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羁押性刑事强制措施探析

刑事强制措施的改革是刑事审前程序改革的要害所在,而非羁押性刑事强制措施的设计是否科学、适用是否公正,不仅对整个刑事强制措施体系有着直接影响,而且也关系到每个被追诉者,甚至每个公民人身自由权的保障。应当正确认识非羁押性刑事强制措施,重构刑事强制措施体系。

我国非羁押性刑事强制措施的重构

刑事强制措施的价值在于它既是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必要手段,也是保护公民人身自由权免受国家权力任意侵害的有力武器。作为刑事强制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羁押性强制措施比羁押性强制措施更符合这一价值体系的要求。

我国非羁押性刑事强制措施重建的宪法障碍及对策

刑事强制措施的价值在于:它既是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必要手段,也是保护公民人身自由权免受国家权力任意侵害的有力武器。作为刑事强制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羁押性强制措施比羁押性强制措施更符合这一价值体系的要求。我国非羁押性强制措施重建面临宪法方面的障碍,应在现有宪政体制下完善我国的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制度。

《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中的强制措施问题研究

刑事强制措施的适用在当前司法实践中暴露出诸多弊端,呈现与社会经济发展相脱节的态势。适逢《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在新时代的司法背景下,刑事强制措施的修改在契合国家犯罪结构变更、接轨国际刑事司法准则、适应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本次刑事强制措施的修改应当严格以羁押例外原则、比例原则、监督制约原则、权利保障原则为根本准则,旨在进一步完善强制措施体系,实现程序的正当化与规范化,提升我国刑事诉讼的法治化水平。修改的着力之处包括规范刑事拘留期限、确立社会危险性要件的核心地位并完善证明标准、构建逮捕听证程序、重构径行逮捕、扩大取保候审的适用范围及适用条件、着重考虑废除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全面改革羁押必要性审查、推进数字技术在强制措施领域的规范发展等。

非羁押性强制措施浅析

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是在尚未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生效判决前,由办案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限制人生自由等有关权利的特殊措施。近年来,随着现代司法理念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贯彻和落实,刑事诉讼中非羁押性强制措施适用得到了明显的改变,不但充分彰显了现代诉讼价值理念,同时也推进了非羁押性强制措施适用。

依托社区矫正推进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创新发展

在刑事诉讼中适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既能保障诉讼顺利进行,又能保障人身自由权,体现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一种权衡。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因为适用率低、执行效果差等问题,导致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目的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由于社区矫正和非羁押性措施在价值理念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且社区矫正所具有的实现人的再社会化、矫正手段的多样性、管理组织与制度的配套化等特点,为探索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创新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数字化监管问题研究

随着当前犯罪结构的改变和司法改革的推进,非羁押数字化监管模式应运而生,能够取代传统监管,提高非羁押的诉讼风险防控能力,解决传统模式下监管缺失的难题。非羁押作为一项诉讼权利,是否适用数字化监管由办案机关决定,适用过程中的监管主体应是社区矫正部门。APP的第一层级是注册登录页面,第二层级是每日打卡、轨迹查询、线上审批和违规统计四个模块,以视频抽查和打卡抽查防止人机分离。被监管者发生轻微违法时系统发出警告,严重违法时由办案机关决定转为逮捕。数字化监管一般适用于可能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的嫌疑人,以是否开启实时定位为区分设置两级监管,避免过度侵犯隐私,准确识别系统漏洞,明确责任分配。

非羁押性强制措施中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

社会支持力量参与的广度与深度直接影响着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实施效果。我国当前的刑事强制措施带有强烈的权力色彩,企事业单位、社区、社会组织等基本处于局外观望状态,导致非羁押性强制措施适用中社会支持力量严重不足,亟待建立多元化、多角度、规范化的社会支持体系。为此,非羁押性强制措施中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必须大力推进社会支持主体多元化、社会支持内容和手段的多角度化和社会支持工作的规范化。

论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扩大适用

非羁押性强制措施是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包括拘传、监视居住和取保候审。因观念、立法和司法等方面的原因,我国目前适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比例较低。从法律、政治、经济等视角考察,有必要扩大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适用。为此,应当转变观念、贯彻无罪推定原则,正确看待刑事强制措施的功能;应当改革取保候审制度,将取保候审作为最常用的刑事强制措施;应当实行捕押分离模式,严格规范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适用程序。

涉罪未成年人非羁押性强制措施风险评估与控制

要做到既保障不妨碍涉罪未成年人诉讼的顺利进行,又通过少羁押实现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其核心在于提高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对于涉罪未成年人的适用效能。为了准确把握对涉罪未成年人适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尺度,应当运用科学的评估方法,综合分析预测可能出现的诉讼风险,并针对不同的诉讼风险采取相应的防范控制措施。

俄罗斯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机制及其启示

作为对"国家尊重与保护人权"宪法精神的回应,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对有关强制措施的内容作了较大的改进,但还存在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许多深层次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俄罗斯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对我国的羁押强制措施有借鉴意义,通过对其内容的分析,可以在树立人权至上观念、严格适用羁押强制措施、完善刑事强制措施适用的监控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以提高对我国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

外来人员适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调研报告

司法机关对外来人员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适用率偏低,与本地人员相比显失公平。检察机关的审查批捕工作对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适用起到重要的作用。本文对Z省H市J基层检察院近三年来有关外来人员适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情况,运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进而从转变观念,构建社会危险性评估机制,完善立法等方面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

刑事强制措施实体化的反思——以预防性羁押为例

刑事强制措施设置和发动的目的在于保障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该目的是程序性而非实体性的。包含我国在内的多数国家、地区都存在刑事强制措施实体化的倾向,这一倾向不仅反映在理念上,而且体现于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对于刑事强制措施的实体化倾向,本文以预防性羁押为例加以说明,并试图提出从实体化走向程序化的刑事强制措施改革的基本思路。

非羁押性强制措施适用实证分析及理论研究

目前我国司法机关运用拘留、逮捕等羁押性强制措施泛滥成灾,忽视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作用,严重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权。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具有保障功能、预防功能、教育功能和保护功能,在立法和司法中应当遵循程序法定原则、无罪推定原则和人权保障原则。但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有必要进一步改革,具体包括:拘传制度、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构建和完善三个方面。

论中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的理想模式

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于改造强制措施体系的运行机制,尤其是对于颇受指摘的逮捕措施进行了相应完善。其中第79条将刑事诉讼法中"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原则规定进行了细化,明确规定了允许适用逮捕的若干情形。但实质上,该种立法改进并未触及问题根本。完善的中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关涉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而现有体系漏洞颇多,主要在于羁押手段同到案手段区分不清、期限过长,且仅限于针对人身权利。完善之处一方面在于,要将现行《刑事诉讼法》中五种针对人身的强制措施明确改造为到案、羁押两类;另一方面将针对物以及公民隐私权的强制性手段正式纳入刑事强制措施的视野,从而使得诸如令状主义等司法审查程序的介入成为水到渠成。

刑事拘留非紧急性候审化及其纠偏

现行羁押治理评价体系大多未纳入刑事拘留适用,为实质推进“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有必要对此加以反思。功能定位层面,域外主要法治国家均在强制措施体系中严格贯彻“强制到案”与“羁押候审”二元分离,以此为标尺,我国刑事拘留呈现两者混同之双重定位,应予以澄清,并避免将拘留异化为逮捕之常规前置措施。适用场域层面,在立法规定语焉不详之情形下,应结合纵向历史解释与横向比较考察,以比例原则划定“紧急情况”为拘留适用之限制条件。立足前述层面,可以发现我国刑事拘留适用呈现“非紧急性候审化”特征,具体表现为拘留率高企、超期拘留久禁不绝、刑拘直诉大行其道。对此,应当改革拘留适用条件与期限规定、推进非羁押性强制措施适用、完善非法拘留程序制裁机制,以矫正刑事拘留适用异化倾向。

数字检察视域下非羁押监管模式的实践检视与完善路径

数字监管已成为大数据时代非羁押诉讼监管不可或缺的一种新形态。建立健全非羁押数字化监管模式,是司法机关充分运用科技赋能非羁押诉讼,破解非羁押监管难题的必然选择,更是有效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助推我国刑事诉讼法治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囿于数字技术的脆弱性、法律定位的模糊性和适用标准的差异性等因素,非羁押数字监管仍面临人机分离、侵犯隐私等风险,基于当下非羁押数字化监管的适用现状,应当进一步明晰法律定位、规范监管流程以及优化配套机制,以期为非羁押数字化监管的推广适用提供有益参考。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应然逻辑与实践路径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之提出,契合多元综合社会治理理念,体现强化公民人权保障、理性防控犯罪、减少社会对抗、促进社会和谐的司法治理逻辑。对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贯彻,在实践层面还存在取保候审适用范围不明确,保证金形式单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最长期限过长,罪犯漏罪或新罪将使其原减刑裁定失效,相对不起诉适用范围过小,出罪免刑机制不足等问题。因此,需要在制度层面逐步扩大取保候审适用范围和明确其判断位序,增加其他财产类保证金形式,分阶段平均缩短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最长期限,特定条件下维持罪犯原减刑裁定效力,扩张相对不起诉适用范围至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及以下刑罚,拓宽出罪免刑机制等,以充分释放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政策效能。

刑拘直诉机制的批判性思考

认罪认罚从宽背景下,刑拘直诉机制作为推动速裁程序提质增效的制度设计之一,是我国在实践中探索出的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处理机制。该机制在促进刑事案件繁简分流、落实认罪认罚从宽理念、提高刑事诉讼的效率等方面具有显著价值。但自其实践之日起,其在合法性与合理性方面便存在如法律依据不充分、监督机制不完善、人权保障不足等诸多争议。立足当前司法体制,应深入贯彻“以非羁押措施为主,羁押措施为辅”的基本原则,在明晰刑拘直诉机制效用与流弊的基础上,对刑拘直诉机制予以废除,并借助大数据、云地图等手段,推动我国非羁押诉讼模式的塑造完善。

刑事强制措施实体化倾向之反思--以预防性羁押为范例

刑事诉讼意义上的案件包括"行为人"与"犯罪事实"两部分,刑事诉讼程序中所面临的阻碍一部分是由"行为人"所引起,而另一部分则是由"犯罪事实"而引起。刑事强制措施一方面通过排除"因行为人所引起的阻碍",保全被追诉者;另一方面通过排除"因犯罪事实所引起的阻碍",保全犯罪证据,以此来达到保障诉讼顺利进行的最终目的。包含我国在内的世界上多数国家、地区都存在刑事强制措施实体化的倾向:理念上认为刑事强制措施具有教育、惩罚等功能,实践中则对预防性羁押予以广泛适用。在我国未来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应当突出刑事强制措施的程序指向性,纠正实体化的错误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