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纠纷非诉解决机制的专门化与法典回应

环境纠纷的特殊性与环境责任的专门性要求环境纠纷非诉解决机制应在传统方式的基础上进行专门化构建。国外的环境纠纷非诉解决机制的专门化主要体现为专门的环境纠纷行政处理机制、专门法院附设ADR机制、专门的民间性环境ADR机制三种样态。我国的环境纠纷非诉解决机制专门化应朝着引入中立评估、重塑环境纠纷行政处理、激活环境仲裁、健全生态磋商、探索设立新型环境ADR机构等方向努力。同时,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背景下,环境纠纷非诉解决机制专门化也应在法典中得到回应,明确专门化的基本内容和形式。

乡村治理背景下民族地区民事纠纷非诉解决机制检视

近些年来,我国各地人民法院包括民族地区基层人民法院受理民事纠纷案件的数量一直居高不下,司法审判工作面临比较严峻的挑战。案件积压,给民族地区社会团结与和谐稳定的局势带来不小的压力。为了有效缓解民族地区基层人民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应当发挥非诉解决机制的作用来分流案件和及时化解冲突。目前我国民族地区民事纠纷非诉解决机制存在一些问题,如自力救济机制存在失序与无效现象,社会救济机制缺乏应有的法律及政策支持,行政救济机制在处理民事纠纷上不具有终局性导致作用范围有限等,影响了其功能的发挥。该论文通过文献分析、比较分析和法理分析等方法,对非诉解决机制的发展完善提出了对策建议,包括强化自行协商和解的效力、健全调解与仲裁制度、扩大行政救济机制作用范围等,从而更好发挥非诉解决机制在分流化解纠纷、减少法院案件数量、促进民族地区社会平安稳定方面的功效,通过提升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水平,助推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

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司法属性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是集治理属性、服务属性、司法属性于一身的国家治理体系。司法的基本属性应包括“为纠纷而存在”“以程序为轨道”“须有第三方介入”“法律专业性至上”“具备解纷能力”“最强法律效力”以及“独立中立公正地位”等理论要求。非诉机制建设的成功在于能正确理解和运用司法属性理论,而出现偏差也源于此。通过用司法属性理论对非诉机制的主体资格、解纷能力、程序运行、效力认可、诉非衔接等问题逐一对照,探索以理论指导和支持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改革路径,继续完善理论与实践匹配成功的制度,矫正和创新尚不符合司法规律的体制机制,形成具有理论灵魂的“非正式司法”版图,以司法属性理论指导司法体制改革全面深化。

民商事在线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以中国和俄罗斯的贸易往来为例

"一带一路"倡议势必改变中国周边国家的地缘经济格局,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两国间的经济贸易往来会呈现出一个新的跨越式发展,两国对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的法律思考也将更加深入细致。在实践中,现有的中俄两国民商事纠纷解决的方式方法,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将来应构建中俄民商事纠纷在线非诉解决机制,实现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升级换代",以破解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实践困境。非诉纠纷解决机制也可以推进区域性私法国际一体化,为构建全球纠纷解决体系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城镇化背景下我国劳动争议非诉解决机制的优化

随着城镇化阶段的加速发展,我国的劳动争议在总体上已经呈现出"争议的总量不断增多、争议涉及的当事人数量不断增大、争议涉及的内容不断多元化、复合化"等新的特征,这些新特征对我国劳动争议解决机制解决劳动争议的效率度、解决劳动争议结果的公平度及劳动争议之解决主体的专业素质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我国现行劳动争议解决机制建立在城镇化初期的社会背景下,其已有的立法变革仍不能有效应对当前因城镇化加速发展的社会背景而在总体上已经呈现出新特征的劳动争议。我国现行劳动争议非诉解决机制中的协商机制不能保障和解协议的自愿性和公平性,调解机制不能保障调解协议的效率和公平,仲裁机制不能保障仲裁裁决的公平和效率,解决主体的专业素质不能保障解决争议的公平。为此,我国应通过强化政府作为第三方的作用并保障仲裁机构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区分劳动争议的类型并设立专门的集体劳动争议解决机制、理顺劳动争议不同解决方式间的关系并提高非诉解决机制之争议解决主体的专业素质等措施来优化现行劳动争议非诉解决机制。

金融消费纠纷非诉解决机制研究

本文分析了金融消费纠纷引入非诉纠纷解决机制必要性,探讨了我国金融消费纠纷化解的主要途径,在借鉴国外主要金融消费纠纷非诉解决机制的基础上,明确了构建我国金融消费纠纷非诉解决机制应遵循的原则,并对完善我国金融消费纠纷非诉解决机制提出了相关建议。

非诉纠纷解决机制框架下的信访制度变革

信访作为中国一种特有的制度,在不同历史时期成功演绎了解决社会纠纷、监督政府行为、沟通行政两者间关系等诸多角色,然而在新时期信访制度却遭到了质疑和冲击。关键在于缺乏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且真正有效的非诉纠纷解决机制。为此,当务之急是将信访制度纳入非诉纠纷解决机制(ADR)框架,从而更加高效、便民地化解社会纠纷。

我国高校与学生纠纷解决的非诉救济机制

我国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是具有行政性和民事性的混合法律关系。在我国，高校与学生的纠纷具有空间有限性、纠纷双方地位失衡性、纠纷内容专业性、复杂性、纠纷的伦理性等几方面特性。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机制是学生权利救济的最优选择，应该通过构筑教育调解制度、健全学生申诉制度、建立教育仲裁制度等几方面来实现。

澳大利亚维州教师权利的非诉救济机制探究

澳大利亚维州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教师权利非诉救济机制,根据教师涉及纠纷的不同性质规定了不同的救济渠道和方式:维州功绩保护委员会负责处理教师升迁及工作纠纷;维州惩戒申诉委员会专门解决教师惩戒纠纷;教师劳动争议则可向澳大利亚公平工作委员会请求救济。我国相关制度的完善可从中获得如下启示:建立专门、独立的教师权利非诉救济机构;明确教师权利非诉救济的范围;完善教师权利的非诉救济程序。

非诉纠纷解决机制框架下的信访制度变革

信访作为中国一种特有的制度.在不同历史时期成功演绎了解决社会纠纷、监督政府行为、沟通行政主体与民众之间关系等诸多角色,然而在新时期信访制度却遭到了质疑和冲击。关键在于缺乏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且真正有效的非诉纠纷解决机制。为此,当务之急是将信访制度纳入非诉纠纷解决机制(ADR)框架,从而更加高效、便民地化解社会纠纷。

金融纠纷非诉解决机制研究——以中国香港“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运作为例

金融纠纷的解决作为金融消费者保护的重要环节,在金融危机后期受到各国的普遍重视。非诉解决机制(ADR)由于在成本、时效方面的明显优势,近年来被发达国家更多地运用于解决金融机构与客户之间的金钱纠纷。本文以中国香港"金融纠纷调解中心"(FDRC)的运作为例,详细阐述了香港非诉解决机制的运作程序,简要分析了香港金融纠纷调解中心在处理金融纠纷方面的特点和优势,以期在保护金融消费者方面为我国大陆地区构建多元化的金融纠纷解决机制提供参考。

寻求公平与和谐的平衡——对非诉纠纷解决机制价值的理性分析

现有实践表明,单纯依靠正式的司法程序已难以满足社会纠纷的需求,建立一种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更符合社会和法治发展的需求。在当今世界各国,非诉纠纷解决机制已经与诉讼和审判共同构成一种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本文通过对非诉纠纷解决机制价值的理性分析,以期望人们重新审视该制度的价值和意义,使之成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重要组成部分。

刑事自诉案件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刑事自诉案件的非诉纠纷解决模式是风险社会矛盾化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针对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自诉案件,探究其非诉纠纷解决模式,可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一个可行的参考视角。从普法与制度完善、合作的促成、奖惩制度三个方面出发,寻求刑事自诉案件的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模式。

诉讼内外纠纷解决机制的协调与整合

在我国 ,以调解、仲裁、行政裁决和诉讼为主要表现形态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已初步形成 ,但是这种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之间远未形成一个功能互补和程序衔接的有机体系。对此 ,我们认为一方面要克服把权利意识等同于诉讼意识的偏见 ,另一方面必须在制度上重视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与诉讼机制之间的有机衔接 ,强化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在实践中的有效性 ,进而达到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与诉讼机制之间的良性互动、互通有无、彼此支持的理想境界。

中基层法院推进诉源治理的实践与完善

人民法院在推进诉源治理过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在中基层法院诉源治理实践中,存在合力不足、措施繁多、缺乏统一标准等问题。其根源在于部分治理主体对诉源治理的本质理解存在偏差,过于依赖法院主导模式。为完善诉源治理,应以“治未病”的传统智慧与系统功能理论为指导,坚持基层为立足点、党政为主导的原则,积极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常态化应用。法院应坚守本职、拓展功能,借助新一站式平台,完善机制对接,分阶段积极融入诉源治理的大社会系统,确保治理主体职责明确、优势互补、协同推进。同时,全面贯彻落实“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原则,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通过构建源头预防和化解纠纷的中国模式,整体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论我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合理建构

我国的法制建设步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经济、政治、文化体制和社会结构等全方位多角度的多头联动改革是依法治国的体现之一,与此同时,利益格局也需要进行深刻调整。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内在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并且由于改革中难免会触碰到一些人的利益,致使社会中的纠纷和矛盾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文章认为,这种新形势下仅依靠单一的纠纷解决机制去解决现阶段所有的矛盾和纠纷是远远不够的,引入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势在必行。此外,还应当探讨诉讼以外的纠纷解决机制的合理建构。

纠纷的“和平演变”之路——浅析非诉纠纷解决机制

随着商业、贸易的迅速发展,社会结构和生活模式的变化,社会主体之间的矛盾和纠纷更加复杂化和多元化。本文对非诉纠纷解决机制进行了分析。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制度探索——以加强诉源治理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为视角

将非诉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让司法成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成为‘诉讼大国’”“要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2021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诉源治理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意见》,诉源治理正式上升为国家社会治理领域的重要制度安排,开启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诉源治理之路。

中俄民商事在线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刘青杨、金鹏在《江汉论坛》2018年第10期撰文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势必改变中国周边国家的地缘经济格局,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两国间的经济贸易往来会呈现出一个新的跨越式发展,两国对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的法律思考也将更加深入细致。在实践中,现有的中俄两国民商事纠纷解决的方式方法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将来应构建中俄民商事纠纷在线非诉解决机制,实现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升级换代”,以破解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实践困境,推进区域性私法国际一体化。第一,提出“中国方案”:建立中俄民商事纠纷解决中心。为保障中俄经贸的可持续发展,及时化解商贸往来过程中产生的民商事纠纷,在中国设立中俄民商事纠纷解决中心尤为必要和迫切。该中心的创设需要“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广泛参与,中俄两国作为世界大国理应成为该中心的发起国。

海南自贸港邮轮旅游纠纷非诉解决机制

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稳步推进,邮轮业市场规模也随之扩增,这将难以避免多元利益主体间的矛盾争端。在海南自贸港邮轮旅游纠纷非诉化解体系中,投诉机制未能与时俱进,和解机制的优势未充分发挥,调解机制未与时俱新,仲裁机制未建立有效对接,因此既不能供给解纷实践,也不能满足海南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需求。应当以“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顶层设计为理念,坚持效率优先、尊重程序选择权等原则,从革新邮轮纠纷投诉机制、畅通和解通道、再造调解体系、优化仲裁机制等层面,构建分层递进式、相互协调衔接的邮轮纠纷化解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