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非直接投资与农产品出口三元边际的影响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非之间的合作交流日益紧密。基于“一带一路”背景,本文研究发现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与农产品出口三元边际的关系如下: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对扩展边际并不显著,即中国出口非洲商品种类并没有显著作用;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与中国出口非洲农产品价格边际具有负相关关系,即中国对非直接投资越多,出口非洲农产品价格越低;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与中国出口非洲数量边际具有正相关关系,即中国对非直接投资越多,出口规模越大;但是“一带一路”对两者之间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本研究仅供参考。

“资源掠夺”还是市场与效率驱动?——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动因研究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中非持续发展的贸易和中国对非投资的快速增长,触动了西方在非洲的不安全感和对中国投资行为的质疑。本文以2005-2020年间中国对非投资44个国家为样本,采用系统GMM模型研究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市场规模和效率因素等对中国对非投资的影响。同时,将非洲国家划为低收入经济体和中等收入及以上经济体两类,进一步分析中国在非洲不同收入类型国家的投资动因。研究证实了本文提出的两个假设,即中国对非投资受到东道国自然资源、市场与效率等综合因素的驱动;中国对非投资受自然资源的影响程度有限,且随着非洲东道国经济水平的提升正变得越来越小。资源寻求动机并不是中国对非直接投资的唯一动机,更不存在“资源掠夺”,市场和效率寻求动机才是其决定性因素。

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直接投资与非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比较研究

本文基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对1982—2010年期间我国直接投资类、间接投资类(含其他投资)、错误与遗漏及投资收益类三种类型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长期,我国三类国际资本流动与人民币对美元的实际汇率升贴水年率之间为负向变动关系,与中美利差、中美通胀之差、我国实际经济增长及人民币对美元的实际汇率预期之间为正向变动关系;在短期,三类国际资本流动与上述影响因素之间关系并非一致;实际经济增长是我国直接投资类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原因,人民币对美元的实际汇率预期是我国非直接投资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原因。

当代跨国企业各种非直接投资经营活动比较

当代跨国企业的经营活动,已突破了直接投资、收购当地企业,独资或合资经营这些传统模式,而较多地转向合作经营、协议合同、战略联盟这些新的形式。了解当代跨国企业这些新的经营活动及其特点,对指导我国企业海外经营方针及开拓思路不无帮助。 新的经营活动之一——合作合同商定。跨国企业向海外协议方企业可以提供资源、技术、专门知识或技能,商标或牌号、也可为海外厂商提供产品或企业形象的设计,以获得海外经营权、节省建立自己销售网络、附属机构、生产分厂与开拓市场中的投资费用。合作合同商定也可进一步细分成许可证转让,专有权转让和分包合同三种。

资源掠夺还是多因素驱动？--非正规经济视角下中国对非直接投资的动因研究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提升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水平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内容,其中对非直接投资是中非经贸合作的核心之一。然而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活动却被西方一些国家视为掠夺当地的资源或者推行新殖民主义。那么,驱动中国对非直接投资的因素有哪些?文章基于2003~2012年中国对45个非洲国家的直接投资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全面和深刻地阐释了中国对非直接投资的动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并不单纯受自然资源因素的驱动,而是多种因素综合驱动的结果。通过进一步考察发现,驱动中国对非直接投资的因素因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表现各异。这有力地反驳了西方国家将中国在非洲的投资视为"资源掠夺"行为的不实之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非洲东道国出口贸易结构升级

利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非洲各国出口贸易数据,探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非洲东道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结果发现,中国对非直接投资使非洲东道国制造业出口比例增加并提高了其出口技术复杂度,为非洲东道国提供了经济内生增长的动力。在长期,非洲出口贸易结构从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升级。同时,非洲国家制度体系的完善对升级效应起到了放大作用。异质性检验表明,对于官方语言为英语和法语的非洲国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其出口贸易结构的升级作用更为明显;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西非、中非和南非国家的出口贸易结构影响程度较大。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和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推动非洲东道国出口贸易结构升级的关键路径。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困境及对策研究——以非洲为例

我们对中国企业对非洲直接投资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涵盖了如今中国企业对非洲投资在投资模式、投资规模、产业分布和国别分布方面的现状特点。查阅相关研究文献,在影响中国企业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因素中,非洲的政局、基础设施、法律制度、对非投资的主体、中国企业自身经营能力以及全球经济发展趋势等均对其有影响。结合中国对非洲投资的现状,在此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对中国政府层面、对企业层面等应该积极响应,如此中国企业才可以更好地走进非洲,使中国和非洲达到双赢。

中国对非直接投资与出口增加值——基于产能合作视角的分析

基于2003~2015年投入产出表数据,文章从出口增加值的视角分析了中国对非洲出口的价值构成,然后探讨中国对非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以及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产业联系或产能合作。文章的研究结果显示:(1)中国的对非出口增加值在电气与机械、纺织与服装以及运输设备三类产品上主要满足了非洲的最终需求,而在石油化工和非金属矿物、电气与机械、金属产品、纺织与服装、运输产品的出口中包含了较多的间接增值,这表明非洲国家在这些行业承接了中国的下游分工环节。(2)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出口效应,主要促进了出口中的间接增值部分,且该作用随着目的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增加而提高。但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提升最终产品直接增值部分的出口效应并不明显。这反映出中非之间以直接投资为基础的产能合作主要是服务于第三方市场,而不是非洲的最终消费需求。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现状分析及预测

本文在分析当前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现状的基础上,依据2003至2018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对中国在非洲直接 投资进行定量和定性预测分析,并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分析结论为:2003年至今,中国对非投资数量逐步上涨,未来一段 时间仍将保持稳定上涨,非洲仍是中国对外投资的重点地区。

中国对北非国家投资现状、动因及策略选择

文章以北非国家为例,首先描述中国对其投资概况,进而运用国际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对其投资动因进行分析,最后提出对其直接投资应采取的类型及产业选择。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国家的能源、资源战略多元化,及规避贸易摩擦和贸易壁垒,是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中国因素;而稳步的经济发展,相对良好的商业环境,及相对较强的国家竞争力,是北非国家成为中国对非直接投资主要流入地区的根本原因;中国应对北非进行资源导向型投资、出口导向和市场导向型投资及产业导向型投资;投资产业应主要集中于能源、农业、机械制造业及通信产业。

浅析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本文针对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价格与结构的双重不合理现象,阐释了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对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影响——主要从地方政府的直接投资与非直接投资两个方面说明了地方政府投资行为是中国房地产市场急剧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并试图针对房地产市场的不合理现象与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关系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蓬勃发展的跨国公司非实体模式(NEMs)国际化生产

非实体模式(NEMs)国际化生产,因其低投资、低风险、高灵活性受到跨国公司的青睐。NEMs在帮助跨国公司整合其全球价值链,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也给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改善人民生活带来极大帮助,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借此提高技术水平,奠定制造业基础,并逐步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攀升。同时,NEMs也存在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要订立有关政策,扬长避短,趋利避害。

中国对非投资的现状和战略选择

自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国愈发重视对非洲市场的开拓,对非直接投资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突出表现为投资规模日益扩大,投资地域逐渐扩大,投资领域不断扩展,投资主体日趋多元化,投资方式不断多样化。今后,中国对非投资可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贯彻投资、贸易与援助相结合的战略,强化本土化经营模式,利用境外经贸合作区和自身比较优势扩大对非洲优先发展领域的投资。

中国对北非国家投资现状、动因及策略选择

本文首先描述了中国对北非国家的投资概况,然后运用国际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对其投资动因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中国对北非直接投资应采取的类型及产业选择。本文认为,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国家的能源、资源战略多元化及规避贸易摩擦和贸易壁垒是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内部因素。稳步的经济发展、相对良好的商业环境及相对较强的国家竞争力是北非国家成为中国对非直接投资主要流入地区的根本原因。中国应对北非进行资源导向型投资、出口导向和市场导向型投资和产业导向型投资,投资产业应主要集中于能源、农业、机械制造业及通信产业。

中国对非洲ODA与FDI关联度研究

本文旨在研究中国对非洲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与对非洲直接投资、对非洲进出口等方面的关系。根据中国对非洲援助目标与政策的转变,把中国对非洲援助与直接投资关系的分为三个阶段,并根据第三阶段1993～2007年的相关数据,建立面板数据计量模型。结果表明,中国对非洲的官方援助与对非直接投资在规模上具有互补性,但从各自占当年中国GDP的比重而言,两者又具有相互替代性。此外,本文还在建立计量模型时发现,中国对非洲援助可以极大的促进中国对非洲出口,但对非洲进口方面的影响并不大。

中非经贸合作对非洲工业化的影响与机制研究

本文采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工业竞争力指数作为评价非洲工业化的指标,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的系数估计方法,测度中国对非直接投资与中国对非贸易在2010—2020年对54个非洲国家工业化发展的影响情况。研究发现,中国的对非直接投资与贸易均能显著促进非洲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其中贸易对于非洲工业化的影响更为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中国对南部非洲地区与东非地区的经贸合作可以显著提升当地工业化水平,对西非和中非地区工业化水平提升作用不显著,对北非地区不具有工业化提升作用。机制检验表明,中国对非洲国家的经贸合作可以通过建设工业园以及提升农产品加工来带动非洲的工业化,但以制造业服务化为路径的工业化模式并不适用于中非合作。

90年代以来我国短期资本流动的变化

目前有关热钱和套利资金流入我国有许多似是而非的说法。本文根据国际收支平衡表,并考虑统计误差和资本流动的复杂性,对1990年以来我国非直接投资形式资本流动的规模进行测算。总体来看,国际热钱的流入是有限的,但国内机构、企业和个人的短期资本流动也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应进一步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监管和引导。

债务型资本流动对主权债务违约风险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32个新兴市场经济体1999—2018年季度数据,从流量和存量角度分析了非直接投资债务型跨境资本流动对新兴市场经济体主权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非直接投资债务型资本流入减少会显著增加主权债务违约风险,并且该影响要强于外币外债占GDP比重增加对主权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不同渠道下的资本流动对主权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具有异质性:相比于债券流入,跨国银行资本流入减少产生的负面效应更显著,作用也更强。此外,虽然债券流入对主权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显著性较小,但是外币债券占GDP比重上升会显著增加主权债务违约风险。最后,本文得出外币债券占GDP比重的最优区间为16%~21%。本文为新兴市场经济体金融开放的路径选择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