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的非监禁化及其在中国的实现

刑罚的非监禁化是指对罪行较轻的犯罪人适用非监禁刑的一种刑罚改革趋势。作为世界性刑法改革运动的一大主题,刑罚非监禁化以人权保障理念、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以及"两极化"刑事政策作为理论基础。在当下的中国,实现刑罚的非监禁化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其一,树立慎用监禁刑的刑罚理念;其二,加强刑事立法;其三,完善量刑方法;其四,推行行刑社会化。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非监禁化——以减少逮捕为视角的分析

刑罚由严峻走向宽缓已经成为一种历史潮流。由于逮捕具有监禁的性质,监禁刑所具有的弊端在逮捕措施中也会充分体现出来,为了贯彻非监禁化的先进执法理念,要求司法机关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要尽量减少逮捕措施的适用。应当进一步转变观念;完善有关规定,进一步明确、规范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不捕条件;积极探索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审查逮捕方式的改革,尝试建立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人格调查制度,建立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审查逮捕的听证制度,保证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逮捕措施的正确适用。

论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非监禁化——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视角

对未成年人给予特殊的关怀并加以特别保护是世界各国政府的共识,因而在刑事政策方面,各国一般更重视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矫治与保护而淡化刑罚。文章从宽严相济的角度,提出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处理实行非监禁化和行刑社会化,以对未成年人犯罪这一社会顽疾实现综合治理。

未成年人犯罪适用非监禁化原则初探

非监禁刑的适用已是当今世界各国刑罚制度发展的基本趋势,尤其适用于少年犯罪。文章论证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适用非监禁化原则的必要性,并就该原则在实践中的制度构建提出了建议:1.立法应尽快完善未成年罪犯适用的刑种和替代监禁执行措施;2.构建独立的未成年犯缓刑制度体系;3.创建完善的社区矫正机制。

构建未成年犯罪人非监禁化模式的新举措

对于未成年犯罪人尽量避免监禁,实现非监禁化,已经成为各国少年司法制度共同的理念．未成年犯罪人非监禁化模式的构建,应着眼于未成年犯罪人审判之前的非监禁化、未成年犯罪人量刑的非监禁化、未成年犯罪人行刑的社会化．

刑罚的非监禁化问题研究

刑罚的非监禁化不仅符合刑罚发展的国际潮流,更是刑罚多元化和社会化的发展趋向。文章对我国已有的一些刑罚非监禁化制度进行了研究,结合美、英、德、葡萄牙等国的模式,对我国未来的刑罚非监禁化作了构想,尤其提倡在我国管制刑中注入一些实质性内容例如公益性劳动。

美国的《少年司法与犯罪预防法》及身份罪少年的非监禁化

美国的少年司法制度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之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少年司法与犯罪预防法》是继伊利诺斯州《少年法庭法》之后,美国对少年司法制度进行重大变革的一项联邦立法。这项立法主要涉及了四个方面的内容:非犯罪化;非监禁化;转处和正当程序。其中身份罪少年的非监禁化是其重要内容之一。

论审前非监禁化潮流下的未成年人逮捕制度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刑罚日益由严峻走向宽缓。在此历史背景下,非监禁刑特别是审前的非监禁化为人们日益推崇。审前非监禁化的潮流冲击了我国现有的未成年人逮捕制度,鉴于未成年人的特殊性以及我国现有逮捕制度的局限性,很有必要重构未成年人的逮捕制度,实现逮捕制度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和谐统一。

未成年人犯罪非监禁化理念与实现

监禁处遇对于未成年犯罪人而言更意味着消极性,而不是积极性。对于未成年犯罪人尽量避免监禁,已经成为各国少年司法制度共同的理念。非监禁化应当包括三个紧密联系的环节:市前的非监禁化、刑罚选择(量刑)的非监禁化(包括监禁刑的避免适用和虚置)、刑罚执行的非监禁化(行刑社会化)。实现未成年犯罪人非监禁化理念应当推行转处制度;建立健全少年保释制度,提高未成年人取保候审率;尽量适用非刑罚处理方法和非监禁刑,提高缓刑适用率;行刑社会化,开展社区矫正。在推行未成年犯罪人非监禁化理念改革中,应当完善风险评估与责任制度,完善非监禁化的社会支持系统。

试论侦查阶段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非监禁化——以减少逮捕的适用为切入点

刑罚由严峻走向宽缓已成为一种历史的潮流,刑罚的非监禁化就是顺应这一潮流的一种体现。本文提出,在刑事侦查阶段贯彻非监禁化的先进执法理念,司法机关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尽量减少逮捕措施的适用,并对如何实现“少捕”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非监禁化：国外的实践及其在我国的实现

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国家在基本刑事政策方面达成三个共同的发展趋势，即定罪政策上的非犯罪化、量刑政策上的非刑罚化和行刑政策上的非监禁化。抑制和否定监禁刑，提倡非监禁化，成为世界性刑法改革运动的一大主题。西方国家非监禁化运动大体是循着审前的非监禁化、量刑的非监禁化和行刑的非监禁化三条路径进行的。尽管在当下中国的监狱行刑制度和行刑模式中，刑罚非监禁化远未具备起码的条件准备，但考虑到非监禁化是我国刑罚未来发展中将会实际遇到的一个问题，因此，在理论上及早地开展这方面的思辨的和实证的研究是有现实意义的。

压制、谦抑或回应:加快轻罪非监禁化的步伐

在世界刑罚涌现刑罚轻缓化的今天,我国正在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利益均衡的理性社会和人本社会,实行刑罚的轻罪非监禁化是十分必要的。无论是保障人权还是节约司法资源以及社会成本,都作用巨大。为此,重构我国的刑罚体系,引入刑事和解制度和社区矫正机制,增加非监禁刑、提高非监禁刑的适用率。在当前司法实务中,实现非监禁化的途径(即扩大缓刑、管制、假释的适用;扩大免予刑事处罚适用范围、鼓励刑事和解);扩大监外执行的适用范围;对可以单处罚金或单处剥夺政治权力的,原则上单处;改革未决羁押制度,降低逮捕率等已成为轻罪非监禁化的重构内容。

重庆沙坪坝:外来未成年人“非监禁化”改革

“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这是人们通常对于重庆与上海地理位置的注解。在长江尾的上海未检工作日益完善的同时，重庆未检也紧跟步伐，蓬勃发展。

少年犯罪的非监禁刑之合理性和实践性探究

从刑罚的发展历程来看,人类社会对待犯罪的基本手段经历了从死刑、肉刑到监禁刑的演变过程。目前各国刑罚制度基本上还是处于以监禁刑为主体的阶段,但是刑罚的轻缓化、人道化已经成为共同的发展方向。少年司法的发展历程亦是如此。回顾中国少年司法制度二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少年犯罪的非监禁化对教育挽救违法少年、保护少年、保护社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在司法理念和司法实践上还缺乏必要的正确认识,非监禁化的实现程度还不尽如人意,少年犯的非监禁化应当作为我国当前少年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

轻罪时代犯罪处遇模式的重构与完善

轻罪时代来临,对犯罪处遇的理念与模式都提出了新要求。因应时代变迁,须确立人本化、类型化、一体化、社会化的犯罪处遇理念。应以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程序简便化及执行宽和化为导向,完善轻罪处遇。轻罪时代不能忽视重罪治理,应在平衡刑事法的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双重机能前提下,优化重罪处遇。此外,还需进一步健全犯罪处遇的配套机制,包括犯罪人的人格调查制度、行刑衔接机制以及前科制度等。

刑罚轻缓化的实践范式及其价值蕴涵

刑罚轻缓化是指在刑事立法上建立轻刑化的刑罚体系,刑事司法上尽量适用轻刑和非刑罚处理方法的刑罚改革趋势。作为世界性刑法改革运动的一大主题,刑罚轻缓化主要体现为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三种实践范式。推行刑罚轻缓化,有利于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和彰显刑法的谦抑性价值,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同时还有利于提高犯罪人的改造质量。

刑事一体化视野下未成年人犯罪轻刑化制度研究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率居高不下。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相比有其特殊性,因此不论在刑罚领域还是在防控矫治机制上,均应寻求恰当的策略。未成年人犯罪有其主、客观原因,一方面由于未成年人心智尚不成熟,缺乏正确判断是非能力;另一方面,当代社会纷繁复杂,外界不良诱因太多,难以抵御,使一些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为此,对未成年人应倡导非监禁刑等轻刑化措施;依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我国签署的《联合国未成年人司法最低限度》第21条规定,应在条件成熟时建立未成年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确保受过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在升学、就业等方面的权益。要根据未成年人的心理和生理发育水平,对未成年人犯罪动机的矫治应采取说理式、抑制式和训练式等方法,从培养其成熟人格入手矫正其人格缺陷。即使有逮捕必要的,也应基于对未成年人权益特殊保障的司法理念,对其慎用逮捕;在继续全面实施"非羁押风险评估机制"的基础上,可以试点开展未成年人审查逮捕听证制度,创新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建立符合我国未成年人特点的"保释"制度。

加强罪错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执行监督的路径探析——以安徽省蚌埠市L检察院为样本

社区矫正是一种非刑事化、轻型化和非监禁化替代监禁矫正的刑罚方式,如果对于罪错未成年人的矫正方案不科学,矫正措施不落实,那通过社区矫正使罪错未成年人真正回归社会、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就沦为一句空话。罪错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除了具备成年人矫正的普遍性特点外,还有要对心理健康、成长环境、监护人教育等进行关注和引导的特殊性。

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体制创新

当前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困境在于:第一,思想上未能正确认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特殊性,没有重视未成年人特殊司法保护的价值;第二,缺乏制度保障,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规范基本上依附于普通刑事司法,专门机构缺失,缺乏符合未成年人教育、挽救、改造特点和需要的刑罚手段;第三,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方面综合治理的作用发挥不够。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体制创新的主要内容包括:制定和完善未成年人刑事立法,设立刑事司法专门机构,改革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化处理方法,体现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轻刑化的指导思想。

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最新司法解释之解读——一个应然与实然的评论

2006年1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经实施,立即引起社会普遍关注和争议。许多人担心《解释》中一系列轻刑化和出罪化的规定会纵容未成年人犯罪,导致社会秩序的不和谐。这些担心实际上是不必要的,因为《解释》无论从应然的法律宗旨,还是从实然的法律规定来看,都具有相当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