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航空安保公约》非法运输类犯罪及其与我国刑法之衔接

使用航空器非法运输危险物质和非法运输逃犯是《北京公约》对传统《国际航空安保公约》修订时新增的两类非法运输类犯罪行为。我国作为《北京公约》的当事国理应履行承担的公约义务,通过国内刑法的转化实现对此类犯罪的打击。基于我国刑法理论分析此类行为的犯罪构成是立法作出应对的基础,结合刑法相关罪名的比较是解决公约与我国刑法衔接问题的保证。

《北京公约》对民用航空犯罪的突破和我国刑法的应对

《北京公约》中增加了非法运输危险物质罪和非法藏匿运输逃犯罪。两罪的设立是对国际航空安保公约基本宗旨的突破,立法之时也存在争议。风险社会理论对民用航空犯罪有很大影响,主要体现在犯罪圈扩张、法益保护提前、预备行为实行化和共犯行为正犯化。两罪的设立主要是共犯行为正犯化的体现。我国有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质罪和走私核材料、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罪与非法运输危险物质罪相衔接,部分不能衔接的,应以共同犯罪理论解决。关于非法藏匿运输逃犯罪,我国只能以窝藏罪和包庇罪来应对,但要增加单位犯罪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