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和时代日本对非教育援助研究——基于第七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的分析

教育援助是日本实施全球化发展战略的举措之一。日本根据自身对非战略延伸的需要,将对非教育援助纳入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的各个层面,构建与欧美保持一致又自带日本特色的教育援非体系。令和时代召开的第七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从经济、社会、和平与稳定三大领域具体诠释了日本对非教育援助的主要内容,从而展现出新时代日本援助角色突出“实用主义”、援助方式依托教育培训项目、援助领域重点倾斜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援助对象着重关注非洲青年等特征。日本积极开展对非教育援助的背后是其寻求扩大在非影响力进而提升国际竞争力,以实现日本产业全球化布局的战略意图。

日本对非洲教育援助框架“图景”分析——历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透视

教育援助是日本对非援助政策的主体内容之一,透析日本举办的历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可发现,日本从早期的对非专项援助到建立体系化的援助机制,援助规模和覆盖面不断扩大,逐渐涵盖了正规教育的各个阶段。日本打着"非洲主事"和"国际伙伴关系"为原则的口号,实则将教育援助融入外交经济战略,从对非教育援助参与者演变为自主领衔的角色。日本通过教育援助输出自己的教育理念,对非洲进行全领域、全方位的渗透,提升了其在非洲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影响力。

日本对非洲政策的演变与发展--以“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为视点

冷战结束以来,日非关系出现了加速发展的趋势。以主办"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为契机,日本进一步调整并强化了对非外交。这一方面反映了日本走向政治大国进程中的迫切感与务实性,另一方面也显示出非洲国家力量的壮大及各主要国际关系行为体对非洲能源与市场加剧争夺的现实。日非关系的发展也将对中非关系的发展提出新的课题。

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与日本援助非洲政策

第四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召开在即。中国学界多关心日本援助非洲的动机,较少注意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与日本援助非洲理念之间的关联。笔者在梳理历次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的同时,对冷战后日本援助非洲政策、理念及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是日本力图改变西方为主导的传统援助方式的尝试,其效果已经呈现。"主事权"和"伙伴关系"的概念已对国际援助体系产生影响。

试析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进程中安全议题的演变

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是一个日本主导下的以促进非洲发展为宗旨的全球性多边机制,与发展相关的安全议题在该大会议程中占据相当比重。从冲突预防、巩固和平等对涉及国内冲突问题的应对,到加强反恐、海上安全、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大会发展进程中的安全议题不断被完善和拓展,由此改变了该机制单纯的发展援助属性。在对安全议题的调整过程中,日本以自身利益诉求为导向,以资金和技术为手段,牢牢控制着主导权,并试图将其作为推进国家外交安全战略的工具。当然,随着非洲整体实力增强以及在大国博弈中战略价值的提升,如果日本无法在本国利益与非洲利益之间取得平衡,这一多边机制持续发展的生命力将会被削弱。

“日本特色”的对非教育合作及其对中国的借鉴——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回顾与展望

日本是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的传统援助国,同时作为东亚国家在全球教育合作上发挥着独特作用。因日本的对非战略、全球发展合作政策、国内教育发展情况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等相关国际潮流和因素,日非教育合作形成了新的发展趋势。本研究根据日本官方文件、国际数据、以往的研究等为研究基础,从日非合作进程、日本全球教育合作战略等多元角度来分析2019年8月第七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ICAD VII)提出的日非教育合作新方针的背景,并展望未来的发展,认为日本会充分考虑和平衡全球教育发展治理、非洲教育发展战略和国内情况调整对非教育合作方式。

第五届“非洲发展东京国际会议”与日本对非洲战略

"非洲发展东京国际会议"和对非援助是日本对非政策的两个基本工具。第五届东京国际会议突出表明,日本正在形成系统的对非战略,对非合作力度和范围明显加大,并将对中非关系及中国对非战略产生影响。

冷战后日本对非洲援助的人才策略及影响

人才培养援助存在于日本对非洲援助的各个时期。早在冷战期间,日本便开始涉足对非人才培养,而冷战后,人才培养被纳入日本对非援助政策并成为一大亮点。经过长期经营,日本对非人才培养援助对非洲治理、非洲经济及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积极作用。特别是日本的投入,有助于提升自身国际形象和竞争力,也使自身成为对非人才培养援助的受益者。

日本对非发展援助的成效与发展趋势——基于非洲发展东京国际会议平台的研究

日本是国际上重要的对非援助国家,研究日本对非洲的援助对于他国及日本未来国际援助的发展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自1993年非洲发展东京国际会议平台建立以来,日本重新关注对非洲的发展援助,并在20年间取得较为重要进展,但与主要DAC国家相比其不足之处仍较为明显。本文从日本对非洲援助的动机切入,研究了该平台建立20年来日本对非洲援助的措施与特点,并分析了该平台的改进方向。

功能性合作视角下安倍政府对非洲合作探析

功能主义聚焦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和目标,通过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功能性合作,磨合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差异和分歧,达到获取相关利益的目的。二战后,受制于政治因素,日本将经济外交作为其对外交往政策的重要选项,以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的功能性对外经济援助与合作的方式展开经济外交。随着经济实力的强化,日本的“政治大国”野心愈发凸显,不断向外拓展外交空间和战略自主性。特别是安倍晋三第二次上台执政后,在对非外交方面,通过强化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机制,增强日本在非洲的影响力。近年来,安倍政府试图通过“印太战略”将非洲纳入日本地缘战略版图,将非洲地区打造成日本“俯瞰地球仪”外交的重要支点,以实现其制衡中国、迈入“政治大国”行列的战略目标。

冷战后日本介入非洲安全治理特征探析

冷战结束后,日本以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ICAD)为主要平台,积极介入非洲安全治理。其特征体现为治理重点紧追国际热点问题,治理动机明确且趋于多元化,治理切入点为脱贫,在治理中发挥着辅助欧美国家的作用等。冷战后日本对非洲安全治理的涉足,是日非关系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日本追求国家利益的产物,为非洲安全治理提供了一种合作模式,推动了非洲安全治理向“共治”转型,同时也提升了日本的国际影响力。未来,日本涉足非洲安全治理将以医疗卫生和环境保护领域作为重点,并且会进一步符合日本的安全利益。

日本深化对非外交与印太战略支点构想

日本深化对非外交,重在构建从经济拓展到安全领域的全新日非关系。日本以离开本土举办第六届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为契机,通过了深化日非关系的《内罗毕宣言》,并写入了反恐、维持海洋秩序重要性等相关内容。日本急于展示其在非洲的经济、政治及军事存在,力图将非洲大陆打造成"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支点,应对"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的影响力。自然资源丰富、国际政治参与增强的非洲已成为日本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的外交重点之一。这充分反映出日本谋求政治、军事大国进程中的战略性外交意图。

“反应性”视角下的日本对非洲外交

二战后,日本在调整对外关系上多体现出因受到美国等外部压力影响而做出“反应性”政策调整的态势。由于对非洲的外交基础较为薄弱,日本在不同阶段制定对非政策时也体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反应性”特征。日本基于不同基本动因和差异性政策取向,在对非关系发展进程中针对亚洲、中东、欧美等“第三方因素”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反应性”外交趋向。特别是当下日本对华战略制衡愈演愈烈且中国在非洲影响力日益增强,“中国因素”逐渐超越其他地区成为影响日本对非“反应性”外交的最重要参照因素。2022年日本举办的第八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确立了对非合作新方向,其视中国为在非最大战略竞争对手,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对华开展地缘博弈的趋势愈发显著。

日本对非洲投资的历史透视与现状解析——兼谈与中国的比较

日本对非洲投资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开始,但投资规模一直不大。20世纪90年代创设"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以后,日本政府先后建立了非洲投资倍增支援基金、非洲贸易投资促进机构、日非官民经济论坛等促进日企对非投资的平台,并致力于打造良性的"援助—投资"互动机制,日本对非投资的机制化建设不断完善。当前日本大型企业对非投资集中在以能源为中心的行业,并逐渐向制造业、金融业、服务业等领域拓展。日本对非投资的领域和地域较为集中,南非吸收了日本对非投资总额的50%以上。日本投资非洲的战略意图主要有保障自身能源安全、扩大在非影响力及制衡中国,但中日对非投资的数量与规模差距极大,日本投资非洲的影响难以与中国匹敌,无法对中国造成实质性威胁。

国家战略需求与国际生产折中——日本对非经济外交的悖论与课题

近年来,伴随非洲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推进,日本逐渐意识到非洲的战略价值。为此,日本不断强化对非经济外交,从官方到民间鼓励日企扩大对非投资,旨在提升其对非影响力。不过,从国际生产折中理论看,虽然日本对非经贸在所有权和内部化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但非洲落后的营商环境等劣势条件,决定日企对非开展出口贸易要优于直接投资。这形成了日本对非经济外交上,国家战略与投资最优的经济悖论。尽管日本为规避对非投资风险,提出可持续发展与人文关怀相结合、在非寻求与第三国企业合作、强调日印协同且在具体行动上不拘泥印度一方等新思路,但"亚非增长走廊"倡议的功利性、日印各怀心思、非洲国家对夹带政治"私货"行为的反感等,制约着日本对非经济外交的进度与发展。

从《内罗毕宣言》看日本在非洲利益的深化及其战略意图

2016年在肯尼亚召开的第六届日本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通过了强调充实教育、创造就业岗位、推进产业多元化的《内罗毕宣言》。该宣言也写入了参与反恐、基于国际法维持海洋秩序重要性的内容,日非合作从经济拓展到政治及安全领域。以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为平台,日本希望凭借投资和援助在非洲深度介入非洲经济,提升日本对非洲能源开发和投资的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为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寻求更多非洲国家的支持,同时加强与在非洲影响力渐增的中国的抗衡。从经济拓展到政治、安全领域的日本"非洲外交新战略",充分反映出安倍政权"俯瞰地球仪外交"的政治诉求。

日本对非洲外交:从实用主义平衡到战略重视

纵观20世纪以来日本与非洲关系的历史发展进程,日本对非洲外交政策取向既有连续性特点,又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与部分非洲国家保持着不甚密切的经贸往来。冷战时期,日本对非外交受制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及其意识形态等因素,一方面,日本发展与以南非为首的非洲白人传统伙伴的关系;另一方面,为了获取现实的资源等经济利益,日本积极与其他非洲国家或地区发展关系,从而成功助推了经济起飞,彰显其"以经济为中心"的实用主义平衡战略特点。自1993年首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起,日本对非外交转为战略重视,体现在对非合作平台、经贸关系、安全合作等方面。未来一段时间,"印太战略"和"亚非增长走廊"将成为维护日本在非洲利益的新路径;基于东京会议合作机制,在日本对非关系中"中国因素"增加的新的国际环境下,其对非外交将继续保持战略重视这一特征。

从内罗毕到横滨:日本对非洲经济外交新布局

日本一贯重视对非洲经济外交,其中重要的抓手就是“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ICAD)。从2016年内罗毕会议(TICADⅥ)到2019年横滨会议(TICAD 7),日本对非洲经济外交政策新一轮调整经历了由初现端倪到基本定格的转变。从地缘视角来看,日本对非洲外交由关注非洲“一点”延展为从日本本土经过太平洋、印度洋到达非洲大陆的“一线”;从政经视角观察,则由主要表现为通过政府开发援助的经济外交向全方位关系拓展。日本调整对非经济外交政策,既体现了日本政府根据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扬长避短巩固日本在非洲经济利益的内在诉求,也体现了日本迎合美国战略调整并且共同牵制中国在非洲不断增强的影响力的外部需要。

日本参与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探究

冷战结束以后,日本在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中所承担的任务范围逐渐扩大,功利取向日趋明显。当下,日本之所以参与非洲维和,除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战略因素考量,也与其拉拢非洲国家推进“印太战略”的谋划直接相关。为了达到以上战略目标,日本在国际、国内层面采取了多重策略,旨在扫清自身参与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的障碍,并获得非洲国家对日本参与的支持。然而,由于在野党等政治力量反对、安倍执政基础动摇、维和专业人才相对匮乏、国际社会持保留态度等国内外多重制约因素的存在,日本未来在非维和行动很难达到预期水平并实现全部既定目标。

日本发展合作政策的演变与发展趋向

日本是国际发展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员。冷战结束后第一份《官方发展援助大纲》的出台,标志着1954年以来日本的对外援助和发展合作政策从本国利益主导的阶段走向平衡本国利益和国际贡献的阶段。当前日本的发展合作强调积极贡献于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并以此保障日本国家利益。近年来,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以发展合作促进"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以及推动"优质基础设施"成为国际发展合作新规范,是几个值得关注的新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