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安全制度治理的转型与结构性困境

通过构建多边制度解决安全问题是非洲安全治理的核心主题。伴随非洲统一组织向非洲联盟的转型,非洲国家在安全制度领域逐步构建起以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为核心的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非盟与地区经济共同体/地区机制、次地区制度安排、联合国等在非洲安全治理进程中建立起一系列多层协调机制,它们一道构成复合多元的非洲安全治理制度框架。与非洲统一组织不同,非盟在安全治理领域具备对成员国内部事务进行干预的权力,治理目标聚焦“人的安全”,治理规范更趋多元,安全治理与政治治理的制度安排呈现融合发展趋势。非洲国家的脆弱性与非盟的外部依赖性从根本上限制了非盟运用非洲方式解决非洲安全问题的能力。非洲国家内部冲突是非洲和平与安全建设面临的最大挑战,这一现实要求非洲安全治理的制度安排要以增强民族国家权威为导向,不断提高国家提供安全公共产品的能力,进而在地区和大陆层面构建和平与稳定的安全秩序。

非洲地区安全问题及其治理机制

近几年来,在新冠肺炎疫情、乌克兰危机及粮食安全、能源危机等多重因素影响下,非洲地区的安全问题增多,形势更加严峻。国家内部冲突外溢、军事政变回潮导致政局动荡、恐怖主义扩散、气候异常变化等一系列挑战凸显非洲地区人的安全与国家安全的脆弱性,区域安全秩序严重失衡。与此相应,非洲区域安全治理机制建设出现变化,和平与安全架构不断完善,其与区域治理架构以及非洲联盟与次区域的经济共同体等机制之间的协调不断增强,安全治理范围和功能不断拓展等。但是,非洲安全治理机制的自主运行能力仍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非洲问题非洲解决”方式无法充分运用,持续不断的冲突未能得到有效遏制。有鉴于非洲国家的国情和区域形势,非洲安全治理需要以增强国家治理能力为导向,进而动员非洲国家的资源,加强国家之间的合作,以提高非盟安全治理的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