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航空安保公约》非法运输类犯罪及其与我国刑法之衔接

使用航空器非法运输危险物质和非法运输逃犯是《北京公约》对传统《国际航空安保公约》修订时新增的两类非法运输类犯罪行为。我国作为《北京公约》的当事国理应履行承担的公约义务,通过国内刑法的转化实现对此类犯罪的打击。基于我国刑法理论分析此类行为的犯罪构成是立法作出应对的基础,结合刑法相关罪名的比较是解决公约与我国刑法衔接问题的保证。

关于办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毒鼠强等禁用剧毒化学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司法解释[2003]14号〉

为依法惩办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毒鼠强等禁用剧毒化学品的犯罪活动，维护公共安全，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现就办理这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北京公约》对民用航空犯罪的突破和我国刑法的应对

《北京公约》中增加了非法运输危险物质罪和非法藏匿运输逃犯罪。两罪的设立是对国际航空安保公约基本宗旨的突破,立法之时也存在争议。风险社会理论对民用航空犯罪有很大影响,主要体现在犯罪圈扩张、法益保护提前、预备行为实行化和共犯行为正犯化。两罪的设立主要是共犯行为正犯化的体现。我国有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质罪和走私核材料、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罪与非法运输危险物质罪相衔接,部分不能衔接的,应以共同犯罪理论解决。关于非法藏匿运输逃犯罪,我国只能以窝藏罪和包庇罪来应对,但要增加单位犯罪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