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诉调解前置主义的反思与走向

实行非诉调解前置主义,有助于推动相当数量的纠纷在诉前分流、增加非诉调解的案源、促成纠纷平和低廉地解决。探索建立立案前的调解前置程序,事实上具有强制性。法院急功近利地争取诉源治理的政绩和迫不得已地追求办案压力的疏减,使得非诉调解前置主义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变相存在。强制特定纠纷的当事人参加非诉调解,不构成对调解自愿原则的颠覆。非诉调解前置主义与调解自愿原则之间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诉前调解的含义回归到司法文件的界定,可使得委派调解顺利地成为非诉调解前置主义的实现载体。立法规定非诉调解前置主义,涉及到对诉讼与非诉调解之关系的重大调整和对诉权限制之合理性的证成,不可交由司法解释或司法文件完成,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期满后的修法可为非诉调解前置主义入法提供良机。非诉调解前置主义之适用范围的负面清单应采取例示主义,正面清单应采取列举主义并应同时重点考虑争议标的额和多发案由两个因素。为配合非诉调解前置主义的运行,诉前财产保全规则应做适当的改进。

论非诉调解在恩施土家族中的实践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法治建设的推进,恩施土家族的纠纷解决机制有所变迁,但是恩施土家族的法观念和国家法观念并不同步,传统乡土文化的纠纷解决方式仍有巨大的生存空间。本文试图从微观方面具体分析非诉调解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及其在解决恩施土家族纠纷中的运作与变化,以及探究依法治国背景下国家制定法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少数民族地区民间规范的问题。

论保险业非诉调解及其效力

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崇尚并运用非诉调解方式化解保险合同纠纷,尤为必要和迫切。非诉调解蕴含多元的法理价值,包括自由、秩序、公正和效率等。保险业运用人民调解、行业调解和行政调解等非诉调解机制,深入实践并积极探索,妥善化解矛盾纠纷。应当建立完善保险业非诉调解协议效力司法确认机制,构建保险业多元化大调解格局,加大政策支持和宣传力度,充分发挥非诉调解的法律效力和综合效应。

金融消费纠纷第三方非诉调解模式创新研究

随着现代金融业的持续深入发展和金融产品、金融服务的不断创新普及,金融消费者同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之间的消费纠纷也不断增加。而县域金融消费市场发展较快、金融机构管理存在诸多问题和漏洞,同时县乡金融消费者群体法律和金融素养普遍不高,都使得县域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和金融消费纠纷调解更趋复杂化。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巨野县支行(以下简称“巨野县支行”)在金融消费纠纷调解领域强化调研创新,率先创建依托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协会,并联合司法部门、金融机构的第三方非诉调解新模式,形成覆盖县乡的两级人民调解委员会,自实践以来取得明显成效。

我国非诉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机制研究

非诉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和效力,但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制约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最高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司法确认程序,推动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各国和地区ADR机制的发展为我国完善非诉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机制提供了有益经验。本文针对司法解释六个方面的缺失及三个地方法院意见的主要差异,试提出若干完善建议,以助于健全我国非诉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机制。

银行业消费者权益纠纷非诉调解机制研究

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持续深化,金融领域的各类矛盾纷至沓来,其中尤以银行业消费者权益纠纷最为突出。妥善解决此类争议,既有利于保护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也有利于维护银行业的稳健经营。当前,在化解纠纷的三大途径中,司法诉讼已远超负荷,仲裁思维受众较小,唯有建立国内银行业消费者权益纠纷的非诉调解机制,拓宽银行业消费者理性表达诉求渠道,完善银行业矛盾调处机制,才有利于提升银行业整体治理能力,维护银行业的正常经营秩序。

论诉讼调解与非诉调解解决机制的实践探索——以四川省法院实践为例

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以及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各类社会矛盾纠纷的发生率和激化率急剧上升,矛盾纠纷呈现出多样化、群体化、复杂化的特点。复杂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决定了纠纷解决不能仅仅依靠诉讼机制,而应当充分发挥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优势、特点。因此,构建科学、系统的诉讼和非诉讼相衔接的多元化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比较法视域下非诉调解协议效力规则的优化——以《新加坡调解公约》为切入

非诉调解协议的效力确认程序是二重审查模式,无法满足实践中调解制度的运用,影响调解的执行和效力发挥。面对国内调解环境的改变和国际商事调解的发展,非诉调解协议效力规则亟需完善。《新加坡调解公约》对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审查程序与我国非诉调解协议效力确认程序具有相似性,但我国非诉调解协议并不具备强制执行力,与《新加坡调解公约》存在差异,这为非诉调解协议效力规则的优化提供了借鉴基础。本文通过比较各国和地区非诉调解协议效力规则的立法,在赋予非诉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以及确认非诉调解协议的遮断效力等几个方面提出对非诉调解协议效力的立法予以完善的建议,以更贴合调解实践的发展。

论非诉调解协议的执行力

具有给付内容的国际和解协议发生确定效力后自动具备执行力的基本原则得到《新加坡调解公约》确认后,我国有必要修改司法确认制度,统一采用调解协议直接执行机制,进而解决国内非诉调解协议与国际和解协议执行机制的"双轨制"问题。但非诉调解协议本身要具有执行力还须要满足执行力赋予的形式根据与实质根据。通过正视我国非诉调解被国家吸纳并进行建制化的制度现实,可以将非诉调解协议"视为公文书",以契合执行名义的形式要求。程序保障与义务自我设定则构成赋予非诉调解协议以执行力的实质根据。非诉调解协议直接执行机制下,无须法院对非诉调解协议施以双重执行确认,只需执行法院直接判断是否将其以"执行"名义予以执行。

大调解视野下非诉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机制的定位与进路

非诉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机制在非诉调解组织与法院司法活动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直接有效地将司法程序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等非诉组织形成有力对接。在《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实施的一年多时间中,不愿确认、不会确认、不敢确认等问题比较突出,使该机制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打了折扣。非诉协议确认机制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需要党委政府、政法机关、非诉调解组织和广大群众共同参与,并积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双鸭山市司法局非诉调解助推社会治理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司法局积极推动建立全省首家非诉讼纠纷解决中心,短短五个月的探索,共调处涉及债务、证券、劳动、继承等非诉纠纷325件,标的额近2100万元,成功率达97.8%。加强组织领导,夯实非诉讼创新工作基础。市委、市政府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建设高度重视,将其纳人社会体制改革重点工作。

大调解背景下调解与诉讼的张力及变构分析

调解与诉讼均是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调解的政策依赖性极强,诉讼过于刚性,均存在自身无法弥合的缺陷,诉讼调解作为诉讼与调解的交叉,更是存在悖于法治发展等问题,倍受学界诟病。在大调解背景下,有必要厘清诉讼调解和判决的关系,解析诉讼调解和判决适当分离的合理性,让诉讼调解和判决适度分离,重构调解制度。

呼伦贝尔市非诉纠纷调处中心 打造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新模式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非诉纠纷调处中心(以下简称中心)自成立以来,创新工作理念方式方法,优化多元化解服务内容和形式,运用“非诉调解+司法确认”手段,主动化解社会矛盾、提供法律咨询,把大量矛盾纠纷调处在基层、化解在萌芽。2020年,中心被司法部评为“大排查、早调解、护稳定、迎国庆”专项活动先进集体,被自治区司法厅授予“全区优秀人民调解委员会”称号。

论人民法院诉调对接平台的角色重置与功能归位--基于对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20年诉调对接平台运行情况的考察

近年来,人民法院为缓解人案矛盾,增强纠纷处理能力,正积极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但目前改革仍存在诉外调解流于形式、司法化倾向明显、基层法院逢案必调等问题。要真正发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优势功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解决诉调对接平台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进一步扩展案件受理范围和纠纷处理能力,有效形成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合力,从而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解纷需求。

司法确认之申请主体适格问题刍议——以民事诉讼法(2012修订)第194条为切入点

2012年民事诉讼法的修订以基本法律的形式将非诉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纳入我国民事诉讼程序,赋予了当事人双方基于调解协议在规定时限内可向法院提起司法确认,以使其具有强制执行力。然而只能由当事人双方共同向法院提出申请这一规定的弊端明显:存在逻辑悖论、纠纷解决效率下降以及难以体现司法确认程序的优越性。为此,构建由一方当事人单独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的程序是使我国司法确认制度得以有效运作的路径,而这一路径有赖于建立相应的异议制度、细化不予确认的范围以及构建司法确认纠错机制。

《新加坡调解公约》在中国适用的困境与突围

《新加坡调解公约》旨在构建国际商事调解协议执行机制,发展和谐的国际经济关系。然而中国现有的商事调解法律制度难以与其相衔接,造成中国法院或仲裁机构所做的调解协议无法符合公约的适用范围,域外商事调解协议也难以在中国直接执行。对此,我国应该采取“两步走”方案,在短期内完善国内调解机制,在长期内制定专门的商事调解立法。

2024年《人民调解》杂志在等您!

感谢您!在您的关心和支持下,《人民调解》杂志办刊质量不断提升,影响面不断扩大,促进人民调解创新发展作用日益凸显。《人民调解》杂志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主管,法律出版社有限公司主办,人民调解杂志社编辑出版,是中华全国人民调解员协会会刊,是面向全国人民调解员、调解工作指导管理者的专业性指导刊物,是司法部指导调解工作的重要手段。杂志以人民调解工作为重点,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等非诉调解方式及基层司法行政工作为报道范围,宣传党和国家有关调解工作方针政策、司法部决策部署、各地改革创新经验、模范人物事迹和工作研究探讨等,是人民调解员和基层司法行政工作者的重要学习资料。

司法确认制度的实践与反思——以广州地区法院实践为例

司法确认制度是我国一项别具特色的司法制度,其目的在于人民法院以裁定的形式赋予非诉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广州地区的法院在对司法确认制度探索的过程中反映出该制度存在的困境:诉前联调立法的不完善,司法确认程序立法的粗糙,司法确认工作的不平衡发展及案件类型范围的狭窄。因此,广州地区法院的实践为司法确认制度提供了一个可分析的样本,在立法与司法层面上有必要对该制度进一步完善。

交错适用论视域下的司法确认程序——从司法确认程序性质、效力及救济切入

以诉讼法理与非讼法理交错适用论为视角，以诉讼事件非讼化为分析手段，以程序安定、效率及纠纷一次性最终解决为价值取向，将司法确认程序定位于具有一定诉讼程序特点的非讼程序，并对司法确认程序之现实困境提出平衡程序效率与程序保障、赋予司法确认决定一定范围内羁束力、理顺不同主体救济途径和规范程序形式等对策。

2023年《人民调解》杂志在等您!

感谢您!在您的关心和支持下,《人民调解》杂志办刊质量不断提升,影响面不断扩大,促进人民调解创新发展作用日益凸显。《人民调解》杂志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主管,法律出版社有限公司主办,人民调解杂志社编辑出版,是中华全国人民调解员协会会刊,是面向全国人民调解员、调解工作指导管理者的专业性指导刊物,是司法部指导调解工作的重要手段。杂志以人民调解工作为重点,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等非诉调解方式及基层司法行政工.作为报道范围,宣传党和国家有关调解工作方针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