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透析——基于治理理论视角

近几年来,我国各地相继发生了诸多影响社会和谐的群体性事件,其中,非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已经悄然呈现。基于治理理论视角,对非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的酝酿过程和发生机理进行分析,探讨政府多中心基层治理体制的构建和事前协商治理对预防、化解非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的重要作用,从而为维护社会和谐、化解非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提供必要参考。

非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研究——以“苍南事件”为例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群体性事件频发。而“非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是群体性事件的一种新形式，这类群体性事件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和谐有着重大的影响。本文以近期发生的“苍南事件”为例，通过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希望能为政府在预防和处置此类事件时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当前我国非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的内涵和特点解析

非直接利益冲突的群体性事件多发是影响当前我国社会稳定、危害社会和谐的一个突出问题，深入分析把握我国现阶段非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的内涵和特点，对于我们分析当下我国非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原因、全面了解当代我国社会矛盾的现状，从而制定有效的化解机制、应对措施有重要的作用。

群体性事件与非直接利益冲突

群体性事件增多是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实,中国群体性事件逐渐凸显出非直接利益冲突的特点。非直接群体性利益冲突折射出部分群体在利益格局变迁中产生利益相对剥夺感,并逐步对物质利益分配的不满转向对社会公平价值的怀疑,直接消弱统治"合法性"基础。从直接利益冲突到非直接利益冲突的转变,表明冲突内涵和类型发生了本质的转变。现代社会的不公平感是导致社会冲突行为发生的主要中介变量。

基于非直接利益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研究

非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社会矛盾的一种集中表现形式,其出现的原因主要源于收入分配不公导致贫富差距加大、制度渠道缺失导致沟通排解不畅、信访制度缺陷导致利益诉求受阻和公职人员渎职导致官民矛盾激化。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以制度为保障,推进社会资源分配公平;二是以多元为目标,广辟公民利益诉求渠道;三是以预防为前提,建立健全社会预警系统;四是以服务为宗旨,促使党群政群水乳交融。

论“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的基层治理

"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根源于"利益冲突",现实生活中"民意→民怨→民怒→冲突"的演变逻辑,凸显了作为基层政府在执政理念、职能定位、制度建设、管理方式以及治理能力上可能存在的不适应性。基层政府亟需以构建服务型政府为核心导向,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构建基层治理网络,建立治理主体合作共赢新秩序、完善应急管理机制,提高危机处理能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

“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的生成动因及逻辑关系分析

与传统利益群体性事件动因逻辑关系"压迫—反应"的简单因果模式不同,"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生成动因的逻辑关系呈现出"利益受损的基础性动因———利益表达受阻的中间变量——不公平感社会心理"的复杂模式。"利益受损的基础性动因"是"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源头,在事件现场"隐性"存在;利益表达受阻是连接"无直接利益冲突"产生的基础性动因和不公平感社会心理产生的中间变量;不公平感社会心理冲突是无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事件现场行动的"显性"直接动因,"泄愤性攻击"是社会心理冲突能量的宣泄,更多表现为"暴力抗争"。

政府公信力: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新视角

"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是偶发的,矛头直指地方政府,从而折射政府公信力的缺失,而政府公信力的考量维度不一。根据"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的特征,政府公信力包括公共政策公信力、政府廉洁公信力、政府诚信公信力和政治控制公信力,并分析它们在"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中的表现,据此提出完善公共政策过程、全面惩治腐败、完善行政问责制和健全管理机制四条政策建议以提升政府公信力。

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置方略——兼对湖北石首事件处置评析

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往往没有预谋、没有组织策划,纯属偶发的自发行为。一旦发生后,该类事件中的参与者在群体心理和心态相互影响下,出现群体无意识和狂热性;事件过程中的信息通过手机短信、录像、无线及有线互联网等新传媒方式,使网络力量由虚拟走向现实;并有损害政府合法性基础、可能升级为直接利益冲突和泛化的趋势。从发生机制看,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存在着"点火源"。从扩散机理上看,此类事件存在着从指责个别问题到对普遍性问题的关注,由无直接诉求向有诉求的扩散方式演变;从信任缺失到积极对抗,并希望引起更高层政府关注和寻求中立的第三方权威力量支持;事件信息传递复杂、迅速,呈网状扩散;由现实纠纷事件到网络群体围观再到现实群体冲突等行动逻辑。故此,除使用常规、已有的处置办法之外,还应该扩大公安网监部门的职责权限;加强特定人群的心理引导和干预;建立公权力当事人的回避制度和畅通的信息报送机制。

非直接利益冲突型群体性事件原因及特点解析

近年来,非直接利益冲突型群体性事件频发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这类事件表现出事发突然、规模较大、破坏性强等特点,同时这类事件的发生反映出事发地社会矛盾普遍存在而且长期积聚,因此必须得到重视和妥善解决才能有效的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群体性事件中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探析

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加速期，各种矛盾日益显现，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在一些地方，有的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群众，自己并没有直接利益诉求，而是借机宣泄长期积累的不满情绪。这种社会现象很值得我们深思”。“无直接利益冲突远不是一种单纯的情绪表达、发泄，而是一种集团对集团冲突，是阶层的形成和分化”。更应令我们警觉的是频繁发生的“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矛头直指地方政府机关。

非直接利益冲突型群体性事件形成过程及其治理——以苍南事件为例

近年来,非直接利益冲突型群体性事件的频发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对非直接利益冲突型群体性事件的影响日益深远,无形中提高了妥善处理事件的复杂性。本文以苍南事件为例,分析了非直接利益冲突型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和形成过程,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的特点与原因

我国的"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事件的特点:事件导火索往往是社会生活中偶发小事件,事件过程中没有明确的组织者,冲突的焦点主要集中于政府机构,参与行为的非理性。"非直接利益冲突"群体事件频发有多方面的原因:利益分配严重不公,超过人们的心理预期和社会承受度;正当的利益诉求渠道不畅;社会群体隔离严重,社会缺乏自我调适能力;地方政府公信力下降,对事件处置不及时;社会心理方面社会底层弥漫着不满情绪。

基于群体异质性的非直接利益冲突事件演化博弈分析

社会发展过程中利益分配的不公使得弱势群体的相对剥夺感、不满意感增强,加之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不畅,社会安全阀机制缺失,群体情绪多选择借机发泄,致使群体性事件日益呈现非直接利益冲突的特征。对此,基于演化博弈理论展开研究。考虑到社会群体异质性特征,引入了非直接利益相关者子群,构建政府与社会群体策略演化博弈模型,研究异质群体行为逻辑和策略均衡,仿真分析政府与社会群体协商合作的情景演化,提出非直接利益冲突事件应对的策略建议。

非直接利益冲突式集群行为现象的人本考量

由无直接利害关系的社会多元主体参与并演绎的非直接利益冲突式集群行为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表征我国转型时期的集群行为由孤寂的蛰伏走向活跃的频发。此种现象之所以存在和频发,核心是直接关涉人的权利、价值与尊严问题。尤其是冲突境遇下,具虚无性的社会准群体与虚拟性的网络群极化人群,致成社会的双重"虚无"状态,引起公众的焦虑和躁动,增加新的社会和政治风险因素。因而,要真正秉承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从人的主体性上去探求,更加关注人的现实生存状态,从而使社会准群体由虚无转身现实。

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的宏观成因及预防

近年来,一种群体性事件的特殊变种——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对社会的安定危害极大。本文对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的概念及事件特点进行了梳理,并结合典型案例,从社会宏观治理的角度分析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一定的预防对策。

群体性事件中非直接利益主体之特征考察与影响分析

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中,既有有着直接利益关系的群体,同时还存在大量非直接利益主体。介入群体性事件当中的非直接利益主体既有一般集群行为的普遍特征,也具有其自身的内在特征。非直接利益主体的固有特性,使其对群体性事件本身往往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决定着群体性事件的发展方向、性质、规模和处置。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非直接利益化分析

非直接利益化成为当前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一个重要特征。非直接利益化网络群体性事件是具有一定公共性的社会问题的网络反映,间接地反映或折射事件参与者的利益。此类网络群体性事件对冲突各方乃至整个社会将产生深刻影响,而一些负面影响则需要引起我们高度关注并深入研究,认真解决。

“非直接利益者”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心理逻辑及其疏导策略

"非直接利益者",是指与事件本身并无直接利益相连,却在同情、不满、愤怒等情绪的驱动下支持事件中的相对弱势一方而参与到群体性事件之中的事件旁观者。与直接利益受损者参与群体性事件不同,"非直接利益者"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直接驱动力主要在于其内心情绪情感的变化,在于其内在消极心理的累积和强化。因此,研究与把握"非直接利益者"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心理逻辑,实现对其心理状态的合理疏导,是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有力路径。

群体性事件中基层政府与农民利益冲突的原因及化解对策

本文从群体利益冲突的视角,探讨了群体性事件中基层政府与农民群体利益冲突的原因,并提出化解两者冲突的对策建议。要调和基层政府和农民群体利益的矛盾冲突,必须从政策法律上保护农民利益、从制度上减轻基层政府政治和经济上的重负,建立行之有效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以及加强对基层政府行为的监察力度。只有这样,基层政府和农民利益才能形成一个大体均衡、和谐发展、共同受益的局面,从而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