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与无意:辞格与非辞格的分水岭——兼及辞格的定义

人们的言语行为有自觉与自发之别。自觉的有意行为和自发的无意行为有时能影响到同一语言现象能否作为辞格而存在。比如某些在意义、色彩、用法等方面背离了社会约定俗成的语言现象,作为辞格必须依赖于使用者(说者、作者)的自觉意识,使用者的言语有意违背社会的约定俗成方是辞格。如飞白、别解等,使用者的言语如果无意违背了社会的约定俗成则是一种语言错误。因此相对于有些语言现象而言,言语主体的有意和无意就是辞格与非辞格的分水岭、国境线。请看几例:

从辞格的性质看辞格与非辞格的界限

中外学者对辞格的研究由来已久。从亚里士多德《修辞学》到现在已有两千多年,我国最早提出这一术语的是唐(钅戊)的《修辞格》(1923年),1932年,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问世后,辞格研究作为修辞学的重要内容越来越为大家所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对辞格的研究是比较充分的,远远超过对消极修辞和语体风格的研究,至今方兴未艾。遗憾的是近年来有些观点认为辞格的研究已经“到顶”,没有什么值得研究了,甚至认为辞格研究已经是无所作为者为之的事。对此,吴士文先生说:“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辞格的研究虽然有几十年的历史,但在研究上只不过刚刚有点头绪,且不说不少辞格尚未被发现。

当代隐喻学视域中认知辞格的归并研究

深入剖析隐喻和转喻的内在逻辑关联,提炼出宏观描述意义构建的关键要素。隐喻和转喻须臾难离,共同支撑起认知辞格的理论框架;言过其实和低调陈述背道而驰,通过对标量值的调节实现特定的语义效果;反语看似自相矛盾,实则表达嘲讽语气;悖论和对顶移步换景,通过语义框架的重置实现语义适恰。剖析这些辞格的形式表达和语义内涵,阐述这些修辞格的内在性质和相互关联,总结概念表征和认知模型之间的对应方式,从而弥合非基本修辞格研究的不足,为构建统一的修辞语言研究框架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辞格的同义手段

从本质上看,修辞格是一种能产的固定化了的同义手段模式。辞格的同义手段问题包括四个方面:一是辞格的语义结构模式本身就是同义手段的产物;二是相同辞格中的小类可构成同义手段;三是不同辞格可构成同义手段;四是辞格和非辞格可构成同义手段。研究辞格的同义手段是研究同义手段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也是修辞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汉语新词语修辞造词分析——以“171条新词语”为例

新词语修辞造词分析日益彰显出多方面的意义和价值,但修辞造词理论基础薄弱,修辞造词分析模式尚不成熟,导致以往的修辞造词分析存在不少问题。问题主要体现在对修辞造词法和其他造词法以及修辞造词的具体构成没有做出明确的区分。针对这一现状,建立以全部修辞方法的分析为对象和基础的分类体系十分必要,采取"辞格+非辞格"的分析模式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四大非转义主辞格:渊源与论证——兼中西非转义辞格论辩观比较

在以辞格认知转向为特征的学术背景中,隐喻等主要转义辞格广受青睐,但同样重要的非转义辞格却未获应有关注。以西方人文学传统中的隐喻、转喻、提喻、反语四大转义主辞格为参照,追溯其分别对应的相似性、接近性、闭合性、突显性格式塔完形原则,本文首次抉择出四大非转义主辞格为:反复、排比、反问、对照,并通过中西古今修辞学相关要著予以验证。四大非转义格契合的认知性理据和丰富的论辩性史据揭示了非转义主辞格与转义主辞格都具有重要的认知性与认识论意义。

《汉语修辞美学》出版

谭永祥先生的新著《汉语修辞美学》,把美学价值作为修辞的核心问题来探讨,认为修辞是具有审美价值的言语艺术,是言语和美学相互渗透的产物。这是作者评说各种修辞定义,比较得失之后提出的新定义。该书把具有审美意识的辞格和辞趣作为修辞研究的主要对象和范围,吸收前人和时贤研究成果,严格筛选,悉心研探,提出辞格60个,其中新建辞格34个,传统辞格26个,对容易混淆的辞格和非辞格作了精当的辨析。在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创意的基础上,作者对“辞趣”这一汉语所独有的亚辞格现象着力描写,于形趣、