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然与实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的建构——以《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衔接为背景

监察体制改革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在同一时空下进行,《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的衔接正是两项改革的交汇处。两部法律衔接之处规定矛盾及模糊之处的法律适用就是两法衔接的重点。为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应先对《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目的进行考察,两法均兼具保护权利与惩治犯罪的目的,但《监察法》在保护权利上仍有完善的空间。《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位阶相同,为使两部法律良好衔接,应突破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双层混合关系。从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衔接体系上看,监察机关应适用《刑事诉讼法》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标准,并引入审判中心改革的相关程序制度。拟通过相应的制度建设,完善监察体制改革,实现法治与反腐的共同目标。

非法微信证据排除规则构建

在互联网应用常态化下,微信早已成为人们生活工作不可或缺的工具,其易存储、易提取等优点使得微信证据成为诉讼双方当事人使用最为频繁的电子数据证据之一。但由于其具有流动性与虚拟性,存储方式与取证方式呈现多样化,导致恶意截取、私自伪造证据等问题层出不穷。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虽在民事诉讼领域已初步确立,但在具体适用方面尚缺乏可供其良性开展的逻辑体系和规则明细,亟需确立微信证据“三性”审查规则,完善相关配套制度,从而发挥其实效性。

非法证据排除背景下无害错误规则借鉴研究

作为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博弈结果之一,无害错误规则在英美法系中被广泛应用。研究借鉴无害错误规 则并适当应用于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向精细化系统化纵深发展的有力过渡。由此,本文从无 害错误规则的沿革与适用出发,基于我国现有的非法证据排除背景下,分析我国无害错误规则构建的适当性,并为我国 无害错误规则本土化构建提供设计思路。

监察案件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实证研究--以贪污贿赂和渎职犯罪为视角

通过对136份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监察案件刑事裁判文书分析后发现,申请人申请排除的主要是被调查人供述,申请排除被调查人供述的主要原因是被刑讯逼供或采用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式取证,审判机关在监察案件中对“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认定总体上比较严苛,决定排除非法证据的比例较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监察案件中的适用,存在着非法证据认定标准被不当提升、非法证据排除调查程序启动困难、非法证据排除的庭审程序流于形式等问题。为确保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监察案件中的有效适用,应当继续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完善监察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并合理设定辩方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要求的内涵。

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困境与出路

电子数据作为一种新兴的证据种类,已经成为当今网络数字时代的“证据之王”,但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情况并不乐观,原因在于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规则的“法律身份”尚不明确、权利基础较为薄弱、规则内容尚有缺失。对此,应当补充完善《宪法》及《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明确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规则的立法地位及其救济的基本权利,并以权利保障为基点完善非法电子数据排除的源头规则,探索兼顾权利救济与真实性保障,有层次、有重点的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路径,为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打通出路。

论非法电子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路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诉讼中至关重要的证据规则之一,在司法中的适用直接关系到诉讼程序及诉讼结果的公正性。电子证据作为法定证据类型,应当属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然而,目前我国非法电子证据排除存在缺少明确法律规定、缺少非法电子证据认定及排除标准、电子证据合法性审查效果欠佳等问题。为解决以上问题,进一步完善非法电子证据排除规则,需要以立法形式将电子证据纳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范围,针对不同类型的电子证据设置不同的排除标准,并发布指导性案例以引导刑事司法实践。

诉讼文化视角下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虚置化的思考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中面临着程序启动困难、公诉机关选择性宣读证据、排除标准界定模糊、法院不愿否认通过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效力等阻碍。立足本土诉讼文化视角可发现,职权主义诉讼以发现真相、惩罚犯罪为最高价值目标,难以唤起司法工作人员和普罗大众对程序正义的关注。传统的司法理念与流水线的诉讼构造,导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本土化落实举步维艰。因而,有必要从界限明确、实践完善、文化适应等三个面向,纾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虚置化隐忧。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虽然已经诞生了将近一个世纪,但对于其相关概念的界定却始终存在着争议。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对侦控与审判机关此采用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证据采纳”。

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对策

非法证据就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内容及其形式,也即使用不正当的方式或违反法律程序取得的证据。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是用来说明使用非法证据来控告犯罪嫌疑人是无效的。非法证据会造成一些冤假错案,还会损害我国司法的权威性,而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可以保障人权,维持司法的公正,在审讯工作中引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还可以抑制可能出现的刑讯逼供手段及恶劣影响,乃至一些冤假错案,从而提升我国的审判水平。目前我国对于非法证据的界定不明确,可操作性比较差,所以需要对非法证据进行明确的界定,并且设立沉默权、加强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可操作性,加强对司法人员的监督,以减少非法证据的产生,使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真正有助于维护我国司法的公正。

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探讨

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经历了从萌芽到确立,再到逐渐发展的过程。在具体应用方面,该规则存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缺位,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不清,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等问题。若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达到和刑事诉讼该规则同样的地位与程度,确立民事诉讼所特有的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程序势在必行。一方面应明确非法证据排除的适用前提是当事人的请求,另一方面应尽可能将非法证据的排除时间提前到庭前,避免降低诉讼效率。此外,还要厘清非法证据的基础概念,进而清晰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和法官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自由裁量权限。

刑事证据法的制度转型与研究转向——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线索的分析

20世纪初美国法学界曾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生过激烈论争,证据学家威格莫尔与法律改革家豪尔乃是论争中对立的双方,其论争的历史贡献在于引出了近现代西方证据法(学)发展的两大论题:"证据法应以证明性为中心还是以可采性为中心"与"如何处理证据规则的实现和诉讼程序的构建之间的关系"。确立与构筑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重要环节,当前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界的诸多争论与威格莫尔和豪尔当年的论战存在诸多"历史相似性",故有必要进行关联审视。由于我国证据立法以证明性而非可采性为中心,证据规则的实践运行环境不容乐观,理论研究也因为一直受到证据学进路的统摄而不能获得独立。为摆脱困境,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界应当以学科建制的探讨为契机,实现中国证据法的制度转型,即构建以可采性规则为中心的证据规则体系,旨在防止误判与价值权衡。同时实现证据法学的研究转向,即实现中国的证据学之法学转型、人权法转型及相对于实体法的独立性转型。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适用

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仅是保障人权、维护法治尊严的需要,而且还可以促进发现案件实体真实。我国相关立法和司法解释虽然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作了一些规定,但是与刑事诉讼的现代化、民主化潮流不尽相符,也是滋生非法取证的根源之一。在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经验的基础上,选择适宜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模式,建立具体的排除程序,明确相应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是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的重要内容。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两种立法模式

本文通过对英美两国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展历史及其具体法律规定的考察 ,归纳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两种立法模式 :强制排除模式和裁量排除模式 ,并在总结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 ,提出在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采取裁量排除的立法模式。

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行性研究

从非法证据的概念和排除规则入手,分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提出了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可行性。

从制裁到预防: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机制研究

两个"证据规定"实施以来,关于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标准应当同审判阶段完全一样的看法,是对立法与司法的误读。受此影响,在规则要求与追诉职能配置之间、在严格的程序法定主义与控制犯罪的诉讼目标之间形成了一种内在的紧张冲突关系。在审查起诉阶段,平衡这种冲突关系的功能性机制是预防性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源于审查起诉与审判阶段的功能差异。但预防性适用有其前提条件,即所适用的非法证据须具有真实性。如真实性没有问题,应根据其违法程度、补救必要和补救条件分别加以处置,其补救方法包括补正、解释和重作。

论中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未来--以内部结构和运行环境为切入点

中国学者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系统研究和本土化改造,推动了该规则在中国的初步确立。然而当前司法实践中的诸多案例表明,这种本土化努力的结晶不仅受到了该规则内部结构问题的困扰,更为严重的是诸多外部运行环境因素的限制致使规则的实施效果不尽人意。新《刑事诉讼法》和新《刑事诉讼法解释》虽然修正了该规则的部分内部结构问题,但未来如果不对司法证明模式、司法体制和社会民众理念等外部运行环境因素进行相应地改革,那么舶来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将很难在中国生根发芽。

讼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的取舍问题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争论的焦点。笔者借鉴了国外有关制度以及这些制度产生的背景原因 ,指出了一国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会受该国法律文化传统 ,政治状况 ,刑事诉讼价值等的制约。分析了国内学者的不同观点 ,认为应当在我国确立“排除加例外”的非法证据规则 ,并尝试了具体规则的设置。

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与实效——兼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进路

2012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是,从司法解释上升为立法规范并不能自动解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效性问题。而且,通过分析2013年做出的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请求的判决书,我们发现,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将非法证据排除与供述的真实性问题捆绑在一起,不愿意仅仅因为取证手段违法而排除证据。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至少有两点:在司法体制方面,法院因缺乏独立性而无力承担督导侦查违法的重任;在立法方面,立法用语的弹性以及回溯性证明的难度,致使排除规则过分依赖法院的自由裁量。因此,为了保证排除规则的实效性,我们建议通过以下技术化改造,增强排除规则适用的确定性:将直接面向事实的事后制裁规则转变为一种面向程序的事前预防规则。

论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建构

建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证据合法性、可靠性以及法律真实的必然要求。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适应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以及现代科技的发展,我国应当结合司法审判实践经验并借鉴国外的成熟做法,建构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证研究——以法院处理刑讯逼供辩护为例

中国三个地区法院处理刑讯逼供辩护案件处理情况的调研结果表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处于尴尬境地。其中有立法技术方面的原因,也有司法制度和价值观念层面的原因,因此,在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上,不能仅限于证据规则层面的努力,而应该在更广阔的视野中进行改革,以推动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