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实证研究——以中国裁判文书网305份裁判文书为样本

为保护我国的珍贵植物资源,对305份裁判文书进行统计与分析,结果表明: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行为多发生在林业资源丰富且经济水平比较低下的西南偏远地区;犯罪主体多为农民和无业人员,文化程度主要是初中以下,多为自然人犯罪;犯罪动机主要是营利和自用;犯罪行为多是在没有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的采伐和毁坏行为;各地对犯罪对象范围的鉴定机构和鉴定标准存在不统一性;犯罪刑罚力度偏轻,缓刑适用率高,对罚金数额确定多由各地法院自由裁量,非刑罚措施适用较少,仅以树木的数量市场价值量刑,忽视了生态价值。

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的司法认定及治理对策研究——基于200个判例的实证分析

为更好地保护环境资源,严厉打击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犯罪行为,通过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对收集的5年间20个省200件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案件的裁判文书进行统计与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近5年间,我国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犯罪案件数量呈大波浪式发展,案件发生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且以中年男性个人犯罪为主,销售树木牟取暴利为主要的犯罪动机;审判机关办案质量高,上诉率、再审率低,但存在"补植复绿"等量刑情节考虑不充分等问题。针对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审理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特点,提出应不断提高民众环境资源保护意识,明确鉴定机构及鉴定标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及建立和完善预防机制的对策。

试探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

介绍了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的概念,刑法修正案(四)规定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的原因,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的法律构成要件以及本罪的认定及其司法实践中存在问题的解决办法,探讨林业司法问题,为林业执法、司法提供依据。

论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的主观故意认定

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作为一类行政犯罪,其主观故意的认定应当以违法性认识为前提,即行政前置法的认识。因此,面对司法实践中的认定,应当将违法性认识内含于此罪的主观故意之中,作为本罪的故意构成要素,以达到主客观相一致的效果。

论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之故意

我国《刑法》对国家重点保护的树木设置了单独罪名,体现了刑法领域对重点保护森林的保护。正是由于重点保护植物的特殊性,导致国家司法机关对行为人主观认定难,裁判结果出现争议,司法公正性受到质疑。因此,笔者从现实案例出发,以分析现行刑法中对故意的规定为基础,提出当行为人知道或者很有可能知道自己实施的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行为,期望或者放任这种行为的产生,主观上就构成了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

非法采伐珍稀树种各领徒刑并处罚金

江西黎川县人民法院宣判一起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案。被告曾某等人因砍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南方红豆杉，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3万元。

论刑法修正案(四)对植物资源犯罪的立法完善及相关犯罪的认定

刑法修正案 (四 )对我国刑法中的有关植物资源的犯罪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和完善。它不仅弥补了刑法在此方面立法的不足 ,还为有效保护植物资源尤其是国家重点保护的植物资源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武器 ,是切实落实我国有关植物资源保护法律法规和履行有关国际义务的重大举措。对此 。

探究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犯罪对象

2002年《刑法修正案（四）》对1997年《刑法》第344条进行了修改，将“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罪”修改为“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并增加了“非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制品罪”，扩大了刑法保护范围。加大了刑法打击力度，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犯罪对象确定为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及其制品。

在遵从与超越之间：环境刑法条文适用的检视与反思——以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切入

随着环境污染、环境破坏案件增多，环境刑法也被赋予了更多的使命与期待，如何通过环境刑事规则，惩治环境犯罪，减轻环境污染，实现环境保护的目的，这不仅是环保机关，也是司法机关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环境司法中，由于作为制裁依据的环境刑法条文，本身具有类型化、抽象化特征，要达到准确适用还需要借助环境行政法律、法规加以解释。而在判断是否构成刑事违法上，大部分条文直接把行政违法规定为其前提条件，是否符合行政程序，在行政执法判断上是否合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环境犯罪的定罪和量刑。换句话说，在行政合法的情况下，即使造成严重的环境后果，环境刑法也可能被架空而不能有相应的制裁；相反，如果行政不合法的情况下，即使目的再正当、危害再小，仍须遭受环境刑法的裁判。可以说，这种对行政管理秩序的追求与环境正义是背道而驰的，并不利于环境保护，直接导致一些行政管理较为弱势的相对人呈群体性犯罪，也导致了刑法在环境保护上的选择性司法的尴尬局面。除了期待立法上刑法体例更为完善外，在刑法适用过程中，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如何把握遵循与超越的尺度，既遵循现有的行政执法结果，利用行政自由裁量权技术优势灵活应付环境管理难题，又超越执行权，发挥司法的矫正功能，实现司法实质正义，这些极大地考验著司法工作者的智彗．

采挖野生蕙兰是否符合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的客观要件

案情简介2016年4月，秦某在未办理野生植物采集证的情况下，擅自在H省L县X乡S村林坡上采挖兰草一丛三株，返回途中被L县森林公安局民警查获。经H省林业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秦某采挖的兰草系兰属中的蕙兰。L县法院认为秦某违反国家规定，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蕙兰3株，其行为已构成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3000元。

论滥伐林木罪的认定

滥伐林木违法犯罪是森林遭受破坏的主要原因,也是山区多发性犯罪之.由于刑法和司法解释对滥伐林木罪的规定较为原则,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对该罪的认定和危害性存在一些模糊认识.本文试从滥伐林木罪的认定方面作一些探讨.

涉林犯罪种种(二)

三、非法收购、运输盗伐滥伐林木罪 (一)概念 非法收购、运输盗伐滥伐林木罪,是指非法收购、运输明知是盗伐、滥伐的林木,情节严重的行为。

两度采伐红豆杉 撤销缓刑陷囹圄

【案情】2010年至2011年间，被告人游某超伙同他人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红豆杉四株，计立木蓄积9．347255立方米。2012年4月24日被三明市沙县人民法院以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2012年6月12日，被告人游某超再次伙同他人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红豆杉二株，计立木蓄积4．1259立方米。2014年1月21日，连城县人民法院一审以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与前犯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没有执行完毕的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零十八天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

论我国环境刑法的最新发展

20 0 1年刑法修正案以独立条款专门修改环境犯罪的形式 ,拉开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环境刑事立法的序幕 ;2 0 0 2年刑法修正案中增加了两个环境犯罪新罪刑条款 ,并对原有两个环境犯罪条款内容进行了罪状修改及法定刑补充 ,使我国环境刑法有了突破性的重大发展。但我国环境刑法仍存在环境犯罪种类偏少、刑法介入角度到位不够、刑事法网薄弱等不足。从发展角度看 ,近几年我国环境刑法进一步修改和不断完善的走势已是未来历史发展的必然 。

盗伐林木时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定性问题

本文案例启示：盗伐林木时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行为定性，应在正确把握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和非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制品罪与盗伐林木罪区别的基础上，结合刑法中想象竞合犯、牵连犯等罪数理论进行判定。

砍伐古樟树怎么处罚

编辑同志: 我村后山上有一棵古樟树,树高30多米,胸径为2.7米,为全县第一大樟树,曾被拍照列入林业档案,作为保护树之一.

针对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犯罪规定的立法完善

我国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珍贵树木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及其制品的，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笔者认为，刑法关于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和非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规定的法定刑偏低，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应当进行修订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