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作为一项国际通行的程序,具有保障人权、实现实体正义的价值。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尚存在辨方承担启动程序的初步举证责任不够合理、法庭启动调查程序的标准过于笼统和抽象、公诉人证明取证手段合法性缺乏公信力、调查程序缺乏法庭裁决、证据能力与证明力混淆、缺乏救济程序等诸多缺陷,应当适当降低程序启动证明标准、细化启动规则、规范侦控方的证明方法、规定当庭裁定、建立救济制度,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对于检察机关非法证据排除权限的规定是适当的。我国审判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应当被设定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程序。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非法证据承担一定举证责任,以避免被告人任意提起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只承担提供证据责任,提供的证据使法官对证据的合法性产生合理怀疑即可。而控诉方应当对证据的合法性承担说服责任,证明标准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当控诉方未能证明其证据为合法所得或证明未达到证明标准时,法官应当推定该证据系非法手段所得,并依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将该证据予以排除。从我国刑事诉讼的发展趋势来看,应当赋予被告方就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独立地向上一级法院提起上诉的权利。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全面有效实施,还需要相关制度予以配合。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适用与完善探析

针对我国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现状,分析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预防司法腐败、彰显司法公正、保护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意义,并从非法证据的认定、举证责任的分配和当事人救济等方面对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适用情况进行了探析。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在我国实施的状况浅析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在我国系新生事物,它是随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颁布而临世的。它对何为非法证据以及非法证据的具体排除程序做出了详细而具体的规定,并对公、检、法三机关相关人员提出了工作要求,这对于保证非法证据的有效排除,树立程序意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作用。为了保证其功能的最大化发挥我们须对其在我国实施的各种状况进行深入的分析。

公安机关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研究

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规定仍然停留在概念层面,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启动主体、负责发现非法证据的部门及内部工作流程、公安机关负责人认定非法证据情况的程序、相关的救济制度等都有待进一步明确。由公安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确实存在阻力多、动力小的问题,基于其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特征,我们不宜在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中引入过多的对抗因素来促进非法证据的排除。其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构建应当突出侦查活动的固有规律,立足于侦查程序内部的单向排除模式,简化排除程序设计,贯彻及时排除原则。

刑事二审证据调查问题的实证思考——以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为切入点

刑事二审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运用有其特殊之处。通过考察S省C市人民法院审理的刑事案件,发现目前刑事二审证据调查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少的问题:程序启动上忽视法律规定,法官权力行使超出界限;庭前会议召开率低,致使"排非"作用未有效发挥;启动"排非"后的处理程序粗糙,"排非"调查简单化。究其原因,主要系控辩审三方对二审"排非"程序的定位认知有误,未充分认识到二审庭前会议的功能,且因立法模糊导致实践操作不一。为了有效改进刑事二审证据调查中存在的问题,在程序启动上,应明确"排非"程序的启动标准;在程序进行上,应充分发挥庭前会议在二审非法证据排除方面的作用;在程序运行上,应立足"排非"的特殊属性根据不同情形进行区别处理。

论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运行的动力机制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在司法实践中的疲软与无力,是欠缺动力机制的结果。动力机制障碍体现在与非法证据排除相抵牾的司法文化,以惩罚犯罪为目标的刑事政策,与非法证据排除相偏离的考核机制,律师参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受阻的辩护机制。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运行的动力角色中,侦查机关是不可奢望的矛盾主体,检察机关是责无旁贷的首要主体,审判机关是有所保留的主要主体,辩护方是不遗余力的重要主体。应乘"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之东风,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运行的动力进行整合,明确各主体、各环节排除的重点与方向,从而激活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运行的动力机制,实现程序设计的预期目标。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研究——以提请排除非法证据的动议时间为视角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保障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重要证据规则,具有重要的价值。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现了从禁止非法取证原则的初步确立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正式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正当运用以科学、合理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为前提。＂两高三部＂的《规定》和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的排除程序都给予了规范,但两者在某些规范上尚存在不协调和不合理之处。文章拟以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原则为本,以提请动议的时间为视角,在现行规定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完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建议。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分析与建构

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在我国的建立已是必然,但如何建立该项制度,特别是在程序上如何设计,国内的研究仍略显薄弱。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提起开始,动议的主体、时间、方式、排除庭审的性质、运作模式、规则、证明等诸多方面都需要结合域外经验及我国现实进行深入地分析、讨论,才能得出一套可行的设计方案。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再讨论

对于被告方提出的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法院要进行专门的程序性裁判。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被告方一旦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法院就要优先审查侦查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使程序性裁判具有优先于实体性裁判的效力。作为程序性裁判的两个重要部分,初步审查要求被告方承担初步的证明责任,具有过滤不必要的程序性裁判的功能;正式调查作为法院的程序性听证程序,具备基本的诉讼构造,偏重于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并由公诉方承担证明侦查行为合法性的责任,且要达到最高的证明标准。对于一审法院就非法证据排除问题所作的决定,二审法院无法提供独立的司法救济,只能将其与实体问题一并作为是否撤销原判的依据。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理论展开

自2010年以来,我国法律逐步确立了一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程序。在审判前阶段,检察机关通过侦查监督、核查、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来主导着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在审判阶段,法律对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启动作出了一些限制,确立了程序性审查前置、先行调查以及当庭裁决等原则,对非法证据排除的初步审查和正式调查作出了程序上的规范,强化了庭前会议的诉讼功能,确立了完整的正式调查程序构造,确立了两种程序救济方式。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有效实施,取决于一系列制度的保障,其中检察机关的主导地位、律师辩护权的有效保障、法院自由裁量权的限制以及法院审判独立性和权威性的加强,属于其中最为重要的制约因素。

论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的证明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的证明主要是指当被告方主张控诉方的证据系非法所得时由谁承担证明责任以及证明应达到何种程度。根据证明责任的分担原理,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一般应由被告方承担证明责任,其证明达到"优势证据"即可;对非法自白的排除则应由控方负证明责任,其证明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程度。

非法证据排除争议的程序构建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既不属于刑事诉讼中实体性争议程序,也不属于单纯诉讼性争议程序,而应归属于因程序性纠纷引发的混合性诉讼争议程序。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其一,它以诉讼活动的存在为前提,没有刑事诉讼,就不能出现因诉讼行为引起的纷争。其二,它具有程序性违法行为和实体性违法行为并存的特性。其三,它在启动时间、诉讼构造、参与主体、审查原则、决定主体、裁定形式、救济程序等方面有特殊性。因此,设计该程序时要注意几点:一是此类纠纷应当在审判阶段解决;二是该程序主要解决侦查机关取证行为合法性问题,其具体的启动、程序结构等环节要突出司法性;三是其应以"上诉"方式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予以救济。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分析与建构

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在我国的建立已是必然，但如何建立该项制度，特别是在程序上如何设计，国内的研究仍略显薄弱。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提起开始，动议的主体、时间、方式、排除庭审的性质、运作模式、规则、证明等诸多方面都需要结合域外经验及我国现实进行深入地分析、讨论，才能得出一套可行的设计方案。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启动阶段的证明机制研究

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采取申请启动与职权启动相结合的方式,立法将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权赋予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辩护人行使,法官具有程序启动的决定权。作为申请主体的被告方必须提供相应线索或者材料以完成启动阶段的证明责任,并承担举证未能达到证明标准时不予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不利后果。启动阶段的核心和难点问题集中在被告方的证明责任如何履行、证明标准如何把度以及证明方法如何实现。通过完善程序保障性措施提高辩方申请的有效性,明确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以约束法官的裁量权,是建构启动阶段证明机制的必然选择。

我国“独立型”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建构研究——以庭前会议为形式

受制于我国刑事诉讼文化传统等因素,现行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未能使证据领域程序公正的价值得到贯彻。故相较于实体规则的设计补强,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完善问题于我国更为紧迫,有必要适时地对我国的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予以重新解构与思考。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庭前会议制度为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建构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独立型"模式的构架思路。在研究相关域外经验与分析制度价值之后,我国以庭前会议为形式构建"独立型"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合理性与可行性都应得到承认。而在具体的制度砌筑上,启动、证明、救济制度的构建则应当是设计重点。

非法证据排除调查程序难以激活的原因与对策

尽管越来越多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审判过程中采取程序性辩护的策略,要求法庭排除控方非法证据,但是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缺乏完善的证明责任分配机制,以及辩护方的非法证据排除申请缺乏程序性诉权制约效果的情况下,非法证据排除调查程序往往因为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而难以被启动。为了激活非法证据排除调查程序,进而发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功能,不仅需要进一步明确界定辩护方的证明责任和提高辩护方的举证能力,而且应该从程序性诉权的角度来看待辩护方的非法证据排除申请和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刑事诉讼法修改对公诉部门的挑战及其应对——以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构建与完善为视角

“两个证据规定”及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明确了检察机关作为非法证据排除裁判主体的地位，必将为检察工作的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以来，检察环节适用的具体情形如何？实践中到底存在哪些问题？检察、审判环节适用的程序是否相同？等等，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考察检察阶段非法证据排除适用的实际状况，深入探究其中隐含的问题。考虑到非法证据排除的研究。目前很难获取准确的数据。因此我们随机抽取两个案例，以便分析那些发生在检察环节的非法证据排除难题。

重塑庭前程序中的非法证据排除——从“有限排除模式”走向“全面排除模式”

庭前程序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在功能、构造上具有耦合性,将非法证据排除活动置于庭前能够保障正式庭审的集中审理,并能避免庭审法官的心证被“污染”,同时也有助于对审前行为进行及时的司法控制。世界各主要国家均采取了此种做法。目前中国的庭前程序仅具有非法证据排除的初步调查功能,正式的合法性调查仍被置于庭审进行,有学者将其称为“庭审前有限排除模式”。但这种“有限模式”并不符合“以审判为中心”和“庭审实质化”改革的真正要求,尤其是缺乏实际意义的初步调查程序反而会造成审判程序的不当拖延。在此情况下,有必要对中国庭前程序的功能进行拓展,将其作为非法证据排除的最主要阶段,并对与庭前程序相关的各项制度作适当改造,使之能够适应庭前排非之“全面模式”的具体要求。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范围与程序研究

在我国人权保障事业的进程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可谓是里程碑式的进步,从学者的提议到立法机关的立法,期间经历了很多艰辛。但是,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很多问题,如非法证据的范围包括哪些以及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该如何安排等问题都有待明确和细化,非法证据的概念和类型等,仍然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以便在司法实践中能够准确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