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个人信息非物质性损害的认定规则

个人信息的非物质性损害主要包括外部风险的损害和内心焦虑的损害,属于个人信息侵权实践中最常见的损害类型。中国、美国和欧洲在个人信息非物质性损害的认定规则中存在很大差异,但是中国越来越多的法院开始承认个人信息非物质性损害具有可赔偿性。非物质性损害的"损害范围"在近现代呈扩张趋势,相关损害具有的显著性和客观性依然是个人信息损害赔偿的必备条件,并可以作为证明个人信息的外部风险和内心焦虑达致相应标的要因。从赔偿范围认定上而言,外部风险损害包括采取措施降低风险而支出的合理成本,以及个人信息主体因为侵权行为增加的合理生活成本视为风险损害;内心焦虑损害主要适用于承载重要财产安全、人身利益的敏感个人信息的救济,同时也可以通过个人信息自身的人格权益损害填补法律法规无法保护的个人信息。《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第65条需要构建法定损害赔偿规则,明确酌情裁定的赔偿范围和损害赔偿的考量因素;还需要进一步理解和完善无过错的责任减免规则,构建更加具有指导意义的分类免责模式。

渎职罪非物质性损害结果认定的困境与对策

实践中,非物质性损害结果渎职侵权犯罪作为一种腐败现象,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往往被忽视、谅解。一方面非物质性损害结果渎职犯罪因其不可测量性、隐蔽性等特点导致对其认定困难、不好把握,由此形成非物质性损害结果渎职犯罪的立案、查证、处理等比较困难。另一方面现行渎职犯罪立案标准对非物质性损害后果规定的比较抽象、概括,不便于具体操作。探寻非物质性损害结果难的原因及其对策,对于惩治非物质性损害结果渎职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大规模个人信息侵权中非物质性损害的要件认定及救济导向

[案情]从2020年9月开始,被告郑某在“编蝠”即时通讯软件组建群组.在该群组及微信群、QQ群中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发布广告,宣称可代查个人名下手机号、通过微信号反查手机号等信息,也可以通过身份证号码查找个,人高清身份证照片。被告任某、藏某、陈某通过上述群组先后向郑某购买身份证号码,身份证照片等公民个人信息。

大规模个人信息侵权中非物质性损害的要件认定及救济导向——以首例涉人脸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为例

本案系全国首例涉人脸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其有效解决了大规模个人信息侵权中非物质性损害认定等审判实践中的难点问题,确立了非物质性损害的要件认定及救济导向,即侵权人造成的非物质性损害具有显著性及客观性,并可以证明产生个人信息泄露的外部风险与侵权行为存在因果关系的,应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同时,由于风险在特定条件下可以预防、消除,故侵权人通过行为补偿的方式采取补救措施,达到与侵害范围相当程度的,可以减免其赔偿责任。本案创新提出的“恢复性司法+社会化综合治理”路径,与单一追究违法行为人的法律责任相比,最明显的作用是让侵权人通过“现身说法”,释放出“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警示效应,从源头减少此类违法行为,对促进公益诉讼结果有效化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欧洲共同买卖法》中的损害赔偿

欧洲私法一体化的最新成果《欧洲共同买卖法》(Common European Sales Law,CESL)重新规定了损害概念及其赔偿请求权的构成要件、归责原则及免责事由、赔偿范围中的预见性标准、有过失的处理以及赔偿的计算方法等问题,是欧盟法与成员国国内法互动、比较合同法理论学说发展的最新总结。其中的损害范围向非财产损害赔偿的扩张趋势及其限定工具,尤可为中国民法典合同编的制定与解释适用提供借鉴。

数字经济时代个人金融信息侵权保护的困境与应对

数字经济时代个人金融信息作为一项具有突出财产属性和应用价值的重要权益,需要给予特殊保护。《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建立了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制度,但对个人金融信息的法律界定尚不明确,在归责原则、损害认定、损害赔偿责任规则等方面无法给金融场景应用中的信息权益人提供合理保护,造成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的极大困境。法律应当以场景理论为基础,对个人金融信息含义与类型进行规则塑造;从信息权益人举证难度和金融交易信息应用的特殊性出发,分类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和无过错责任原则;在损害认定上,采取“客观上合理的可能性”方法来认定非物质性损害,并依据风险预防成本来确定非物质性损害赔偿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