具,证据在整个诉讼程序中都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从司法程序的启动开始,到法院的终局裁判,整个过程都离不开证据的作用,因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成了法学界较为关注的问题.这一规则最初广泛运用于刑事诉讼领域,但随着现代社会对人们基本权利的重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逐渐应用到了民事诉讼活动中.本文以民事诉讼作为切入点,探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民事诉讼领域中的应用现状,以期对完善我国证据制度、促进司法公正有所助益.

从程序正义视域分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现代刑事诉讼不但要重视实体正义,还要重视程式是否合乎法律适用的正当性,程序正义即正当程序的内在诉求。本文在“世纪审判”辛普森案的基础之上,秉着对域外立法兼容并包的学习态度,分析了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司法实践状况,并对此提出几点完善建议。

刑事诉讼法典化背景下证据排除规范的体系重构

法典化以逻辑性与体系性为特征。在刑事诉讼法典化背景下,刑事证据排除规范有必要从规则研究走向体系化重构。证据能力与证明力两分的阶层式审查框架为厘清刑事证据排除规范的逻辑前提,证据排除属于证据能力审查范畴,以取证程序违法为标准,包括非法证据排除与瑕疵证据排除。我国刑事证据排除规范有必要基于法定排除与裁量排除逻辑重构:法定排除以取证程序严重违法为标准,而裁量排除以取证程序一般或轻微违法为标准。《刑事诉讼法》第56条第1款第1句已规定了侵犯公民供述自由权的证据法定排除,但仍需就剥夺辩护权、侵犯绝对隐私权等严重侵犯公民基本权的证据法定排除完善立法;第56条第1款第2句及刑诉解释已规定了补正解释型裁量排除,但仍需就一般性裁量排除展开裁量理论建构,最终形成理论、立法与司法互动式的证据排除规范性体系,为刑事诉讼法典化提供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