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性在口语构式中的非常规表达——以口语构式“V+他_2+NumP”为例

文章采用构式理论对"V+他2+Num P"结构进行描写分析。在与多种相关结构的比较分析中发现"V+他2+Num P"在言语表达方面有着多项优势:表示主观大量,表示非现实情态,节奏平衡功能等。在语言演变中,一个在语义上弱化的成分必然成为新结构的标记,弱化成分会对原结构重新范畴化,如"他2"对结构中的动词有时体与情态的限定作用,使结构带有了主观色彩,表达了说话人的意向和对量的主观评估,形成新的构式,表达不同于其他结构的特殊意义。

汉语方言(非)现实情态的寄生与去寄生——以处所标记为例

(非)现实情态在汉语中没有专一的形态句法标记,但汉语中的某些词、句式或语法标记在表达基本功能时,显示出对(非)现实情态的敏感性。从库藏类型学的角度来看,(非)现实情态在汉语中是一种寄生范畴。本文讨论汉语处所标记寄生(非)现实情态的现象。部分汉语方言相当于普通话“在”和“到”的两类处所标记,在介引空间处所之外,“在”类处所标记寄生现实情态义,“到”类处所标记寄生非现实情态义。文章从湘语益阳方言的两类处所标记出发,结合时制、语气、情态和体范畴,发现“在”类处所标记寄生现实情态义,反映客观存在的事实或说话者认定的已然事件;“到”类处所标记寄生非现实情态义,反映出强烈的言者主观性,出现于祈使句、条件句、各类情态句以及反映言者主观性的陈述句。处所标记寄生(非)现实情态的功能是一种弱寄生,当强调原型的静态持续义或动态位移义,或者遇到更强势的寄生宿主时,处所标记寄生(非)现实情态的功能就会被屏蔽,从而发生去寄生现象。处所标记寄生(非)现实情态的功能与施其生(2006)提出的“非使然-使然”具有对应关系,但处所标记只是(非)现实情态寄生的众多宿主中的一种,而且处所标记寄生(非)现实情态的功能在汉语方言中的分布有一定的局限性。

英语将来事态句的最简句法分析

英语中情态屈折语TMOD和时制屈折语TTNS呈互补分布,都可作为句子中心语生成限定句。一部分不定式标记to也可分析为TMOD的显性形态标记。TMOD的时特征不完整,不能作为时间算子约束事件论元,故不能将命题投射到现实世界;但TMOD可作为模态算子约束事件论元,将命题投射到可能世界,表达非现实情态。将来标记实质上可能是情态标记,英语将来事态句在结构上都可以分析为以显性或隐性TMOD作为中心语生成的TMODP,将来意义不过是对非现实情态的一种解读。所谓的"现在时/过去时表将来"乃是句法运算中特征传递的结果。基于最简句法提出的情态屈折语假设不仅消解了英语将来时的概念,也统一分析了不同句式的将来事态句,有效揭示了这类句子体现的非现实情态,能得到跨语言事实的支持,也能延伸至汉语将来事态句的分析。

汉语南方方言的动宾补语序——兼谈与壮侗语的语言接触问题

语序和致使性程度有很密切的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汉语的共时特征。因此,动补宾语序(略记为VCO)以已然用法为主,南方方言中存在的动宾补语序(略记为VOC)一般只限于非现实情态或未然用法。然而,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和汉族交界地区的情况却很特殊,广西、海南岛部分汉语方言是在壮侗语的包围和影响下形成的,它们使用高度能产的VOC。这不是中古汉语的遗留形式,而是语言接触诱发的演变结果。可见,在现代汉语中VCO和VOC两种语序的共时并存并不是偶然的巧合现象。

从早期閩南話到現代臺灣閩南話否定詞的歷史演變——關於三個否定詞的概述

本文主要的研究對象是早期閩南話中三個否定詞:一般否定詞[m7]'不'、存在否定詞[bo5]'無'和非現實情態否定詞[be7]'?/袂'。我們把這三個否定詞在早期閩南話的分佈情況與在現代臺灣閩南話的分佈情況進行比較研究。早期閩南話使用的材料主要是14、15世紀到19世紀的《荔鏡記》以及其他版本《荔枝記》。現代臺灣閩南話的材料來源於在綫語料庫以及臺灣閩南話形容詞列表。文章以上述的三個否定詞爲例探究閩南話否定詞的歷時演化過程。與現代臺灣閩南話不同的是,《荔鏡記》及其他早期閩南話材料中的一般否定詞[m7]'不'可以和大多數的狀態謂詞相結合,而現代臺灣閩南話中[m7]'不'只能同極少數的狀態謂詞或形容詞共現。[be7]'?'或[bo5]'無'則可以和大部分的狀態謂詞共現。早期閩南話中的[bo5]'無'的用法與中古漢語類似,一般情況下主要表示存在否定。我們試圖通過閩南話否定詞的歷時演化過程推斷可能的否定演化動機及其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