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基础、困境及应对

步入数字时代,随着技术与经济的进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性传承与发展对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知识产权保护,既回应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创新发展的现实需要,又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的利益平衡需求相契合。现阶段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知识产权保护存在权利主体模糊、权利客体形态复杂、权利内容不清及权利交易不畅的现实困境。对此,为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承与发展,可以从明晰相关权利主体、构建分层保护体系、廓清相关权利主体的利益边界及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交易平台入手,破解当前的保护困境。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重要精神及其对完善中国非遗法治建设的启示

对非遗保有主体权益的尊重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及其他基本文件中蕴含的重要精神。中国自加入公约以来,在非遗法治建设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也存在对非遗保有群体和代表性传承人的权益保障不够充分等问题,需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修订和相关法治建设中,确立保有群体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强化代表性传承人的权益保障,关注他们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并在保有群体和外部使用者、开发者之间建立非遗获取和惠益分享机制,以期更好地调动各方保护利用非遗的积极性,实现非遗保护传承的共治共享。

保护好藏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

现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和数理统计法对藏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藏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力度不够、数字化推进较慢、体育非遗的活态性缺失。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缺失、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薄弱、藏族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力度不够、受现代体育文化的冲击,藏族的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空间萎缩。因此,提出藏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忆构建与数字化保护路径,即成立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完善保护的法律法规;构建创新性记忆构建路径,丰富数字化保护路径;拓展藏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渠道;构建数字记忆、数据库,开发非遗保护App。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并多次在重要讲话中强调历史文化遗产对于实现“两个结合”的重要作用。其中,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手段。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遗产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族人民的珍贵记忆和精神根脉。如何正确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处理好保护利用和传承发展中的各种关系,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是需要解答的重要问题。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通知(琼府[2023]43号)

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省人民政府批准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确定的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共计21项)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共计18项),现予公布。各市县、各有关单位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厅字[2021]31号),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传承工作。

价值链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播的影响分析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数字化传播内容中存在过度娱乐化、传播方式单一化等问题,从价值链视角构建非遗数字化传播影响因素模型,可探究影响非遗数字化传播的关键因素。全样本检验表明,传播主体可靠性、传播渠道技术性正向影响了非遗数字化传播认知、态度与行为,而传播主体权威性、传播渠道多样性对非遗数字化传播的影响并不显著;传播内容质量对非遗数字化传播认知产生了正向作用,传播内容类型影响了非遗数字化传播态度和行为;受众需求可以改变非遗数字化传播认知和态度,而受众行为习惯主要影响非遗数字化传播行为。异质性检验表明,偏爱民间文学的群体更关注非遗数字化传播内容的数量,偏爱传统技艺的群体则更关注传播渠道的多样性和传播内容的类型。因此,在推动非遗数字化传播过程中,应协同多元传播主体,生产高质量传播内容,创新非遗数字化传播平台载体,强化数字化传播受众的主体地位。

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旅游高质量互动发展

明晰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乡村旅游的互动关系对促进乡村振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及开发利用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运用文献归纳、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从互动发展视角对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高质量发展问题进行研究,以全国重点旅游村东开张村为例进行实证分析,归纳出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高质量互动发展模型。研究发现: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具有良好互动基础,但也存在乡村居民主体意识不强、非遗展示体验感不强等问题;丰富乡村非遗旅游业态、多产业联动、创新旅游开发方式及增强乡村居民主体性认知是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高质量互动发展的有效策略;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打造文化旅游产业园是一种行之有效促进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乡村旅游高质量互动的发展模式。

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创新路径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民族地区重要的社会资源和经济发展资源。合理有效地保护和利用非遗文化,对民族地区的发展至关重要,是实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目前民族地区非遗的传承与传播途径比较单一,未能深入保护并充分挖掘非遗资源的内涵,部分非遗正面临着逐渐消失的迹象。5G、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为非遗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传播提供了新的机遇。对非遗进行数字化采集、保存、管理、修复、再现、展示、传播,有利于民族地区非遗的传承保护与发展。

云贵川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

基于核密度、空间重心模型、空间错位指数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系统分析了云贵川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和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格局,包括空间分布密度和空间错位的程度、强度与类型,并探讨了影响其空间分布的因素。结果显示:①非遗和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结构分别为“两核一带多点”和“北疏、南密、中空”;②两者的总体空间错位特征明显,各州市在空间错位的程度、强度和类型上均具有差异性;③非遗和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都受到地形地貌和河流水系等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在社会经济影响因素上,非遗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文化和经济发展,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人口和文化。

雪峰山地区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错位及影响因素

以湖南雪峰山地区为研究区,综合运用平均最近邻、核密度、标准差椭圆和空间错位指数分析其空间分布错位,采用GIS分析和定性分析探究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雪峰山地区传统村落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上表现“小聚集、大分散”特征,重合度较低,具有较强的独立性。(2)雪峰山地区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空间分布错位特征,县区间存在较强的空间错位度。(3)雪峰山地区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错位特征受到地形地势、城市辐射、社会经济、人口因素及政府政策因素的影响。研究成果为区域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协调保护提供理论指导,有利于促进乡村振兴。

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探赜

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探究我国体育非遗保护现状、困境,并提出保护路径。现状:完善的顶层设计提供了政策保障,多样化的保护措施构建了多元化保护模式,产业化发展模式推动保护工作可持续发展。困境:机制建设不完善,业态融合不足,保护场域受限制,传承主体难以为继。路径:加强机制建设,营造良好环境;加强业态融合,全面激活动力;融入当代生活,展现时代价值;完善传承机制,增强存续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网络虚拟社区传承初探

数字化实践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保护中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已然从保存、宣传等保护措施扩展到传承、振兴等措施。非遗项目不仅以数据形态得以记录保存、展示传播,且正在不断嵌入数字经济业态和虚拟社会形态之中,这些基于网络虚拟世界的互动实践开始成为非遗项目活态存续的重要动力来源。非遗出现了所在地缘社区的线上延伸、非遗植入网络原生虚拟社区等新生现象,具有贸易虚拟化、产品虚拟化、要素虚拟化和实践虚拟化等四种特点。

新媒体语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播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悠久的文化历史和活态的文化基因,非遗的保护、传播和传承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工程。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移动互联、云计算、大数据逐渐普及,新媒体迅速崛起,传统的文化承载和文化传播手段被革新和颠覆,大众传播领域正在发生深刻变革。新媒体技术具有超越时空、便捷高效、形式多元、富于体验的传播特性,可有效赋能非遗的数字化保护和立体传播。因此利用新媒体技术,创新非遗保护和传承模式,探索数字化传播路径,可以助力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新生态。

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适宜性评价——基于WSR系统方法论视角

旅游开发是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顺应时代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评估旅游开发适宜性是开发工作的首要前提。通过引入WSR系统方法论,建立民间文学类非遗旅游开发适宜性评价体系和应用性评分表,对湖北省内9项国家级非遗和7项省级非遗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第I类非遗得分较高,具有丰富的物理、事理和人理条件,适宜旅游开发;②第Ⅱ类非遗应在补齐产品衍生性、游客体验性和可展示性等短板的基础上进行旅游开发;③第Ⅲ类非遗需在强调“保护为先”的原则下,对其经济价值适度挖掘,同时探索非遗传承的多元途径。

重审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20年

自2003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引介到国内以来,我国的非遗研究迅速跟进,经历了从非遗概念研究到辩证关系思考,从“物观”主导到“人观”引导,从基本理论到非遗实践,从研究之“学”到学科之“学”的研究进程。对国家战略和人民需求的关注及对海外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的在地化活化运用是研究取得不俗成绩的关键。研究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重复研究的频繁、研究视野的不开阔和研究指导性的不足。鉴于此,未来的非遗研究应秉持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的研究取向,以推动非遗学科的建设发展,助力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播路径及意义——以西湖绸伞为例

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着深厚的传统智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呈现,也是地方历史文脉的重要隐性元素。西湖绸伞作为国家级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以竹作骨,以绸张面,凭借其精妙的制作技艺和装饰工艺,被誉为“西湖之花”。当前,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和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涌现,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改变了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模式和传播生态。在数字化语境下,日益多元化的数字传播矩阵使西湖绸伞实现常态化的数字化传播,走出了保护与传承的困境。借助数字化场景、数字交互产品和数字藏品多条路径,让“西湖之花”重新“绽放”于大众视野,展现出丰富的文化价值、审美价值和工艺价值,并多方位、多角度地使受众与西湖绸伞建立起更深刻的联系,不仅促进了西湖绸伞的活态传承与多样化传播,增加了传播者与受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而且进一步丰富了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播矩阵,助推了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

大运河苏北段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现状——以宿迁市为例

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带动了全球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如何借力数字技术更好地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大运河苏北段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现状,文章将研究对象聚焦于宿迁市,运用实地调研、人物访谈等方法,详细梳理了宿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现状。总体而言,大运河苏北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承尚处于起步阶段,存在工作机制不健全、专项保护资金缺乏、数字化传播手段单一等问题。

传播学视域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传播路径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藏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新时代语境中,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传播不仅有助于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同时也有利于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近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传播已经取得长足进步,但仍存在传播主体单一、传播内容缺乏针对性、传播渠道不够多元、传播效果评估体系缺失等问题。传播学理论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传播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路:即加强传播主体建设,聚合对外传播力量;深挖非遗精华,精选对外传播内容;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不断拓宽对外传播渠道;构建对外传播效果评价体系,科学分析受众心理和行为。

多元共治: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赓续传承的路径选择

推动多元共治,既是治理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碎片化”赓续传承的需要,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题中的应有之义。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虽为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赓续传承与创新发展提供了契机,但仍面临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发挥不到位、传承人的主观能动性缺乏、企业的公益性参与不足、乡村社区的传承保护意识淡薄、社会组织的参与能力受限等现实梗阻。促进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赓续传承与创新发展,需要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传承人、企业、乡村社区、社会组织等相关主体各司其责,且“多元共治”。其中,地方政府要切实担当起主导者角色,传承人需突出自身的主体地位,相关企业应适度开发,乡村社区必须发挥“在场”优势,社会组织在赋能之后也得积极参与。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真髓是基质要素传承

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词审定工作,正如裴亚军主任所讲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①过去我们有一位姜椿芳老先生,也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文革”期间他在狱中就已开始构想《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在此这之前是没有《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目前不少参与其事的老先生虽已相继过世,但在当时筹划并付诸实践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