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消费者非诉讼救济比较研究

在金融消费纠纷中,由于诉讼成本高且程序繁琐使消费者的厌讼情绪强烈,非诉讼救济方式是重要的金融消费者程序保护方式。本文在简要分析非诉讼救济方式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基础上,详细阐述了目前在各国实践中较为典型的非诉讼救济方式,包括仲裁机构、金融监管部门和专门的金融消费者非诉讼救济方式,并对各非诉讼救济方式进行了比较,以期对我国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提供借鉴。

国际视域下的中国金融非诉讼救济机制构建路径探析

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迫使各国纷纷审视金融法制的不足,尤其是在危机中集中迸发的侵害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乱象,更使多国决心变革金融法制体系。在本次危机中一些国家凭借优质的金融非诉讼救济机制成功遏制了损害的持续扩大,而后危机时代的非诉讼救济机制立法也展现出不一样的魅力。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考察这些国家的金融法制模式,引进非均衡构造的金融保护机制,无疑能为我国扭转金融消费者的弱势、填补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空白提供持续动力。

特殊形态行政不作为非诉讼救济的思考

特殊形态行政不作为主要是抽象行政不作为、终局行政复议不作为,它们有相当大的危害。建议设计适合我国国情的申诉专员制度,对特殊形态行政不作为进行非诉讼救济,这还可以为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奠定基础。

简论我国公立学校教师非诉讼救济渠道的局限与完善

随着我国教师聘任制的推行,公立学校与教师的法律关系转变为一种特殊的行政关系。目前我国法律法规中所规定的非诉讼救济制度由于救济范围有限,仍存在较大的局限性,使得在新的法律关系下,公立学校教师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很好的救济。需要通过建立校内申诉制度、教育仲裁制度和教育法律监督制度来补充和完善教师的非诉讼救济渠道。

论我国环境侵权非诉讼救济现状及其完善

非诉讼解决机制以其形式灵活、成本低廉、效率高、易操作,符合当事人利益等特点,成为当下解决环境纠纷的主要渠道之一。本文从我国目前环境侵权非诉讼解决机制的现状出发,分析其特点及存在的问题,结合国际上在相关领域较为成熟的国家,提出了完善我国非诉讼解决机制的建议。

论公司决议瑕疵的非诉讼救济制度

目前,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的公司决议瑕疵非诉讼救济制度已经建立,其中主要包括全体股东事后"追认"决议、有瑕疵的公司决议被撤回、有瑕疵的公司决议被新决议所代替等三种公司决议瑕疵非诉讼救济方式。这些救济方式是公司自治原则和效率原则的深刻体现,而且与民法上的"撤回"和"追认"理论相契合。对于公司决议瑕疵纠纷而言,一些本可以通过私下谈判或者依据公司章程解决的决议瑕疵问题,如果通过司法诉讼途径解决不仅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也会损害公司内部之间的团结。因此,除了运用诉讼手段解决公司决议瑕疵问题之外,亦不容忽视非诉讼救济手段的作用。

论股东知情权的非诉讼救济

在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管理模式下,客观上往往造成股东会与董事会对公司各种信息掌握的不对称,而股东作为公司的投资人和利益的最终享有者,股东知情权是股东享有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性权利。《公司法》明确了股东知情权纠纷的司法救济途径,较好地实现了对股东知情权的保障,但仍然存在不足。随着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引入检查人选任制度已具备其切实必要性和可行性,使股东知情权保护得到更加全面的贯彻与落实。

论我国金融消费者权利救济的完善——基于纸黄金交易案例的分析

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快速发展,金融纠纷案件日益增多。由于现有救济途径的缺陷和不畅,导致金融消费者权益未能得到有效的保护。本文以近年来的纸黄金交易纠纷案件为例,在类比考察、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金融消费者权利救济的具体方案:确立金融消费者保护原则下的权、义、责分配方案,建立金融消费者团体(集团)诉讼救济机制,增设非诉性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与救济程序等。

股东会决议瑕疵救济制度的法律对策

目前股东会决议瑕疵救济制度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法律在很多方面缺少具体化规定。对于非诉讼的救济途径,应当增加其明确的立法规定,引入三种不同的补救措施。对于诉讼的救济途径,首先要在诉讼主体范围上进行扩大,扩大原告的主体范围,增加善意第三人的保护制度。另外,也要扩大诉讼内容的范围,对决议无效之诉进行具体的规范。

日本公民代言人制度——兼论对我国信访制度发展之启示

作为诉讼外行政救济方式的公民代言人制度,以其简便高效的特点,目前已经为很多国家所接受。日本于20世纪90年代引进了该制度并根据本国的国情加以修正,纳入了本国"苦情处理"制度中。我国的信访制度作为非诉行政救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日本的"苦情处理"制度有很大的相似性。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和社会政治经济的飞速发展,目前我国信访制度出现了一系列的难题。面对这些问题,日本的公民代言人制度的发展模式,对我国信访制度的发展有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