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革命意义及当代价值——对非物质劳动论与知识价值论的再思考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对古典经济学和黑格尔劳动哲学的双重扬弃,具有重要的革命意义。当代西方学者将非物质劳动理解为价值的来源,试图否认劳动价值论的有效性,实际上,这种做法在根本上混淆了财富创造和价值生产的本质区别。作为一种直接劳动,非物质劳动只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而价值的实体依然是去除一切质性规定的抽象劳动。同样,所谓知识价值论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反思的概念,不论是作为使用价值的知识,还是被资本吸纳的知识或资本化的知识生产,知识本身并不创造价值,抽象劳动仍是价值的最终实体和来源。从这个角度而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依然具有不可代替的当代价值。

哈特的非物质劳动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困境的超越

正是非物质劳动论弥合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技术与政治、劳动与价值和交往之间的双重断裂,并进而使马克思主义摆脱了人类解放的理想不能与现实生活的经验条件建立积极联系的理论困境。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论的理论意义体现于两方面:它是一种资本主义批判的政治经济学转向,恢复了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为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它恢复了劳动的价值创造之核心以及交往合作之源泉的重要地位,为我们的政治实践指明了方向,为革命主体锻造及新的政治组织形式的形成进行了理论论证。

哈特的非物质劳动论评析

当代社会的变化,一些左翼试图深入到劳动层次揭示社会的变迁。迈克尔·哈特等人提出了非物质劳动概念,指那些创造非物质性产品如知识、信息、沟通、人际关系或情感反应的劳动。非物质劳动存在多种形式:第一种是生产耐用产品中的非物质劳动。第二种是智能的分析性和象征性劳动。第三种是生产情感和控制情感的劳动。非物质劳动在劳动过程、劳动对象、劳动时间等方面呈现不同的特点。非物质劳动存在于信息业中,也体现在工业中,甚至在农业中。非物质劳动对其他形式的劳动构成一种霸权,主导和影响其他形式的劳动。非物质劳动导致劳动组织的内在变化,为大众的政治斗争和未来社会前景提供了潜力。非物质劳动是劳动观念的一种新探索,对理解当代服务业等变迁具有意义。当然,哈特等的非物质劳动虽然标新立异,但在政治和理论上都与马克思主义有较大的距离。

“非物质劳动论”及其理论缺陷——基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评析

作为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及劳动转型的学说,“非物质劳动论”阐释了当代所谓占据霸权地位的“非物质劳动”同传统的物质劳动的区别,这种劳动形式也被称为“生命政治的劳动”。围绕非物质劳动与物质劳动、工业劳动的关系以及非物质劳动的霸权地位等问题,国内国际学界对“非物质劳动论”提出了诸多质疑和批评。立足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出,这一理论把物质生产中的脑力劳动或精神性内容误判为非物质劳动,把与物质生产无关的脑力劳动或精神性内容误判为商品生产,把物质生产智能化发展与商品生产的新形式相联系,表明其对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产品生产与商品生产、智能劳动与商品生产的关系等问题的认识均值得商榷。特别是它把论述重点局限于劳动者之间或劳动者与消费者之间的非物质联系,忽视对资本逻辑和劳资关系的分析,表明其始终流于表面现象并未触及深处的本质和规律。

非物质劳动的生命政治解读——基于马克思立场对哈特和奈格里观点的批判性反思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整个西方社会正在步入以网络化、信息化和服务化等为特征的后工业时代。这种转变的标识是非物质劳动逐渐取代工业劳动成为占支配地位的劳动方式,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发挥着引领作用。非物质劳动具有广泛而深刻的生命政治意蕴,创造了无法被资本完全占有的共同性,而这种共同性使诸众获得了对抗资本帝国的力量,蕴含着生命政治解放的潜能。哈特和奈格里从活劳动和主体政治的视角深入阐释了非物质劳动的内涵及其引发的社会历史效应,并将这一观点视作对马克思劳动理论的继承与创新。然而,他们对非物质劳动的生命政治解读违背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解放学说,存在着对阶级关系和现实历史过程的简单化理解。用马克思的立场反思他们的非物质劳动观点,对于在后工业时代推进马克思哲学的当代化具有重要启示。

生产性消费、非物质劳动与总体工人——数字劳动的迭代效应研究

进入数字化时代,数字劳动已经升级迭代,成为一种崭新的劳动方式。广大互联网用户的生产性消费和生产性劳动生成了大量数据,这些数据成为数字化时代的“新石油”,平台型企业的本质乃是“数字帝国”,这些数据既是一种商品,也是一种生产要素,它促成了“数字帝国”的诞生。从马克思关于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界分来看,互联网用户的数字劳动作为一种生产性劳动,并不仅仅只是一种“家务劳动”或非物质劳动,而是物质劳动和非物质劳动的深度交织,这是平台经济快速兴起的重要原因。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来看,大部分普通互联网用户原本都只是“局部消费者”和“局部工人”,但在“总体工人”的参照视域下,互联网用户经过平台的中介都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环节,他们参与了价值创造但却没有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

资本批判理论的当代拓展——哈特、奈格里与哈维在非物质劳动问题上的思想分歧

哈特、奈格里与哈维在非物质劳动问题上的分歧,集中体现了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不同认识。哈特、奈格里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变化的实质是劳动的主导形式由物质劳动转向非物质劳动,生产的重心由物质商品的生产转移到社会关系和生命形式的生产,转向生命政治生产;这种新的生产模式促进了共同性的发展,创造了超越资本主义的主客观条件,也孕育出当代一个“差异的、多元的、自由流动”的新主体——“诸众”。而哈维指出,非物质生产理论强调的那些变化主要是消费领域发生的转变,对公共财富的剥夺是剥夺性积累的重要手段;当代资本主义的这些变化都是资本为追求复合增长而做出的挣扎,随之产生的反抗斗争并非都具有超越资本主义的进步意义。深入考察哈特、奈格里与哈维在非物质劳动问题上的分歧,对于揭示资本批判的当代维度、理解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理论的当代拓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生产劳动、非生产劳动还是非物质劳动——数字劳动的理论渊源及其本质剖析

近年来,数字劳动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前沿热点,这种平台网络活动是否创造剩余价值在学界引起了一些争议。事实上,这一问题可以被还原为对数字劳动本质的剖析,即对其生产性和非生产性进行研判。在马克思那里,只有商品生产劳动能够作用于资本增殖,而提供服务的非生产劳动是生产劳动的附属物。鉴于服务业规模在二战后的巨大增长,马克思之后的社会批判学者试图解构物质生产优先的理论框架,甚至提出了非物质劳动的本体论。贯通从生产劳动扩展到非物质劳动的思想逻辑,也就厘清了数字劳动的理论渊源,这有助于把握数字劳动的真正价值。

非物质劳动与数字商品的劳动价值论审视

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劳动过程呈现出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特征,并生产出大量以数据内容为核心的数字商品。数字商品呈现出无实物形体、零成本复制、无限次使用的特征,这与传统物质资料存在明显差异。对此,西方学者提出非物质劳动概念,认为数字经济时代劳动与活动之间的边界模糊,强调数字商品的思想、情绪、文化内容也创造价值。实际上,西方学者并没有厘清非物质劳动、非生产劳动、服务劳动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也没有认识到劳动与一般人类活动之间的本质差异。对数字商品的认识应当摒弃非物质劳动概念的偏狭,基于劳动价值论并运用总体思维来揭示数字商品的价值决定过程。进一步地,辨析数字商品价格长期高于价值的原因是源于数字企业天然的垄断倾向,并没有否定劳动价值论与价值规律。

平台资本主义对非物质劳动的剥削机制探析——以网络游戏平台为叙事始点

平台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与技术相耦合所衍生的新发展模式,在游戏产业日益全球化的过程中逐渐深化为对人的非物质劳动进行闭环式剥削。以网络游戏平台为分析的逻辑始点,可发现形成这种剥削机制的根源在于,游戏数据作为生产资料,其并非由劳动者掌控,而是由资本支配与垄断。网络游戏平台先是控制了作为玩劳工的玩家生产游戏数据的时间成本,然后依托视频直播平台构成对其非物质劳动进行剥削的再生产环节,在此基础上,通过数字消费平台形成剥削玩劳工非物质劳动的交往环节。由此,网络游戏平台在对玩劳工的闭环式劳动剥削中完成了游戏资本的增殖。

哈特和奈格里非物质劳动理论的核心内容研究

非物质劳动理论是哈特和奈格里于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提出的重要理论。首先,该理论的核心内容是非物质劳动和生命政治劳动这两个核心概念。在哈特和奈格里的语境中,非物质劳动和生命政治劳动指代的是同一个概念,但是又不能完全画等号,它们都有其特殊的使用语境。其次,作为非物质劳动主体的诸众,它承担着对抗帝国、自我解放的神圣使命,也有诸多亟待争取的权利,如全球公民权、社会报偿权、再占有权等。最后,非物质劳动下的各种劳动关系发生了深刻改变,即劳动时间与非劳动时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劳动者内部的合作与互动更加密切,资本对劳动的控制日益减弱,劳动资源的共同性日益显现等。

非物质劳动--数字资本主义下劳动新形态探究

非物质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中出现的劳动新样态。数字技术的介入重构了劳动过程,也使得非物质劳动呈现出幽灵化的特性——不仅劳动本身变得难以界定和捕捉,劳动背后的生产关系以及资本对劳动的异化和剥削也被遮蔽。奈格里和哈特在生命政治框架下提出非物质劳动的理论,发掘了非物质劳动的主体性力量和解放潜力。但实际上,非物质劳动并没能跳脱出资本逻辑,以平等和自由的假象掩盖了实际的不平等。我们必须重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视角,坚持唯物史观,才能更准确把握非物质性劳动并挖掘人类解放的潜能。

非物质劳动批判:回到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与现实

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以机器大工业生产为媒介,揭示批判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生产逻辑。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思想旨在阐释21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安渡危机该往何处去的问题。奈格里以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为依托,用“非物质劳动”揭示资本主义对世界秩序的新控制,揭示资本增殖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与挑战。只有回到马克思的劳动理论,才能回应非物质劳动的问题与挑战,对非物质劳动的理论进行现实的批判,因此,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仍具有解释世界的时代意义。

数字时代下老龄群体的“非物质劳动”研究

目前,有关梳理与评述数字劳工的文章大多聚焦于善于运用互联媒体技术的青年群体,且大多集中研究数字鸿沟问题。本文以“老龄数字劳工”为考察对象,聚焦老龄化动态过程,分析了数媒时代老龄数字劳工的重要性及其成因以及老龄数字劳工带来的影响,旨在为数媒时代老龄化网络行为研究提供借鉴。

哈特和奈格里非物质劳动中的劳资关系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在继承和发展前人有关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非物质劳动理论。他们认为,就像物质劳动一样,非物质劳动仍然在资本的控制下遭受着剥削。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发展表明:劳动成为财富创造的源泉。在哈特和奈格里的叙述语境中,资本以新的方式对劳动进行着新一轮的剥削与管控,以获取剩余价值,具体表现为对生命政治生产基础和成果的破坏和掠夺,对劳动过程稳定性的干涉以及区域性劳动者流动障碍的设立。劳动范式转型的背后是资本新一轮的剥削和管控,未改变资本积累的历史本质,也并未改变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地位。

非物质劳动:奈格里、哈特对马克思劳动思想的误读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本逐步突破狭隘的民族界限和工厂围墙,渗入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面对此种现实图景,奈格里、哈特以非物质劳动凸显时代发展和革命主体的自主性。然而,从劳动结果概述的非物质劳动并不能以产品的非物质形态直接否定劳动时间对价值的衡量。劳动作为一种创造性活动本就需要体力、智力以及情感的耗费,因而劳动主体的创造力、生命力和充沛的情感绝不是非物质劳动主体独有的特质。实属劳动形式之一的非物质劳动并不能替代劳动本身,也没有创造新的劳动形式。它目前不能也难以摆脱资本的控制,因为非物质劳动不是资本无法触及的场所,而是资本入侵更为严重的时代表征,因此,奈格里、哈特对马克思的劳动思想存在误读。

数字劳工:移动游戏中青少年玩家的非物质劳动研究

移动游戏是"技术民族主义"、经济深化改革以及社会结构变迁多重驱动下的产物。青少年的休闲娱乐活动被技术和资本异化为数字经济中的生产实践,数字资本将玩家的生命时间转变为劳动时间,形成了"实质吸纳"的非物质劳动过程。青少年玩家自觉加入到游戏信息的智识性、交往性与情感性的协作生产中,成为数字资本剥夺生命政治劳动的核心要素。他们位处移动游戏"科层制"中的底层,是游戏产业重度剥削的对象;他们的游戏行为隐含着数字经济深层性的技术控制与经济盘剥。数字经济产业和电竞选手、游戏代练和游戏主播间建立起虚假"同意",通过"造梦"机制将规训内化为劳工们的自我激励,从而实现资本增值。

非物质劳动与资本主义劳动范式的转型——基于对哈特、奈格里观点的解读

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他们只是为了表明经济转型的一般趋势才勉强使用它的。实际上它更应该被称为生命政治的劳动。这一概念所凸显的是当代资本主义劳动范式的转型及其所内含的解放潜能。不过,由于哈特和奈格里的解读逻辑过于依赖于主体政治的维度,因而表现出了对现实历史过程的简单化理解。

论人工智能时代教师专业劳动的非物质价值属性及其不可替代性

教师的专业劳动不同于专业发展。专业发展是教师形成专业知识、专业能力和专业情意的过程,而专业劳动则是教师根据教育对象的个性化、潜在性和发展性等特点,将其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专业情意以道德方式创造性地融于教育实践中,以专业的方式因材施教地培养学生。在人工智能时代教师专业劳动的“非物质属性”是一种价值属性,包括创造价值、道德价值和情感价值,创造性、道德性和情感性在教师从事专业劳动的过程中实则是综合统一、不可分割的。在教育活动中,人工智能可以替代教师做一些诸如讲授知识、批改作业、答疑和监考等机械重复性工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也可以替代教师的专业劳动。人工智能既不具有教师专业劳动所必备的反思创造能力,也无法承担教师专业劳动的道德责任,更没有教师专业劳动所必需的情感性,难以替代和胜任教师的非物质性专业劳动。

第三持存与非物质劳动--张一兵与斯蒂格勒学术对话

斯蒂格勒技术哲学中的核心构境点的第三持存概念与技术义肢的记忆延异就是增补性的人类社会历史,其中,生产模板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并且,从摄影到电影和电视,人类历史生存中原来不可重来的建构性场境由一种全新的复构技术反复再现了。在今天,数字资本主义进程已经发展出"非经济"的剥削方式,那就是包括消费者在内的普遍的人的思想无产阶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