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和平与安全建设:南非的区域大国角色及限度

作为区域大国,南非在非洲安全秩序构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94年民主转型后,南非国家身份定位由西方的"白人飞地"转变为"非洲国家","以非洲为中心"成为南非外交政策的战略优先。南非非国大政府秉持新的国家身份认知,不再将非洲国家视为国家安全的威胁,而是命运与共的合作伙伴。南非通过参与解决非洲国家冲突、加强非洲集体安全机制建设、支持非洲冲突后重建与发展进程、推动联合国与非盟加强战略协调与合作、参与多边维和行动等方式参与非洲和平与安全建设,扮演了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供给者的角色。南非虽然在非洲和平与安全建设的某些领域发挥了独特的引领作用,但经济增长乏力和国力相对下降,使其越来越无法有效应对日趋复杂的非洲安全形势。域外大国和国家集团加大对非洲安全事务的干预力度、其他非洲区域大国的竞争,也对南非在非洲和平与安全建设领域发挥引领作用形成了制约。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经济增长陷入衰退和社会矛盾加剧的背景下,南非政府将把更多精力和资源用于解决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直接介入非洲冲突解决的意愿和能力会有所下降。南非在参与非洲安全事务过程中将更加惜用自身国内经济军事资源,进一步提升对外交手段、非洲集体安全机制的依靠。

中国参与非洲和平安全建设的思考

参与非洲地区和平安全行动对维护我国日益增长的在非利益、加强中非关系、提高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在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的国际安全局势下,通过回顾非洲和平安全建设的历史、分析现状,得出非洲和平安全建设面临着应对能力不足、维和难度加大、经济发展脆弱、各国行动意愿不一致等困境。参与非洲和平安全建设,中国须在全球安全倡议指引下,采取多元化的合作路径,按照发展式和平的合作方式,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全力维护非洲和平与安全。

联合国、非盟和中国:基于非洲和平安全架构合作的和平伙伴关系

全球和区域性的安全治理需要联合国、区域组织、全球大国等多元行为体共同发挥积极作用。具体到非洲的安全治理,联合国、非盟和中国之间的和平安全合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不仅是各方比较优势的互补,而且有利于解决区域安全问题,促进构建全球安全治理体系。构建非洲和平安全架构,特别是确保非盟和平安全理事会、大陆早期预警机制、智者团、非洲待命部队与和平基金全面运行,则为联合国、非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提供了机遇,各方之间也已经具备一定的合作基础。然而,在围绕非洲和平安全架构合作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增进联合国、非盟和中国之间的和平安全伙伴关系,仍应继续提升各方的政治意愿,筹集更多的资源,并对资源进行有效分配和管理,同时要完善和优化各方合作的既有机制。中国在联合国与非盟之间应发挥积极的沟通和协调作用,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更多的安全公共产品。

基督教会组织启动非洲和平事工

11月18日，来自基督教世界救济会、全非州教会会议和世界基督教协会的人士齐聚加纳首都阿克拉，启动一项新的非洲和平事工。这项名为“非洲杰出人士普世事工”的活动将邀请德高望重的非洲人士帮助解决非洲存在的种种冲突。这些入选的杰出人士包括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已退休的南非大主教戴斯蒙德·图图和获得2004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肯尼亚环保主义者旺加里·马塔伊。

中东国家对非洲之角的介入与影响（英文）

近年来,部分中东国家为扩大地区影响、争取地区盟友,积极介入非洲之角事务,扩大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加大对地区国家的援助力度,在地区安全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东国家的介入对非洲之角经济发展及部分地区冲突的缓解有一定帮助,但同时也使地区安全形势进一步复杂化。非洲之角国家应重点提升自主维护区域和平与安全的能力,以更好应对区域安全挑战。

非洲安全制度治理的转型与结构性困境

通过构建多边制度解决安全问题是非洲安全治理的核心主题。伴随非洲统一组织向非洲联盟的转型,非洲国家在安全制度领域逐步构建起以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为核心的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非盟与地区经济共同体/地区机制、次地区制度安排、联合国等在非洲安全治理进程中建立起一系列多层协调机制,它们一道构成复合多元的非洲安全治理制度框架。与非洲统一组织不同,非盟在安全治理领域具备对成员国内部事务进行干预的权力,治理目标聚焦“人的安全”,治理规范更趋多元,安全治理与政治治理的制度安排呈现融合发展趋势。非洲国家的脆弱性与非盟的外部依赖性从根本上限制了非盟运用非洲方式解决非洲安全问题的能力。非洲国家内部冲突是非洲和平与安全建设面临的最大挑战,这一现实要求非洲安全治理的制度安排要以增强民族国家权威为导向,不断提高国家提供安全公共产品的能力,进而在地区和大陆层面构建和平与稳定的安全秩序。

“非洲之角和平发展构想”浅析

非洲之角是中国在国际社会第一个主动提出发展构想并积极参与的特定发展模式的地区,对我国和平外交战略具有极强的先导意义。“和平发展构想”的提出时机抓住了非洲之角政治、经济、地缘政治三大矛盾涌起的关口。整个地区充满不确定性,也蕴涵巨大的机遇。“和平发展构想”支持非洲之角国家走“以发展求安全”的道路,加快红海沿岸和东非沿岸开发,加速构建产业带和经济带。同时,“和平发展构想”支持非洲之角国家用非洲人的方式妥善处理民族、宗教、地域纠纷,构建非洲之角团结、稳定、和谐的发展环境。

海外简讯

2003年1月19日,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换届选举大会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选举了第二届理事会,邱维廉先生连任第二届会长。

非洲地区安全问题及其治理机制

近几年来,在新冠肺炎疫情、乌克兰危机及粮食安全、能源危机等多重因素影响下,非洲地区的安全问题增多,形势更加严峻。国家内部冲突外溢、军事政变回潮导致政局动荡、恐怖主义扩散、气候异常变化等一系列挑战凸显非洲地区人的安全与国家安全的脆弱性,区域安全秩序严重失衡。与此相应,非洲区域安全治理机制建设出现变化,和平与安全架构不断完善,其与区域治理架构以及非洲联盟与次区域的经济共同体等机制之间的协调不断增强,安全治理范围和功能不断拓展等。但是,非洲安全治理机制的自主运行能力仍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非洲问题非洲解决”方式无法充分运用,持续不断的冲突未能得到有效遏制。有鉴于非洲国家的国情和区域形势,非洲安全治理需要以增强国家治理能力为导向,进而动员非洲国家的资源,加强国家之间的合作,以提高非盟安全治理的自主性。

论国际刑事司法的多重面相——以非洲国家为视角

目前国际刑事法院受理的案件和审议的'情势'只涉及非洲国家,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管辖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与此同时,国际刑事法院下令通缉逮捕现任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做法实际上既与现行一般国际法中外交特权与豁免制度相冲突,又将对非洲国家实现民族和解与持久和平产生相当深远的负面影响。非洲问题尤其具有特殊性,因此应倡导形成带有非洲地区特点的区域性国际刑事司法体系,具体包括实施国际刑事司法的理念、设立非洲地区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和机制、鼓励非洲国家依靠现有的国内司法机制惩治国际犯罪,同时充分发挥非洲地区民间司法机构(如冈卡卡)调整社会关系的独特功能,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或者'真相与正义委员会'等其他机制的配合下,为消除民族、种族或者其他族群之间的仇恨,为实现持久和平创造必要的条件。

非洲与联合国关系:历史演进、现实逻辑与未来展望

非洲是联合国会员国最多的大陆。非洲国家的加入,极大地改变了联合国的政治生态。在非洲和平与安全中,联合国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联合国推动的发展十年战略、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非洲扮演着重要角色。非洲国家是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基本力量,而非洲大陆也是联合国和平发展和人权事业的重心。联合国与非盟开展全方位合作,成为联合国与区域组织合作的典范。联合国改革事关非洲安全与发展的未来,与联合国开展合作是非洲建设更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

非洲集体安全机制的理论基础与现实困境

非洲集体安全机制产生的思想根源是泛非主义,运行的理论基础是干预主义与自由主义和平。尽管在这种理论框架下,非洲集体安全机制在规范与制度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但在实践中却陷于本地自主权的深刻困境,这不仅表现在安全挑战的定义权、安全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权,更表现在冲突后建设和平的自由主义价值困境。创新非洲集体安全机制、破解自主权困境,需要超越"问题解决式"思维,引入"批判式思维"与批判理论,方能真正实现非洲和平与安全机制的非洲自主权,逐步走向"非洲治下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