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决策中公民的理性参与和非理性参与

公共决策是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此过程有其特定的主体,其中,公民是影响公共决策过程的重要主体之一,对公共决策的影响程度日益增强,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强度也在不断加强。但是,公民参与具有不完善性,存在着各种非理性参与的现象,如低度参与和过度参与。各种公民的非理性参与行为对国家的政治生活造成了诸多消极影响,如降低政策合法性、导致决策失误、使政府权威丧失、引发政治动乱及影响政策制定效率等。这些非理性参与的形成有其观念、公民自身、政府措施、社会组织发展及制度背景,为实现公共决策中公民的理性参与至少应采取如下措施,即培养公民的公共理性、培育社会组织、拓宽并完善公民利益诉求渠道并以制度来保障参与者权益。

征地拆迁中农民的非理性维权行为与规制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征收、征用城市周边的农村集体土地已成为趋势。征地行为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威胁到了被征地农民的各种社会权利和农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由于征地拆迁制度不健全、对农户补偿不合理,各种类型的农民维权行为不断发生,呈现出集体化、非理性化、无效化的特点。针对现阶段被征地农民维权的无序和混乱,政府应当从加强农民法律素质教育,提供高效畅通的维权渠道,建立健全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鼓励被征地农民多渠道就业等几个方面去努力。

网络政治参与对政府公共管理的影响

网络政治参与的发展是政府公共管理和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迫切需要,有利于落实"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使政府的社会服务更具有可选择性和向"公共服务"治理理念的转变。网络技术的虚拟性和隐蔽性,导致辨别网络政治参与信息真伪的困难性、非理性化发展对国家公共管理职能的不利影响。积极引导和培育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等民间组织,转变政府管理社会的职能,建立健全公民参与机制,形成与公民政治参与的良性互动回应机制。

当代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是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大学生在网络政治参与过程中仍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网络运行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完善、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存在非理性、政府网站建设存在一些问题以及大量虚假网络信息广泛传播,应在完善网络政治参与相关法律法规、提高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综合能力、加强政府网站建设的科学化水平以及提升网络媒体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这四个方面来对大学生有序网络政治参与进行规范,这有利于加快我国网络强国建设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中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特征、问题及对策研究

文章主要分析了中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特征、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指出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存在着的"数字鸿沟"问题、非法性政治参与和非理性参与等问题。因此,需要加强互联网信息基础建设和普及、对公民进行网络道德教育、健全网络立法等对策,为公民更好地进行网络政治参与开路。

解读“新意见阶层”的兴起与转型期中国网络政治参与

网络政治参与作为公民政治参与的一个新兴的方式,日益显现了其强大的社会影响与发展潜力。随着我国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社会上逐渐产生了一群关注新闻时事、在网上直抒胸臆的网民,他们被称为"新意见阶层"。"新意见阶层"的兴起对转型期我国网络政治参与甚至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格局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尝试通过梳理"新意见阶层"产生的背景及现状,展现这个阶层在公民政治参与中的作用与影响,并通过分析这个阶层面临的挑战与压力,为政府管理部门寻找理性适当的应对之策。

网络谣言的政治诱因:理论整合与中国经验

在中国特定政治生态下,网络谣言除了和情感、理性有关,更与现实社会矛盾的累积、底层情绪的积压以及制度化参与渠道不足有关。它表现为一种特殊的集体求知、政治表达、社会动员和政治监督方式,甚至有时候还是弱者反抗的武器。谣言的治理应该跳出谣言本身,不仅需要参与主体理性的提高,更需要政治和社会环境的改善。

邻避设施利益群众非理性抗争的心理感知——基于“挫折—侵犯”理论

基于“挫折—侵犯”理论,以湖北省多个垃圾处理设施周围利益群众心理感知的调研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了心理感知各要素间的关系及诸要素对非理性抗争参与的影响。结果显示:利益群众的环境、健康风险感知及公平感知显著影响其非理性抗争参与,且挫折感知在风险感知、公平感知—非理性抗争参与之间存在中介作用;利益群众的年龄、住所及家中是否有婴幼童等对其抗争参与存在一定的影响。据此,提出了以下对策:优化设施建设技术、强化设施运行监管,从而弱化利益群众的风险感知;加大选址、风险评估等决策信息公开的力度,强化利益群众参与,弱化其公平感知;构建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直面邻避设施周围利益群众的诉求,关注其负面情绪所带来的挫折感等。

我国公务员集体腐败问题研究——基于过程模型的视角

集体腐败的过程模型是美国学者解释集体腐败的一种观点,这种观点注重集体腐败的过程特征研究,核心思想强调由于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决策和行为过程造成当事人在不知情或者不知觉的情况下非理性涉入腐败。基于集体腐败的过程模型,公务员集体腐败过程主要包括集体腐败始发阶段、公务员顺从阶段、腐败行为的社会化和制度化阶段、公务员理性的腐败后果分析与行为选择阶段等四个阶段,分析公务员集体腐败过程参与,公务员参与集体腐败过程,除了权力运行监督机制不完善、公务员职业道德的缺失、防腐机制不健全等原因,还归因于官僚制行政组织所固有的缺陷:从理性的无知、目标的替换、合法性秩序认同的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