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与进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制度——以安徽黄山市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四级名录体系是"非遗"保护工作的基础。四级名录体系中,市级"非遗"名录虽然在名气上和优良度上比不上国家级和省级,却是前二者申报的基础。目前,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还存在不少问题,以安徽黄山市为例,存在着伪遗产混入、整体性保护意识欠缺、优秀遗产资源忽略等问题。要杜绝这些情况的发生,必须做到规范"非遗"评审制度、强化保护理念、挖掘文化资源。只有这样,市级"非遗"项目名录才能更加趋向合理化和科学化。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通知(琼府[2023]43号)

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省人民政府批准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确定的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共计21项)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共计18项),现予公布。各市县、各有关单位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厅字[2021]31号),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传承工作。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制度与分类体系相关问题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人类的生产生活和生命历程,具有丰富性和强劲的生命力,是民族特色与文化基因的活态体现。自以名录制度为抓手的非遗保护工作开展以来,有如艺术类项目占比过半、碎片式确认和保护以及唯名录倾向等情状,指向了名录制度及其所依据的分类体系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进而从制度背后的观念分析中牵涉出关于非遗本质的认知问题,亟待研究和修正。非遗保护工作应立基于对被相关社区、群体或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非遗之本质内涵的体认,方能在具体实践中真正“以人为本”,维护非遗的存续力,促进非遗保护融入当代文明建设之中,助推人类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九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通知(桂政发〔2023〕22号)

各市、县人民政府,自治区人民政府各组成部门、各直属机构: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确定的第九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共计201项),现予公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要求,进一步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工作方针.

市政府关于公布第五批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通知(宁政发〔2023〕11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府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历史文脉具有重要意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有关规定,市文化和旅游局推荐的第五批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共56项)和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共8项),已经市政府批准,现予公布。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通知(浙政发〔2023〕3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省政府批准省文化和旅游厅报送的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110项),现予公布。各地、各单位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要求,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传承工作,切实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水平,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高水平建设文化强省、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中的竹文化

贵州竹文化在我国西南地区极具代表性,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代表性项目中的竹文化是贵州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利用国家非遗数字博物馆和贵州省非遗保护中心的非遗名录数据库,分析了贵州非遗项目中的竹元素成分、涉竹非遗项目在贵州省的区域分布及数量变化动态,从非遗文化角度阐述了贵州竹文化的特异性。结果发现:(1)中国联合国级非遗项目35项(2001—2021年)、贵州国家级非遗项目123项(2006—2021年)、贵州省级非遗项目785项(2005—2019年),其中主竹元素项目、有竹元素项目和无竹元素项目数量在国家联合国级非遗名录中所占比例分别为0、45.71%和54.29%,在贵州国家级非遗名录中所占比例分别为8.13%、25.20%和66.67%,在贵州省级非遗名录中所占比例分别为7.40%、28.32%和64.29%;(2)近年来,在省级及以上非遗名录中,涉竹元素非遗项目数量总体上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表明非遗竹文化对贵州竹文化的贡献率在不断增加;(3)在国家级和省级非遗名录中,除传统医药类非遗项目外,在涉竹元素非遗项目数量中民俗类别占比较高、传统美术类别占比较低、其他类别所占的比例变化较大;(4)贵州涉竹元素非遗项目数量分布呈现空间异质性,宜在不同区域规划发展相应竹文旅产业链。据此,竹材(笋)产业链和竹文旅产业链相结合,可推动贵州全省竹产业建链、延链、补链、稳链和强链,实现竹产业高质量发展。

上海市文化旅游局关于印发《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和传承人认定保护管理办法》的通知(沪文旅规〔2023〕2号)

(2023年3月16日)各区文化旅游局、相关单位:为有效地保护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和传承人,加强对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和传承人的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制定了《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和传承人认定保护管理办法》,现印发各单位,请遵照执行。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录的现状与发展

本文在对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录的整体回顾基础上,针对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录进行量化统计和数据分析,并根据我国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录提出了现存问题和解决思路。

贵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制度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制度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以国家级非遗项目“花溪苗绣”和“乌当皮纸制作技艺”、省级非遗项目“大寨地戏”和“苗族跳场”为例,分析了代表性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制度实施中的扶持与培养机制,进一步总结了制度建设过程中的智慧和经验,由此提出了贵阳在其代表性项目和代表传承人制度的建设性意见,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发展提供样本。

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通知(辽宁省人民政府文件辽政发[2020]20号)

各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的规定,省政府批准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46项,现予以公布。

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五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通知(津政发〔2022〕13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天津市人民政府批准市文化和旅游局拟订的第五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共计90项)和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共计17项),现予公布。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通知(黑政发〔2019〕17号)

各市(地)、县(市)人民政府(行署),省政府各直属单位:省政府批准省文化和旅游厅确定的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共计85项)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共计27项),现予公布。各地、各部门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要求,认真贯彻落实“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

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通知

各地、各部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切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管理工作,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维护文化多样性,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推动文倾省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通知(鲁政字〔2021〕197号)

各市人民政府,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省政府批准省文化和旅游厅确定的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共计95项)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共计74项),现予公布。各级各部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名录制度”建设

为保护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进而维持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核可了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为代表的一系列框架协议和约定,并与缔约国共同倡导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名录制度",寄以抢救、保护和传承人类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作为缔约国所开展的一系列"名录制度"建设工作,不但回应、接续解构和内化重构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名录制度",而且在保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独特性和56个民族的文化多样性上发挥了巨大功效,同时也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优秀的实践案例和"中国经验"。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制度设定与多元阐释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制度的完善不仅是制度问题,也是文化问题。该制度虽然从身份界定、权利与义务、社会组织与管理等方面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进行了制度层面的意义设定,但是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意义在商品消费文化领域却被重新阐释,成为市场竞争的重要资本。传承人根据身份认同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意义进行策略性地接受,其中部分传承人更重视商人的身份,利用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品牌价值满足自己盈利的欲望,忽视了官方认定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社会责任,这导致了非遗传承效果大打折扣。基于此,综合运用培训、财政与监督等方式,强化传承人对官方认定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身份认同,是改善制度实践效果的可能路径。

楚雄州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五批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通知

楚政通[2019]36号各县市人民政府,州直有关部门,楚雄开发区管委会:为了进一步保护我州优秀民族传统文化,鼓励传承人积极开展传承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楚雄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管理和认定办法》的有关规定和《楚雄州"十三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规划》,在全州范围内组织开展了第五批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和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申报工作,经各县市推荐、申报、专家委员会评审、媒体公示,州人民政府审定同意楚雄市的《包头王》传说等73个项目为楚雄州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人类学视阈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制度的反思

就我国乃至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来看,建立名录制度是其核心环节,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弘扬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从建设性的反思立场出发,特别是基于人类学的文化理念考量,非遗名录制度在学理上有失偏颇,在实践中也存在误区,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性的遮蔽;二是文化遗产价值的绝对化与层级化;三是政治、经济主宰之下文化内涵的边缘化;四是对文化多样性的破坏;五是对文化本真性的损害。可以从两个方面推进非遗名录制度的完善:一要尊重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确立科学的非遗保护工作理念;二安做好顶层设计,不断完善非遗名录制度。

冲突与协调——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制度的人类学反思

中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中,建设了比较完整的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这个名录体系的建立,对于中国丰富的各地、各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和样式的保护和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是无可非议的事实。但同时,十多年的名录体系实践,也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出了一系的问题和挑战。解决和协调好这些问题和挑战,将会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其文化价值、文化多样性、文化可持续发展得到更好地展示和体现,更有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