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财产利益贿赂的犯罪化和追诉标准

“非财产利益贿赂”侵犯了贿赂罪的客体,并且其社会危害性已经达到了犯罪化的程度,应以贿赂犯罪论处。“非财产利益贿赂”的追诉标准是行为人谋取或为他人谋取到了不正当利益的,应予追诉。

论非财产性利益贿赂入罪

近年来,贪官落马的案件不断冲击人们的眼球。其中以非财产性利益贿赂的现象最为严重,但现行刑法规定的贿赂范围却难以应对当前花样繁多的贿赂犯罪。非财产性利益贿赂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危害性和持续性远远超过了财物贿赂,更容易滋生腐败。笔者认为非财产性利益贿赂符合犯罪的本质特征,将其立法是大势所趋。

非财产性利益贿赂立法探析

非财产性利益贿赂符合犯罪的本质特征,将其立法是大势所趋。刑事立法应细化贿赂犯罪的罪名,降低受贿罪之立案标准,建立多元量刑模式,并完善相关立法以打击因贿赂而诱发的其他犯罪。司法操作中非财产性利益贿赂的认定标准应综合考量,证据规则适用贿赂推定,量刑标准要重点考虑对公权力的侵害程度及社会后果,既得利益之处理适用罚金刑和资格刑。

论非财产性利益贿赂犯罪

贿赂犯罪侵害的法益存在不同学说,其中"公正性"和"信赖"作为贿赂犯罪侵害的混合型法益更符合国情,基于此,非财产性利益成为贿赂犯罪侵害对象具有合理性。"感情投资""网络虚拟财产贿赂"等认定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出现严重困难,非财产性利益定量机制具有可行性,"情节"式立法应当逐步成为贿赂犯罪的定罪模式,应设立非财产性利益定量评价标准,建立非财产性利益定量评价体系。

对非财产性利益贿赂的立法思考

针对社会出现的一些新型的贿赂方式,指出我国法律单以"财物"作为贿赂的对象已经不能涵盖经济转型时期新型的贿赂方式,认为有必要对贿赂罪中的贿赂范围探讨,从立法上规制非财产性利益贿赂。

对以“非财产性利益”进行贿赂犯罪的刑法探析

近年来,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数据显示,自2003年以来检察机关共查处贪污贿赂犯罪7万余人,且呈逐年增长态势。本文探讨的贪污贿赂犯罪将从剖析我国古代贪吏法律文化根源着手,结合我国现行刑法的相关规定,笔者从受贿罪中"非财产性利益"规定的角度。

浅谈非财产性利益贿赂

随着全球化经济的高速发展,许多国家工作人员不再执迷于金钱、财物,而更多的是追求权力、身份、地位以及生理和心理欲望的满足。许多请托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不断翻新贿赂形式,以迎合受托人这些欲望和需求,进行非财产性利益贿赂现象屡见不鲜。然而,中国刑法却未能将非财产性利益纳入贿赂犯罪调控范围,此类贿赂行为不断滋长蔓延,危害社会,因此将非财产性利益纳入贿赂范围具有现实意义。

论非财产性利益的受贿属性

一、我国成文法的一致口径关于受贿者收受贿赂的具体内容,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一致倾向于将其括定为“财物”。我国刑法第185条虽使用“收受贿赂”的笼统说法,但在规定“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同时,还规定了“赃款、赃物没收,公款公物追还。”可见,刑法是将款和物认定为贿赂内容的。

论贿赂罪犯罪对象的调整范围——非财产性利益贿赂立法化研究

当前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贿赂犯罪形式日益呈现出多样性和隐蔽性,贿赂的现实范围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财物说",非财产性利益的贿赂方式已经成为我国反腐败斗争的主要对象,这种贿赂方式不仅侵害了国家公职行为的廉洁性和公民的合法权益,更是严重阻碍了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针对我国当前严峻的反腐败形势,立法机关应当审时度势,客观地将非财产性利益尽快纳入刑法贿赂犯罪的调整范围,以求弥补当前打击贿赂犯罪法律上的漏洞。

非财产性利益纳入贿赂犯罪对象范畴的立法设想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贿赂犯罪不仅数量日渐增多,而且形式上也日趋多样化和隐秘化,单靠刑罚的威慑已经无法遏制贿赂犯罪的发展,必须严密规制贿赂罪的刑事法网。将非财产性利益纳入贿赂罪的对象范畴是严密贿赂罪刑事法网的重要措施,本文在对比不同学说后,对非财产性利益贿赂入罪的必要性进行分析,并提出将非财产性利益纳入贿赂罪对象范畴的立法设想。

非财产性利益是否应纳入我国法律规定的贿赂范围

人们对于贿赂的概念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传统意义上的贿赂,人们把它与财物是划等号的,随着社会发展,财物的范围也由简单的财物扩展到财产性利益上。而非财产性利益能否纳入贿赂的范围,理论和实务界一直没有给出明确答案。我国现行的受贿犯罪惩治体系是建立在具体数额基础上的,一切财物都要转换为具体钱数进行定罪量刑,而一味以数额作为认定标准,无法体现受贿罪所侵害的犯罪客体,即社会危害性。将非物质性利益纳入贿赂的范围是历史的大势所趋,但现阶段还不能马上实现,需要有个过程。

论贿赂应包括非财产性利益

贿赂是受贿罪的一个重要的事实特征。但何谓贿赂?其内容范围是什么?无论是刑法理论界还是司法实践部门,认识都不尽一致。总括起来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贿赂是指财物;第二种观点,认为贿赂主要是指财物,但在某些场合,也可以是指财产性利益,如提供住房、无偿劳务、免费旅游、免除债务、设立债权和实物招待等;第三种观点,认为贿赂是指财物或不正当利益(包括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即凡是能够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和物质欲望的任何形式的利益都可以成为贿赂的内容。第一种观点与第二种观点并没本质区别,因为财产性利益与财物,在实质上并无区别,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财产性利益基本上都可换算成具体的财物。因此。

谈商业贿赂中的财产性利益与非财产性利益

一、商业贿赂中“利益”的表现形式 “两高”《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7条规定：“商业贿赂中的财物，既包括金钱和实物，也包括可以用金钱计算数额的财产性利益，如提供房屋装修、含有金额的会员卡、代币卡（券）、旅游费用等。具体数额以实际支付的资费为准。”这一解释将贿赂内容扩大到可用货币衡量价值的一切财产性利益。与财产性利益相对应的，是非财产性利益。随着国家对商业贿赂整治力度的加大，行贿、受贿双方规避打击的手段也在日益翻新，贿赂方式的非财产化逐渐呈现扩大趋势。非财产性利益是指不可以用货币衡量的，能满足受贿人各种物质与精神上需要的一切不正当好处。

商业贿赂应包括“非财产性利益”

近年来，商业贿赂日渐成为一种市场“潜规则”，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秩序，成为严峻的法律和社会问题。

精神损害概念探析

精神损害是随着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的确立而为人所常提及的概念 ,各国立法和判例对此称呼不一。损害的客体是什么 ,与财产损害有何区别 ,其具体内涵如何 ,本身有何特点 ,作者在梳理不同观点的基础上 ,就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理由。认为精神损害不只是侵权行为下才会发生 ,于合同不履行时也照样可能存在 ,宜将精神损害区分为“事实上精神损害”和“法律上精神损害” ,以更好地理解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规定 ,并根据现实的需要完善这方面的立法。最后得出结论 ,“精神损害是一切非财产利益上的不利益。”

贪贿犯罪立法修正释评及展望——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

基于进一步严密腐败犯罪法网、有效惩治贪污、贿赂犯罪、落实减少和控制死刑适用的死刑政策及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旨趣,《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犯罪做了较为全面的修正和完善,具体表现在:修改贪污、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提高贪污、受贿罪的死刑适用门槛,并针对重特大贪污、受贿罪,增设终身监禁;增设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完善贪污、受贿罪的特别宽宥制度;秉承罚当其罪,强化犯罪预防的刑罚配置原则,大量增设罚金刑;调整行贿犯罪的从宽处罚措施,强化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从立法论来看,未来应进一步地从以下几方面完善贪贿犯罪的立法:将贿赂犯罪的标的扩大至非财产性利益、取消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废除贪贿犯罪的死刑以及独立配置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关于贿赂的界定问题

在受贿罪研究中对贿赂的解释刑法理论界形成了三种学说。通过对这三种学说的阐述和评析,指出在现行刑法关于受贿罪的规定修改完善之前,对于金钱、物品及财产性利益可以纳入"财物"的范畴。对于非财产性利益,我国刑法应该借鉴国外立法例,尽快将其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

性贿赂犯罪化研究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腐败已经成为各国民主法制建设进程中的最大障碍之一,而贿赂犯罪则首当其冲。在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日渐提高的今天,性贿赂以其独有的特征和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成为各国贿赂犯罪的应有内容之一。但我国受形式主义及司法实践中的“计赃论罪”观念的误导,至今未将其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本文通过分析当前性贿赂犯罪的现状,纵观中国古代的立法例,横向比较西方国家的立法,阐明了我国当前切实可行的做法应当是通过立法解释将贿赂罪的犯罪对象扩大解释为物质性利益与非物质性利益,把性贿赂纳入贿赂罪之中。

中国刑法、日本刑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关于贿赂的内容和范围的比较

对贿赂的内容和范围的规定直接决定一国对贿赂犯罪的打击力度。日本刑法和判例确定的是否构成贿赂的判断标准就是是否能满足人们的欲望。只要能满足人们的欲望的东西,无论其种类和形式如何,都构成贿赂。《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将"不正当好处"作为受贿罪贿赂内容和范围。而中国刑法规定的范围最窄,仅仅规定了"财物"和"财产性利益",不利于打击和遏制贿赂犯罪。因此,有必要在立法上进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