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安全与中非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非洲安全问题不仅抑制了非洲大陆可持续发展,也造成了非洲部分国家和热点地区安全化和军事化激增现象,令非洲安全治理水平面临严峻挑战。中非“安全共筑”是构建中非命运共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能为中非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安全保障,而且能为解决非洲冲突的根源性问题和促进非洲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机遇。安全是发展的前提,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中方愿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安宁。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总体国家安全观,支持非洲国家加强维护和平与建设和平的能力。在全球安全倡议的引领下,中国将以中非合作论坛为平台发挥建设性作用,加强同非洲国家在团结抗疫、人文交流等方面的合作,为“一带一路”建设、非洲国家的和平与繁荣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非洲安全治理自主性的危机与探索

安全治理赤字是非洲长期面对的难题。由于非洲国家和组织的能力有限,非洲地区的安全治理严重依赖外部援助。然而,外部行为体在提供援助的同时,将自身国家利益置于非洲安全之前,严重扰乱了非洲正常的治理秩序,侵犯了非洲国家的安全利益,使得非洲安全治理自主性面临极大挑战。同时,国际政治局势的发展变化进一步加剧了非洲自主性的危机。对此,非洲国家和组织积极尝试多种途径以维护其安全治理自主地位,包括:着力解决资金短缺问题,推动机制建设和制度改革;重塑非洲自主地位,提高集体议价能力;扩大与新兴国家的合作交流,增强安全合作的多元化发展等。非洲安全治理自主性危机的出现,提醒包括非洲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取得独立地位不等于实现自主发展,必须不断加强国家能力、团结力量,增强抵御外部势力介入的能力,在实践中逐步发展和巩固各领域的主导地位。

非洲安全新挑战及其对中非合作的影响

新世纪以来非洲政治形势总体趋于稳定,但一直存在较为严重的安全问题:政权更迭频繁,局部军事冲突肆虐,恐怖活动分散化,治安威胁突出。非洲安全形势的变化体现出近10年来全球经济形势、地缘政治斗争、社会思潮兴起的冲击,前景不容乐观。非洲安全形势的动态变化对中国外交构成新挑战,威胁中国在非投资和人员安全。中国应该与非洲国家加强和平与安全、打击恐怖主义领域的合作,并不断加强自身安保能力,推动中国安保产业走出去。

非洲安全制度治理的转型与结构性困境

通过构建多边制度解决安全问题是非洲安全治理的核心主题。伴随非洲统一组织向非洲联盟的转型,非洲国家在安全制度领域逐步构建起以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为核心的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非盟与地区经济共同体/地区机制、次地区制度安排、联合国等在非洲安全治理进程中建立起一系列多层协调机制,它们一道构成复合多元的非洲安全治理制度框架。与非洲统一组织不同,非盟在安全治理领域具备对成员国内部事务进行干预的权力,治理目标聚焦“人的安全”,治理规范更趋多元,安全治理与政治治理的制度安排呈现融合发展趋势。非洲国家的脆弱性与非盟的外部依赖性从根本上限制了非盟运用非洲方式解决非洲安全问题的能力。非洲国家内部冲突是非洲和平与安全建设面临的最大挑战,这一现实要求非洲安全治理的制度安排要以增强民族国家权威为导向,不断提高国家提供安全公共产品的能力,进而在地区和大陆层面构建和平与稳定的安全秩序。

利比亚乱局对非洲安全的影响

利比亚战后,国家陷入严重的安全危局中。其国内的安全问题与国家重建相互掣肘,致使安全问题日益严重,国家重建停滞不前。利比亚的安全问题也通过多种途径对其所在和邻近地区的安全局势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导致当前地区安全局势持续恶化且错综复杂。面对利比亚及地区安全危局,应首先致力于利比亚安全问题的解决,这需要国内和解、地区合作以及国际支持。地区安全治理任重道远,需要多方合力,且应与时俱进,并与全球恐怖治理密切配合。

非洲安全形势特点及中非安全合作新视角

自北非动荡和利比亚战争结束后,非洲面临的总体安全挑战日益严峻,既有内战和武装冲突等传统安全领域的问题,也有恐怖活动在非洲扩散,"不稳定之弧"暗流涌动的威胁。埃博拉疫情扩散则敲响了非洲公共卫生危机的安全警报。随着中非关系的不断深化和发展,非洲安全与中国的联系日益紧密,必须高度重视与非洲国家开展安全领域的合作。作者从多个角度提供了中国参与非洲和平安全建设的思路,值得思考。

基于非洲安全问题上的中欧政策比较研究

中国与欧盟在非洲是有共同利益的,这个共同的利益就是非洲的和平与发展。而对于维护非洲的和平与稳定这样一个话题来说,很明显中国与欧盟的利益基本是一致的,中欧对于推动建立和平与稳定的非洲都拥有坚定的意志,在政策层面都有了相应的安排,只不过在对非安全合作的领导权和话语权上,各自拥有不同的诉求。中国在这一地区拥有非常重要的国家利益,因此参与该地区国际层面的合作,并拥有与其实力相配的领导权和话语权是中国的核心诉求。所以与包括法国在内的欧盟等国际行为体开展任何层面上的合作的前提,就是对中国核心诉求的尊重与理解。

锁定脆弱国家: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安全供给与能力建设困境

由于国家安全机制的缺位或无效,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安全供给出现地方化、社会化、商业化和外部化趋势。该地区国家内部的非国家行为体和来自外部的跨国行为体在不同的条件下组合,形成了碎片化、多种安全主体互补又竞争的“多元混杂”的安全供给格局,这与单一中心、自上而下的安全供给格局明显不同。在这种供给格局中,很难明确区分“国家和非国家”“正式和非正式”“现代和传统”,它们重叠交织在一起。安全供给的地方化、社会化、商业化和外部化使这一地区国家的安全能力被限制,整个国家的安全建设陷入困境,从而导致其“脆弱国家”的地位被“锁定”。由于国家化的动力不足,该地区安全供给的“多元混杂”格局短期内很难改变。作为全球“安全洼地”,中国与这一地区的安全合作空间巨大,因此可以从理念创新和实际操作两方面推动全球安全倡议的实践。

非洲粮食安全困局及其治理

非洲粮食安全问题具有长期性和脆弱性特点,易受外部因素的冲击。尤其是乌克兰危机发生后,占全球缺粮人口1/3的非洲国家面临的粮食安全风险尤为严峻,主要体现在粮食贸易、生产、购买力及其获得国际粮食援助等方面。从表象看,非洲国家粮食自给率低、农业粮食生产体系韧性弱、国际市场依赖性强等是造成其粮食安全困境的长期原因,但其根源则是“粮食金融化”持续演进的结果。为此,非洲国家需在优化外部国际环境、提升粮食安全内生能力建设、借鉴与分享国际经验等方面加以应对。

食物供能结构视角下俄乌冲突对非洲粮食安全影响的探析

鉴于非洲居民独特的饮食结构,在考察俄乌冲突对非洲国家粮食安全的影响时,有必要结合各类食物给居民提供能量的情况来做讨论。以非洲各国居民食物能量供应的对外依存度作为基础考察俄乌冲突对非洲粮食安全的影响,研究发现:接近半数的非洲国家,其居民食物中能量供应的对外依存度较低,在其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下,俄乌冲突不会对其粮食安全造成显著的影响。实际上,非洲地区粮食安全受俄乌冲突影响较大的主要是埃及等食物能量供能对外依存度较高且粮食购买力较差的国家。基于此,中国可尽快对居民饮食能量供给对外依存度较高且购买力不足的非洲友好国家予以一定的粮食和资金援助。进一步地,加强对非洲友好国家的农业技术援助,分享农业发展经验,并扩大在非洲的贸易合作伙伴范围,为保障非洲国家的粮食安全更有效地贡献中国力量,从而为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

中国参与非洲和平安全建设的思考

参与非洲地区和平安全行动对维护我国日益增长的在非利益、加强中非关系、提高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在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的国际安全局势下,通过回顾非洲和平安全建设的历史、分析现状,得出非洲和平安全建设面临着应对能力不足、维和难度加大、经济发展脆弱、各国行动意愿不一致等困境。参与非洲和平安全建设,中国须在全球安全倡议指引下,采取多元化的合作路径,按照发展式和平的合作方式,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全力维护非洲和平与安全。

海外利益维护视角的非洲发展与安全动态回顾与展望

中国在非洲的海外利益不断增长,非洲发展和安全形势将不同程度地影响"一带一路"建设与中非合作的良好局面。本研究从维护国家海外利益的角度出发,扼要回顾2017年非洲发展与安全形势的特点,以及在不同领域的表现,对2018年的非洲发展与安全形势变化趋势进行了研判,并分析了对中国在非洲利益的影响,指出中国在强调中非合作不断提升加速的同时,应关注中国在非洲的利益维护问题,和非洲国家一道构建相应的协调机制,应对可能出现的矛盾与冲突,为非洲发展和中非互利合作创造良好的合作环境。

非洲和平与安全建设:南非的区域大国角色及限度

作为区域大国,南非在非洲安全秩序构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94年民主转型后,南非国家身份定位由西方的"白人飞地"转变为"非洲国家","以非洲为中心"成为南非外交政策的战略优先。南非非国大政府秉持新的国家身份认知,不再将非洲国家视为国家安全的威胁,而是命运与共的合作伙伴。南非通过参与解决非洲国家冲突、加强非洲集体安全机制建设、支持非洲冲突后重建与发展进程、推动联合国与非盟加强战略协调与合作、参与多边维和行动等方式参与非洲和平与安全建设,扮演了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供给者的角色。南非虽然在非洲和平与安全建设的某些领域发挥了独特的引领作用,但经济增长乏力和国力相对下降,使其越来越无法有效应对日趋复杂的非洲安全形势。域外大国和国家集团加大对非洲安全事务的干预力度、其他非洲区域大国的竞争,也对南非在非洲和平与安全建设领域发挥引领作用形成了制约。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经济增长陷入衰退和社会矛盾加剧的背景下,南非政府将把更多精力和资源用于解决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直接介入非洲冲突解决的意愿和能力会有所下降。南非在参与非洲安全事务过程中将更加惜用自身国内经济军事资源,进一步提升对外交手段、非洲集体安全机制的依靠。

气候变化对非洲粮食安全的多维冲击及其治理

非洲作为世界范围内对气候变化脆弱性最高的地区,气候变化及其连锁反应对该地区粮食安全造成了环境、经济、社会等多维度冲击。从环境维度看,气候变化引发的降水模式异常、土地退化加剧、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等后果,对农业生产造成系统性威胁,严重影响粮食供应量及稳定性;从经济维度看,气候变化会降低小农户的收入水平、抑制农业生产性投资、引发食品价格上涨、扰乱全球粮食贸易,从而损害了弱势群体的粮食获取能力和国家层面粮食供应的稳定性;从社会维度看,气候变化不仅对民众健康构成严重威胁,还会使贫困和不平等状况恶化、暴力冲突和流离失所事件增加,从而加剧粮食安全的脆弱性。为应对愈发严峻的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的双重挑战,非洲国家亟需推动气候韧性的粮食系统转型,未来可考虑将推进基于自然的低碳农业生产方式、塑造具有气候韧性的农业价值链、构建抵御灾害风险的社会安全网,作为应对气候变化冲击的战略重点。

试析区域主导型维和行动对非洲恐怖主义威胁之应对

索马里的青年党、北非"基地"组织分支以及"博科圣地"组织已经成为威胁非洲区域稳定和安全的恐怖主义势力。基于《联合国宪章》中维持和平的区域办法以及国际反恐共识提供的合法性,非洲区域组织主导的维和行动已经成为应对恐怖主义威胁更为灵活、有效的区域手段。目前,非洲三大伊斯兰恐怖主义威胁已经一定程度上受到控制,但是,恐怖主义的扩散形势仍然非常严峻,资金、装备的严重不足也严重制约非洲维和的反恐功能。为进一步消除恐怖主义势力的威胁,相关国家与联合国应该加大对非洲维和行动执行反恐任务的支持,中国也应抓住这一机遇推进中非关系。

2019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形势：总体向好、稳中有忧

2019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政治形势总体平稳,经济形势趋暖向好,安全形势乱中有控,一体化进程取得突破性进展,西方和新兴经济体继续加大对本地区投入,非洲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进一步上升。同时,部分国家政党政治稳中有忧,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且债务风险加剧,非传统安全问题复杂严峻,局部地区恐怖主义威胁上升,大国争夺非洲更趋激烈,非洲发展和安全仍面临诸多内外挑战。展望2020年,10多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将举行选举,部分国家面临的风险挑战高企;面对不确定的世界形势,非洲经济仍存下行风险;大国在非博弈态势将继续延续。

中东国家对非洲之角的介入与影响（英文）

近年来,部分中东国家为扩大地区影响、争取地区盟友,积极介入非洲之角事务,扩大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加大对地区国家的援助力度,在地区安全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东国家的介入对非洲之角经济发展及部分地区冲突的缓解有一定帮助,但同时也使地区安全形势进一步复杂化。非洲之角国家应重点提升自主维护区域和平与安全的能力,以更好应对区域安全挑战。

国家与暴力:非洲二维安全观构建探析

学界通常以“各类安全问题相互交织”来描述非洲安全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安全问题的定义与分类标准,忽视了非洲安全的类型学研究。因此,需要通过继承与完善现有安全理论,建立一个针对非洲安全问题的新分类框架。基于国家—非国家参与、直接—间接暴力的非洲二维安全观,可以将非洲安全问题分为4类:有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无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有国家参与的间接暴力、无国家参与的间接暴力。利用二维安全观考察非洲近年来的安全形势,发现有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中,非洲国家与恐怖组织、地方分离武装以及反对派武装的暴力水平持续提升,其中与恐怖组织的冲突造成死亡人数最多且增幅最大;无国家参与的直接暴力造成平民死亡人数最多,其中恐怖组织是最主要的暴力来源;有国家参与的间接暴力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冲突次生暴力,集中发生于刚果(金)东部、提格雷地区和乍得。针对以上问题,非洲国家需要在管控直接暴力的同时,注意降低有国家参与的间接暴力,并积极施策改变“弱国家”状态,尽量减少无国家参与的暴力事件。

“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非洲集体安全的本土知识探索

“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概念源于泛非主义的兴起,在20世纪90年代非洲安全形势显著变化的背景下得以正式提出,成为非盟推进非洲集体安全的重要理念。它强调的是以非洲本土知识解决非洲安全问题,以非洲自身力量实现非洲持久和平;其本质是追求非洲自主权,关键是强调非洲方式,基础在于共有的非洲观念,法理支撑在于地区一体化赋予的合法性和本土适用性。非盟积极推动非洲集体安全理念和原则的创新与发展,推动非洲集体安全机制创新与实践,注重发展与外部世界的新型伙伴关系,都体现着非洲国家自力更生和联合自强的精神,体现着非洲人民在非洲安全治理领域对本土知识的挖掘和运用。但非盟的安全愿景与安全能力之间还存在很大差距。非洲的“建制”和“建能”还需同步推进,如何弥合理想与现实的鸿沟仍是当前非盟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